一九四二

以后还敢不敢相信豆瓣评分？这么好的电影竟然被那写没看过影片的人恶意中伤的这严重，把对导演的攻击转化成对一部好电影的污蔑。
 每次进影院去看电影之前要在豆瓣上看下评分，低于7.5的直接忽略。
 周一看的少年派是因为评分竟然达到9.2,但走出影院内心并没有太多的震撼。然而1942的评分如此之低让我一开始直接认为此片不过是又一部“大师级”导演出品的垃圾片。
但是仔细观察影评，很多打一星的评论者根本没有看过电影，只是对导演和影片恶意的中伤。
幸亏今天走进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没有错过一部国产电影中难得的好片。电影借着还原历史讽刺了很多东西，人们在饥荒面前本性的暴露，我们中国人善良和邪恶的两面都真实显现。1942河南饿死三百万人，1959年饿死何止三百万！冯不敢也无法去拍1959，只能借由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讽刺去指桑骂槐。冯近些年对宗教的感悟也融入其中，个人觉得此片和少年派都在宣扬基督教。虽然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但是看到世界上有如此多的灾难之时我也会发出影片里的那种疑问：“如果神灵不去拯救受难的人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如果上帝战胜不了魔鬼我们为什么还要信？”悲凉的百姓只能在饥饿和战火中挣扎，侥幸活下来的不愿意回忆这段悲惨的过去。
希望喜欢看电影的人们不要因为近乎污蔑的评分错过一部好片，以后看电影真的不敢迷信豆瓣了。

若干年前，启蒙课，师傅告诉我，先做人，再做事。

1942那个年代，我的外公外婆有幸活了下来。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是一段不愿回忆的历史。现下我外公就快90，身体还算康健，他当过兵，上过战场，战场的旧伤一直折磨着他，子弹差点打上脊椎。小腿当年医疗不够，一直留有伤痛。外公前几年把自己抗战时的东西捐给了博物馆。前年外公旧疾复发，重病，手术。和大多数传闻一样，所谓的老兵根本得不到任何政府的补助。当然这些，我们不会去告诉外公。

唐山大地震到1942，国难让冯先生赚足了名声吃够了甜头。反思，回忆，悼念成了赚钱的遮羞布，一场又一场的上映，赚足了眼泪和钞票，纸醉金迷的冯导拿着一笔笔收入搂着一位位女星，开心时候给各位说两相声，恼怒时候，直呼各位网友畜生。

如我外公外婆这样年过古稀曾经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活的幸福舒坦，但必然不如冯先生这般富裕。他们大多拮据，大多被病痛折磨，大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多……

如今，这部非公益性质的电影，他所带给了冯先生这圈人无尽的收入，今天他票房过多少，明天他几个影院加档，这每一分钱都落入了这圈人的腰包。当你为此片落泪的时候，可曾想过真正打动您心灵的人此刻却受着病痛，穷苦，衰老的折磨……

冯先生，艺术家导演的外衣穿在您的身上，您可觉得半分羞耻？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是我在星期六上午看的，开始时我只是瞟了几眼，可是后来精彩的故事情节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于是我越看越起劲儿......
影片《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
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老东家是典型的封建地带，可即便如此也被迫逃荒，亲眼见证自己亲人的种种死状。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还是报道灾难真相的记者白修德，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
影片最惨烈也是让我最最痛恨小鬼子的是：百姓们在逃荒的路上，地上有官兵的抢劫，天上有可恶的日本鬼子的飞机，可恨的小鬼子们朝着手无寸铁的可怜的老百姓飞去，一颗颗致命的炸弹从天而降，炸得遍地尸体，血流成河，许多的人家破人亡，日本鬼子不仅一直侵略我们的祖国，而且他们还把中国人的头颅砍下来挂在柱子上，真不是人。可想而知小鬼子是多么的残忍，可怕，可恶啊！这主要是因为腐败的国民政府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呀！唉……看到这里我的心是无比的痛！他们生活在一九四二年，我们生活在二零一四年，同样是人，生活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应该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呀。
确实，“国破则家亡，国强则家富”。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如果没有那些威武不屈，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我们就不会有现在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从现在起要认真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诗经十五国风，八个在河南，篇幅最多的是《郑风》，郑国就在如今郑州附近，河南中心地带。孔子以“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其他国风也有妇人事，比如《秦风·小戎》，说的是女子思念出征的丈夫，但《郑风》多半是未婚女子谈恋爱的过程。这就不一样了，在孔子看来，女子敢这么大胆求偶，甚至弄到失态，那还了得，就是淫。卫国在河南东部，不仅有诗歌，音乐也很发达，而且描绘的多半是贵族爱情故事。孔夫子向来是讲次序的，离经叛道的事儿，下里巴人们做做也就罢了，贵族应该四平八稳，行君子之德彰国家大义，像农妇村汉一样沉溺于情事，忒不稳重，所以有“卫郑之声淫”。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

电影进行了没多久，张涵予扮演的神父消失了，蒂姆•罗宾斯也消失了，冯小刚开始以庞大的野心拆解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元首不察民情、军队恃强凌弱、军需官大发国难财、政协主席随波逐流……而另一边，则是饿殍遍地、横尸遍野，难民卖妻卖女。偌大的国家，只有负能量，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救赎的可能性，让这部电影成为极不愉悦的观影体验，或者说，冯小刚知道如何去营造一场震烁历史的苦难，但他不知道如何去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我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冯小刚会拍这么一部饥寒交迫的电影，倘若《唐震》还能关乎时代热点，那么《一九四二》作为早被人忘却的历史，看上去并没那么大的票房效应，而且前者尚有“抗震救灾”的这个谄媚点在，后者大概就只有赤裸裸地苦难呈现了，再说冯小刚的心狠，不像李安那样含蓄地隐藏犯罪现场，所有的暴力场面，包括野狗撕咬尸体，瞎鹿被热锅烹煮、横穿栓柱后脑的武士刀，都有些不忍目睹。整部电影，冯小刚就是在没完没了地将人物推向火坑，这是标准的电视剧风格的文本，以刻意强加的矛盾，调动观众情绪，剧力单薄，没有想象空间和题材的厚重感。

而且《一九四二》的出发点和《唐震》都很是可疑，面对这么一个苦难的题材谈票房无论如何都是一桩可耻的事，何况，要同时符合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性的三重条件，本就是痴心妄想，到底终归是个“三不靠”。冯小刚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美学风格和标志化镜头语言的导演，也不是一个有悲天悯人情怀知识分子。他的电影几乎都是市井的俗语，最有价值的 “冯氏幽默”，实则是谄媚化的笑料拼凑的一招鲜，和加长版的小品无异。所以一旦到了《一九四二》这样的大背景下，冯小刚立刻暴露出自己的贫瘠和浅薄，他无法从这个灾难的背后挖掘出人性化的东西，也无法理解如何去面对这段历史。整部电影，他除了刻意强化苦难，实际束手无策，信仰本可以成为支撑和救赎的力量，但神父的布道没有被展开，反而显得多余，而政府的腐败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了避免文本单薄而刻意强化的副线，实际上如同半部记流水账一样的《建国大业》，它和难民逃荒的主线，其实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交互性。

负能量的另一个表现是，电影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作为长工的瞎鹿又偷又抢还卖女儿，拉车的拴柱以两块饼干诱惑欲占东家女儿便宜，而那个地主老东家经历了家产从有到无，竟被冯小刚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包括徐帆这个角色，被塑造成半坚贞半可怜的形象，实际上是有意拔高。在这部电影里，她的自行出卖，包括东家女儿的自我出卖，在为家人换食粮的同时，未必不包含了个人解决温饱问题的原因，实际上都存有私心，这就让她们身上的悲情色彩大大减低，而那场姑侄拜天地的情节转换迅猛而扭曲，实际上和《唐震》中徐帆下跪的那场戏异曲同工。而拴柱虽然是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但那不是民族意识观的反抗行为（假如不是风车事件，他亦有做汉奸的可能性），而更像是一场风车引发的“天下无贼”式的血案。甚至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也不单纯，他经历过炮火洗礼和饥饿的边缘，但那是他的职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普利策奖。李雪健扮演的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本可算个正面人物，但他虚弱、迂腐，无法承担起整部电影里的希望与救赎的责任。

很多电影都描写过苦难，但并存的是希望的抗争，《金陵十三钗》就是不分贵贱毅然赴鬼门关的气节，这种崇高的东西，《一九四二》一点都没有。冯小刚或许也曾顾虑过电影里的人性善恶，但分给疾病中的阿嬷一升小米，在芦苇丛里换条裤子，似乎就是理想主义的荣光了，冯小刚总把眼光聚焦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处，自然也难有顾全大局的胸怀。《一九四二》是一部没有气节，没有想象，没有灵魂的电影，且完全是拼凑化的文本，冯小刚的小聪明一直凌驾在叙事之上，他的电影从来都是节节低俗的谄媚，就算在这部题材严肃的制作里都没忘了那些浅薄的幽默，不幸的是，这些幽默不但无法调和电影本身的沉重，还让这部电影从根本上变得更轻佻。

倘若一个导演在以诚意拍一部电影，那么里面必然有他坚信的价值观，这种东西，李安有，张艺谋也有，甚陆川都说自己有，至少他们能找到一个论点，去解释它的崇高，哪怕是用谄媚的方式，但《一九四二》中的冯小刚，若无米之炊，也只好拿着放大镜数落着那一颗接一颗的伤疤了。这犹如是拿苦难来贩卖，那些刻意强化的苦难，实际上是为了发更多的国难财，这个从来都只把票房挂在嘴边的人念叨的不是良心，而是利益，他从来不懂什么是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寄托。

所以，《一九四二》根本上是一部很无耻的电影，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创作的严肃性，就像那些一百多天后仍然白白胖胖的难民晃在银幕上，很恶心，也很瘆人。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

  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
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
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
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
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
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
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
  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
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
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

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
 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
 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
 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


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

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