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归正会

(文/伏热)

时隔多年，施耐德终于奉上了一部惊艳的，极具个人风格之作——《第一归正会》，不紧不慢，夹杂愤怒，和极度痛苦地对待信仰与怀疑的凝视和内心对话。施耐德的天赋在于他可以顺手拈来大师的标志性手法，杂糅在一起从而展现个人美学。在本片中，他利用建筑和环境来构建他的主题，让人联想起他一贯借用的小津安二郎，并且也借鉴了英格玛·伯格曼的斯多葛式内省。

托勒（主角）的儿子，早年参军不幸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以致于此后托勒开始渐渐游离于自己的信仰。当地集会已经移居到镇上的大教堂，优渥的环境，充满了最先进的宽屏电视和场馆式座位。负责操办第一归正会的250周年重新庆祝的杰夫斯，由腐败和激进的公司首席执行官所资助（并受其影响），后者是气候变化的否认者，他的公司正是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企业之一。与此同时，托勒的行为一直受到杰夫斯的掣肘。

托勒，这位长年操劳的神职人员，脸上留有皱纹，他的肝脏长年被酒精所侵蚀，生活缺少成就感。于是，他决定接下来一年不间断地写日记，作为自省的记录，记下焦虑和虚空，并在他完成时烧掉它。当他不卖纪念品时，他不停地喝酒，写作，思考自我存在的缺陷。虽然外表光鲜，但他并不好：他尿血，当他刷牙时，棕红色参杂着血的吐沫粘在牙齿上，镜子里扭曲的脸，一副骇人的，奄奄一息的面孔。他被毒素所蹂躏，慢慢死去，以人类对待地球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

有一天，虔诚并怀有身孕的玛丽来找他，关心她的丈夫迈克尔最近的精神状态—— 耽于对人性的深恶痛绝而无法自拔。托勒在玛丽和迈克尔这里找到了新的使命——这对夫妇需要他的帮助。（某种意义上，一个信仰者需要他的信徒身处痛苦，扮演被需要的角色。而不是托勒，只会屈从于人类对自我毁灭的内在渴望。）迈克尔是一个怀疑论者和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地球毁灭的推论一直蚕食着他的信心，他不想把孩子带入他将弃绝的世界。托勒本着他的职业本性，解答了迈克尔的所有疑虑，并旋即发现自己陷入不确定之中，于是他开始掉于自问的漩涡之中。

当托勒发现迈克尔的尸体时，瞥见其头部被猎枪摧毁，他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厌恶或悲伤，而是一种平静的好奇。他被迈克尔的环保主义者的痴迷所吸引。这就好像死者已经在托勒内部重生一样，好像托勒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信仰，一个狂热的政治化的信仰。对于圣奥古斯丁基督徒来说，自杀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托勒开始在死亡中看到新生。

即使按照施耐德的标准，这部电影也不过是一此贫瘠的尝试——关注精神生活的持久性，对腐败和激进主义的敏感，以及照看他置身的当代美国：地球缓慢中衰老，痛苦和忏悔，以及自杀和谋杀的正当性。

它有点令人反感，有时有着令人赞叹的美丽，且充斥着入髓的丑陋，这一切都包含于施耐德的电影哲学，一个崇拜电影的人的明证。这是一部粗犷并且克制的电影，充满了哀伤，和希望。一丝不苟的构图，像托勒有条不紊的早间生活。

《第一归正会》感觉就像是为施耐德职业生涯的一次高潮应运而生。同样通过使用日记作为叙事工具，它可以追溯到马丁斯科塞斯的纽约梦魇《出租车司机》。这两部电影都使用了一种简练的画外音来阐明一个男人的内心混乱：他的幸福感日益消退，他对周围人的蔑视日益增长，并且将所有愤懑诉诸暴力。

施拉德曾打趣说，尽管他作为一名电影制片人有自己独特的职业生涯，他的讣告中也将会被读到“Writer of Taxi Driver”。通过《第一归正会》，他正在重写自己的遗产，重新探访那些斯科塞斯电影中的原始迷恋。

春节回家的中国年轻人需要接受七大姑八大姨催婚、催生的「年味盘问」，《第一归正会》里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迈克尔对生育繁衍的抗拒比我们更彻底，他的不育理由上升到了人类一体的世界观高度：世界已经走向了一个严重的、大规模的、不可逆的毁灭，社会结构禁不起多样化的危机，无秩序将在不久的将来占据你的生命。

生育即处罚，与其让生命在这样的世上受辱，不如在源头将绝望扼杀——堕胎。

《第一归正会》开场的这场静穆、抑郁的对话场面，就抛出了美国左翼和右翼都极具争议的重要命题：环保和堕胎。被绝望拉拢的男主角牧师托勒理解这位高级恐育人士的殉道精神，但神职人员的信仰又要求托勒必须给出希望，即使这个希望是模糊而虚构的。

讽刺的是，牧师托勒给出的希望巧妙绕开了政治和宗教的大旗，反而是从最小的单位——自我，来给迈克尔讲诉心灵鸡汤，自己的儿子被自己亲手送上战场并最终牺牲，他用自己的破碎家庭来举例论证——夺走生命的创伤超过遭受它进入世界的创伤。

这个并不怎么高明的解释，是《第一归正会》的编剧和导演保罗·施拉德在自己之前的系列男人电影里经常使用的路径，充满对救赎的渴望，但又无力从本质改变现状。

作为一个严苛的荷兰加尔文教家庭长大的后代，施拉德的施虐倾向显然强于其他美国同行，他编剧或导演的《出租车司机》《美国舞男》《迷幻人生》等作品都展现了他对存在的诸多黑暗构想，聚焦于讲述男主角可悲狭隘的怯懦故事，又以可悲又狭隘的斗争结束。

艺术家一旦进入职业生涯的晚年，都易陷入一种自由而缺乏抑制的风格状态，《第一归正会》比之前的救赎故事更彻底，它必然比去年同题材并提名奥斯卡的《海边的曼彻斯特》走得更远，因为在肤浅和当下的世俗绝望下，还有宗教的超越性亟待处理。

作为布列松和伯格曼的忠实好莱坞推手，影评人出身的施拉德并不忌讳自己对《乡村牧师日记》《冬日之光》《牺牲》等片的致敬。牧师以日志方式凝视神性的深渊，责问形而上学/神学的缺席，关于神性的定义不断被精炼、压缩和感应。

只不过更加美国的施拉德拥有一个美式堂吉柯德的野心，他更想在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中布道，将自己的观点带给参加弥撒的普罗大众。

当托勒的胃痛止吐水倒入威士忌并形成一个粉色星空漩涡时，很难不让人想起《出租车司机》里特拉维斯盯着水杯中嘶嘶作响的泡腾消食片的画面。这是一种完全关于世俗心智的特写停顿晶体，不是关于禁欲、骄傲、神圣的上帝是否会原谅我们的虔诚祷告，而是纯属于世俗世界的静穆超验。

在这个维度，施拉德反而超越了将世俗传统情感摒除的布列松，因为蔓延的粉色液体比用信念定义信念的精神提升更贴近电影的本性。

最后，施拉德将关于粉色的世俗静穆移植到了托勒徘徊的海边，被污染生锈的船体和黄昏中的粉色天空相互映衬，托勒对自己说：「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祷告。」这种祷告并不要求信徒必须知道什么，只需要信徒弄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环保成为政治取代宗教的发端，托勒被环保主义的狂热拉拢了，自杀的迈克尔重生在托勒的身体里，一种炽热、政治化的信念而非信仰开始成为托勒的明确事业。

第一人称旁白成为托勒与宗教超验性斗争的见证，我们信任旁白者宽慰人心的嗓音，但也容易被他看似可靠的自我辩解而蒙蔽。

《第一归正会》承袭了《乡村牧师日记》向上帝自我剖析的路径。中世纪的基督教徒通过自己的良好品行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他值得上帝来接纳他。

而现当代的历史经验，却令教徒们更多觉得自治之路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死路。所以，《乡村牧师日记》《第一归正会》里的日志是一种不应建立在理解信念，而应建立在理解一个人不能理解信念的基础上的自我剖析的教义体系。

但本质上，布列松电影里的信仰者，终究是一个靠某种特殊需求活着的，对世俗的危险不做理性回应的人。

《扒手》结尾里米歇尔和让娜之间的深情拥吻在观众看来是否可信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是否愿意膜拜这一行为，角色最终无论是死亡、自由或是被监禁，布列松都用超越自己甚至超验的态度提出了一个连贯而可逆的信仰。

《第一归正会》的结局，360度旋转镜头下拍摄的拥吻更用力，反倒没有像《扒手》带来一种超验的冲击力，很大原因在于托勒最后15分钟的3次转变。

《第一归正会》这天启式的接吻

信仰激进环保主义却依旧跳过绝望相信永恒的玛丽让骄傲到绝望的托勒从厌世的神职人员转变为生态恐怖主义者，再突变为身负荆棘的宗教殉道者，最后又化身成短暂的情感妥协者。

其实玛丽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影像，本质上，玛丽的每一次触发都更像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熟读《圣经》的施拉德最喜欢的教徒是保罗，原本要去大马士革残害基督徒的保罗中途因为耶稣的点化而醍醐灌顶成为耶稣最虔诚的门徒。

保罗的转变源于耶稣的点化和自我的形变，是一次恩典在场的主动救赎，而托勒的救赎是一次现代性的恩典，不是行动的两难，而是决定的两难，没有神迹会为你点化现代社会中或平庸或残忍的陷阱，耶稣依旧不在，玛丽只能提供复杂而模糊的恩典轮廓，一切都需要托勒用自己笨拙的祈祷来连接上帝的感应。

托勒和玛丽的最终相拥不是纯粹的、成之有效的神迹感应，而更像是托勒救赎路上的一次有益徘徊。

背弃丰盛生命会女同事的关心和帮助，甚至当面侮辱她的托勒无疑是丑陋和危险的，施拉德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求爱效果并不是为了贬低踩高两位女性，从世俗情感的本质看来，她们是等同的，只不过代表当代自由派神学的玛丽比代表当代廉价恩典的女人更能激发托勒渴望罪孽宽恕的信念。

施拉德用拥吻后连音乐都戛然而止的静穆结局告诉观众，绝望可能依旧会延续，但接受平庸现实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仍然大体依赖信仰。

剧本很好吗？也许。人家顶着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头衔。剧情很好吗？未必。看了一半我以为是探讨一个在受资本排挤、没有生气的教堂供职的牧师的人性；探讨他如何每天布道、帮人解答各种人生难题，却到头来只发现自己是冠冕堂皇地灌鸡汤，只发现自己背后也是深渊，只发现自己都没有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探讨他如何身体恶化还坚持行上帝之道。我会说，啊，很好，这就是我想看的。可能我毫无宗教背景，看不到任何关键的点吧。一半之后我又发现这是一部环保片，以Michael为起点引发Toller反思人类对地球所做下的种种，进而思考帝哥真的会宽恕人类吗？快到片尾我又以为是恐怖片，思考无果的牧师准备玉石俱焚，在升华中找到救赎。最后原来是爱情片，Mary再次出现，Toller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准备赴死的Ernest立即融化破碎，破碎之后才能寻得宁静吧！到这里我明白了，片子还是回到了牧师纠结的人性思考，因为那黑色的衣衫下却是入柔的荆棘。

关键词：牧师日记；荷兰移民的教堂；工业城；日渐恶劣的环境

想必，稍有阅历的观众都能从本片看出不少布列松的端倪来。如果说本片没有受到一点乡村教士的影响，那绝对是自欺欺人。我们甚至能从隐藏在故事中的叙述符号中，看到这种相似或曰继承——17世纪晚期在殖民地建成的荷兰族裔教堂，其历史蕴含就是詹森主义被打压的教会史（此处不展开了，自行百度）——但需要稍微展开一下詹森主义的意识形态：简单来说就是认定人的原罪是不可自赎的且人的堕落是不可自救的。上帝的恩典与人的自由意志无关。人的获救是上帝预先拣选的。总而言之，就是强调恩典和宿命。理解这一点，是理解本片的重要基础。

既然已经提到了《乡村教士日记》，就必须提到深深影响布列松创作思想的法国作家贝尔纳诺斯（《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在撒旦的阳光下》、《少女穆谢特》）。他的写作渗透着强烈的詹森主义批判性。对于生活本身的险恶和人的堕落，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总是成为既震撼人心又显得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乡村教士也好，穆谢特也罢都承受着这个世界无以复加的恶意——他们仍然相信善良、道德以及朴素的信仰——他们不能像地主、猎人那样肆无忌惮又逍遥自在地活下去。事实上，他们是向往死—救赎的恩典的。这一点在乡村教士身上更加明显——并也被本片借鉴了过来。

酗酒

这一幕与乡村教士蘸葡萄酒吃面包的场景如出一辙。既可看作是致敬也可看做是一种叙事气质上的精神延续。而图像之下的内质则暗合了詹森主义的那套理论——身负自责的牧师终日靠酒精麻醉自己。而另一方面，牧师又每每从深夜和黎明前惊醒，然后一本正经地记述自己与上帝、真理的对话和忏悔。

牧师日记

在这里，本片比布列松更加喜欢用暗喻来变现，其实并不算得上很高明。日记；酒杯；牺牲的证明和教堂的钥匙，一并构成了一个封闭的阐释：居住在客西马尼园的牧师，日复一日地沉浸在悲怆中无法自拔。

这位敏感、谨小慎微的牧师甫一出场便表带凄凉忧郁之色。尽管，他的工作和任务是去开导一位激进环保人士，但他事后认为这其实是极为困难的任务。而随着环保者的自杀，牧师被卷进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机之中去。唯利是图的工厂主、八面玲珑的大教会负责人、频频示好的女性教会工作者还有那可怜的寡妇，以及一系列迫近的亟待他亲自办理的事项——教堂250周年纪念；修缮；葬礼和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更是将之挤进了墙角。

牧师每日都奔波于这样那样的事务中去以至于甚至都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他开始酗酒。他开始憎恨。他开始制定一个计划。他送走可怜的玛丽并嘱咐她千万别来参加纪念……

牧师拿出了那件自爆背心。纪念活动如期开始，牧师开穿上了自爆背心然后，他突然发现玛丽的到来……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坏人”的视角来看一下。团契负责人对牧师的开导错了吗？没有，反而说的很有道理。那么工厂主对牧师的指责，是否合情合理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尤其是考虑到政教分离这一基本原则，牧师受到影响从而决意自爆的计划，本就是极端的不是吗。尽管，这个极端的选择是对日渐腐败的外界的回应但，它仍然是盲目和非建设性的破坏。一个工厂主的生死并不能改变环境污染的社会问题，而一个牧师的自爆却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冲突——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对问题的回避乃至退让呢？并不如此。牧师的责任不是抗议，也不是安抚而是通过保持中立进而接纳更多的人去传播福音——否则牧师就成了直接参与社会进程的革命者。从这一点上来说，牧师的确“并不理解上帝的旨意”，虽然他从事着教堂的工作。再次落回到恩典论的宿命思想上。

可，牧师尽管肠胃出了严重的问题——医生却这样回答他。“现在有很对治疗癌症的办法”——是啊，现在已不是上个世纪了。乡村教士眼中堕落、不可救药的法国农村已经成为了历史。战争的破坏和战后各种民权运动的兴起，将人类的历史彻底与过去划分开来。污染仍在继续，但环保的声音和行动也在扩展。人们仍然受到强权、金钱的压迫，但人们已经走上街头……詹森主义之所以在以保守著称的天主教内部都受到排挤，是可想而知。因为这种否认人的能动性、否定自由意志的作用的观念，虽然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但长远看来，却是对人本身的否定和压制。如果这套观念大行其道，其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结尾——回到电影本身，这个结尾既合情合理又通过与布列松的对照而展示出新的意味。

最后玛丽的现身

玛丽的出现，破除了詹森主义宿命观的笼罩——也同样破除了牧师心中的憎恨。他憎恨的源头不消说源自儿子在伊拉克的枉死——这里所使用的“枉死”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即便对于出自世代从军的爱国家庭的牧师而言，他自己也承认了战争的“不道义”性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家庭的破灭。妻子不能原谅丈夫鼓励儿子参战，牧师不能原谅自己造成的过错（以及影片中环保者的自杀），这份负罪感，自责和愧疚直接造成了牧师在教堂的那种忧郁和敏感的“苦修（酗酒）”生活。

当牧师第一次出现在玛丽家中时，他与自杀者相对而峙，分别占据着画面的两侧——尽管，牧师出于自身的责任与对方针锋相对但，实质上，牧师心里很清楚——在环保者的坚定信念和由此信念而产生的行动力面前，自己仅仅是一个躲在“第一归正会”内的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这一点，在他不懈地写日记的行为中，已经得到彰显。这本被他称之为“在特定时刻”便要销毁的日记，不过是他与上帝的对峙的记录。是他被詹森主义所吸引进而迫不及待展开自己的行动的源头——现在，再来谈谈自曝背心吧。这个道具的第一次出现，是玛丽丈夫自杀前。它第二次出现则是在牧师被环保问题引入绝路的时刻。

踱步

牧师的犹豫，反复掂量在凄惨的世界背景之下，显得更加动人也更加骇人。面对外部世界的如此惨状——他不能不联想到战争和被战争夺走生命的儿子。必须要采取行动！画面发出这样的呼告。

写作

于是牧师开始制定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是完成那份未尽的责任。“……到2050年人类将面临地球环境的极度恶化”这样现实的预测显然说服了牧师，并促成了牧师开始行动——但诚如团契负责人犀利的批评那样，“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想毁灭人类？”上一次上帝毁灭这个糟糕的世界用了40个白天和40个黑夜——牧师采取的不是“圣职”的工作而是一个“有良知、觉醒者”的个人行动。自爆背心。即使是《古兰经》中也没有鼓励自杀的词句。“圣战士”的行为是他们自己的曲解，是个人的行动（这就是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关系中的政治正确——没有打上引号是因为，这的确是正确的）。上帝不知道一个人决定自杀时是否在祈祷正如在詹森主义看来人的获救仅仅是来自恩典且绝对不可知一样。这样看来，玛丽在最后的出现仅仅是一个电影化的结尾，一个好结局，一个悬疑的开释……却不能作为牧师自身异化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牧师决定自爆的计划即便因为玛丽的出现而不能实现甚至自杀而不得。最后的拥抱在仓促之中只是解决了牧师不必死的电影矛盾，却未曾完全阐明牧师从自我异化中解脱出来的心灵困局。他一直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吗？他看到玛丽的出现而撒掉的毒药（清洁剂）难道不正是他放弃了自己那“神圣计划”的体现，难道不正是他放弃了一直以来“清洗”自己罪愆的自主意愿么。

布道

实际上，牧师本根就法履行自己的“圣职”——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第一归正会，他所履行的仅仅是他的父系家族的传统。爱国爱教……而他所在的这个古老的殖民地教堂的传统，难道就从不衍生罪恶吗？城镇周围的污染随处可见，滚滚冒烟的烟囱似乎都在诉说着——然而工业化带来的便利，就业，发展与环境破坏究竟孰轻孰重呢？没有这些烟囱，牧师就没法开车，他的教堂的管风琴需要有人维修而维修者的存在是因为有厂家在生产这样的乐器而所以有人愿意生产管风琴是因为大部分人能吃饱过上有水有电的日子……就连为无家可归者举办的午餐会也需要电力、煤气和运输食材的交通工具。可是环境遭到了破坏。原先那个围绕着第一归正会的农耕社区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有了柏油路以及路灯。这也是错误的吗？

牧师穿着外套骑着车，很是快活的样子

骑在自行车上的牧师，露出了自然的笑容——真正的笑容而不是面对团契领袖、工厂主时尴尬的干笑。是因为此时牧师跟在女人身后？不，牧师真的讨厌团契女员工么，是的——因为他不能克服在团契中相互识别和认同的那种宗教氛围——压抑和束缚的象征性困扰着牧师。这不是女人美丑的问题，也不是怀孕的玛丽象征着圣母玛利亚的问题。而是牧师将自己套进一个不可脱离的精神困境。他越是信仰上帝，相信圣经就越是被自己的执着和盲目所遮蔽辨别的能力。因此，只有在牧师面对比他信仰更坚定的玛丽夫妇时，他的骄傲/自卑，虔诚/盲目才会被暂时地压制住。他不得不站到一个比玛丽夫妇低的位置上与他们谈论上帝；谈论真理。其实牧师接受环保信念的切入点，便是自杀者带给他的绝对的震撼。牧师相信自己是有罪的，但他却只是酗酒！

牧师与玛丽

作为象征性存在的玛丽，当然并不只含有宗教上的意味。那个太过明显的体型暗示，对基督教世界代表着什么，是毋庸赘言的。但最后的拥抱和亲吻，却并不就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相爱。不如说，玛丽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牧师的镜中倒影。拥吻的场景实是牧师与自我达成的和解。玛丽，这个更加虚弱同时也更加坚强的女人正是男人的镜中倒影。她的柔弱使得一切施加在她身上的伤害被消化和反弹了回去。无人质疑玛丽并不是因为她的出现场次太少或缺乏与他人的交集。而是因为，玛丽正是牧师的倒影——一个不执拗于詹森主义信条观念的受尽伤害的人。

牧师同样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因此结局也就是他终于从客西马尼园中，走了出来。

至此，《第一归正会》走出了布列松的阴影，更走出了詹森主义的阴云满布的恶土。漂洋过海的人们不是为了受难，去北美殖民地的。他们也不是带着去污染的决心登上帆船的。这些先祖想的只有一件事：活下去；从欧洲的战乱和迫害下逃走，然后活下去。他们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局面。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意图究竟为何？他们当然也关心信仰，但他们首先要面对生活。

（嚴重劇透）《牧師的最後誘惑》(第一歸正會；First Reformed)之導演及編劇保羅舒里達（Paul Schrader）就是三十年前曾引起爭議的《基督的最後誘惑》之編劇。這齣戲的「神僕經歷屬靈黑夜」的主題，在西方電影中由來以久。《牧》令人想起英瑪褒曼的《冬日之光》、塔可夫斯基的《犠牲》、泰倫斯馬力克的《生命樹》和《愛是神奇》，而影響此片最深的似乎是羅拔布烈松於 1951 年的《鄉村牧師日記》；甚至可以說《牧》是《鄉》的「21 世紀荷里活環保版」。

屬靈的黑夜，是失去信、望、與愛的經歷：

失去信心

《牧師的最後誘惑》一開始，牧師 Toller 便已經在靈魂的黑夜當中。他試圖用寫靈修日記的操練方法幫助自己渡過這艱難的時期。因為職責，他仍然要主持聖禮，但他已沒法祈禱。當信徒要求他一起禱告時，他可以憑藉「職業技能」去完成，但心底裡己無法和上帝結連。

苦難是令人陷入屬靈黑夜的原因之一。Toller 秉承家族傳統送兒子上戰場，自己也是軍隊的牧師，結果兒子戰死，妻子離去。Toller 離開軍隊，在一家叫「豐盛生命」的 Mega Church 的牧師安排下，在一個歷史悠久的小教堂「第一歸正會」中工作。

一對夫婦的出現攪動了 Toller 的心靈。懷孕不久的 Mary 向 Toller 求助，她的丈夫 Michael 因為爭取環保的行動遭遇挫敗而陷入絕望之中。 Toller 和 Michael 的一次對談，其實是一個委身基督的人和一個委身環保的信徒之交流， Michael 認為人類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已邁向一個不能逆轉的終局，人們卻不願改變。作為牧師， Toller 當然要表達出盼望的信息，並希望 Michael 珍惜自己和胎兒的生命。

後來 Michael 自殺了。但這才是一個開始。

為 Michael 處理喪事和遺物的 Toller 也漸漸陷入絕望之中。他看到那些有關全球暖化和污染的資訊、政界和商界與教會的勾結；他自己有病但遲遲不去檢查，酒喝得越來越兇。

寫日記似乎也無法幫助 Toller 聽到上帝的聲音。但世界的不公義卻歷歷在目。

上帝在哪裡呢？

失去希望

Toller 的工作之一是為「第一歸正會」250 周年堂慶作準備，但他漸漸發現這只是從屬於「豐盛生命」教會與政客和商家的慶典。 Michael 的遺物中包括了一件自殺式炸彈背心，是被 Mary 發現而讓 Toller 取走的。

Michael雖死，Toller卻 漸漸活在他的影子中，因為公義不彰、環保無望，絕望與憤怒結合起來，成為一股黑色的火。Toller 決定自已穿上那件背心，計劃在堂慶「潔淨聖殿」——這似乎只是相對於小布殊攻打伊拉克的「另類聖戰」。自殺式炸彈襲擊和盼望有甚麼關連呢？絕望是甚麼？就是肯定事情只會壞不會好。絕望和自殺及殺人有甚麼關係？自殺就是認為自己的境況一定不會有轉機，殺人就是肯定這些人心裡剛硬、「無得救」。

失去愛

信望愛中最重要的就是愛，而 Toller 的屬靈困境之核心就是失去愛。他首先是失去妻兒的愛，陷入孤獨之中。然後他也拒絕別人的愛，甚至辱罵一個追求他的女信徒。這些當然都是源於他無法感受到上帝的愛。一個人感受不到神的愛，不必然是因為他埋怨神，而純粹就是感覺不到。

雖然戲裡沒有提及，但我們可以想像 Toller 這個牧師必然知道信徒面對考驗須有耐性。只是耐性不是一種知識。 Michael 就像一個先知，宣告末日近了，是人類親手破壞這本來美好的天父世界。耐性和末世形成了一個悖論：應當等候，還是等不及了？

作為荷里活電影，取向始終比較大眾化，創作者也不像歐洲的大師那般狠心、黑暗到底。Mary 成了使 Toller 回頭的救命草，因為她出現在堂慶聚會中，使 Toller 不得不脫下那件炸彈背心，也使他從自殺邊緣拯救過來。她同樣是環保份子、經歷苦難，但仍然保持著信、望與愛。

導演沒有解釋為甚麼 Mary 是這樣的人，只是呈現她就是這樣的人，就像 Toller 在屬靈幽谷中看見的一粒螢火蟲。她讓 Toller 模仿以前 Micheal 與他一起的親密時刻，讓在黑夜已久的 Toller 看到異象——那不就是上帝與人的結連嗎？

愛就是珍惜另一個生命，因此你選擇去相信：世界不一定腐壞到底。

這種選擇就是盼望。

原載於《時代論壇》1621 期，2018 年 9 月 23 日

First reformed固然表面可以被认为是“第一次重组”，但实际上差之千里。《第一归正会》的翻译倒还符合。这个英文词组是男主角所在教堂的名字，它有250年的历史，也曾光荣地庇护过农奴，政府和男主角正在为它举办一次250周年庆典。一定程度上，理解男主角的设定并不能脱离它。

本片可被看作是保罗-施拉德对自己风格的回归。他为男主角托勒设置了身心双重困境。托勒因为疏于对自己的呵护，他的身体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面对教堂里日渐变少的信众和越来越多的游客，他的信仰也正在慢慢受到挑战，他发出质问，“Can God forgive us？”

作为好莱坞资深编剧，施拉德专长刻画男性形象，他笔下的男人皆有同一套严谨而孤绝的心理画像。在最著名的《出租车司机》里，男主角特拉维斯在退伍后当起了夜班出租车司机，他在纽约目睹阴暗的一切，在他的内心慢慢累积，最终爆发了出来。《愤怒的公牛》男主角则在一次次的失意和胜利中，看透拳击这个黑幕重重的名利场，最后决然离开。他们身上带着古希腊英雄式的悲壮色彩。

托勒和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有着极其相似的性格，敏感、善良，有点偏执、嫉恶如仇。他同样有服务军队的经历，儿子因为参军而意外死去，这在他的内心种下猜疑和悲观的种子。阿曼达-赛弗里德饰演的女主角玛丽的丈夫，是个极端环保主义者，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给他造成严重的抑郁和厌世感，他认为世界就要末日了，甚至因此拒绝生育，这严重影响了玛丽和她腹中的孩子。玛丽求助身为牧师的托勒为其开解。这为那颗种子提供了发芽的必要条件。

因为深受加尔文教家庭背景的熏染，可以说施拉德并不善良。他从不善待自己笔下的人物，严苛得像个威严的家长，他的男主角们则像一群身背十字架的苦修之人。施拉德喜欢把情境设定在狭窄的空间之中，卫生间、书桌、拳击舞台……在方寸之间，在那种带着幽闭恐惧的压抑气氛里，展现人物波澜壮阔的情绪和心理。托勒的几个关键的情节都是身处在这样的空间里，在狭隘的房间交谈，在书桌上书写，在卫生间忍受疼痛……男人和房间连在一起，带着笼中困兽的喻意。

施拉德并不擅长导演。尽管如此，他的亲自执导带给本片鲜明的作者性，把他的严苛放大了多倍。

接近4：3的画幅，使空间显得更加压抑。而很多场景布景单调，甚至看不到任何亮色。环境光黑暗，巧妙利用轮廓光勾勒出人物沉重的情绪，使得很多表情变化富有层次。宗教符号被恰当运用，突出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对立，捆绑的炸弹身影背后是被虚化的十字架，这些细节都很耐人寻味。当然，得益于剧本突出而设置的话痨般的人物对白，加上微量的惊悚元素调和，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压迫感，而一切在欢愉的配乐中结束，这种压迫感又因为电影的突然中止而全部疏解。

影片对人类活动导致的污染图片、新闻的展现最让我印象深刻。施拉德并未进行任何抽象化的再创造，而是选择直给式铺排，再辅以配乐渲染，非常富有冲击力。作为知识分子，施拉德对人类未来颇为忧心。

这个剧本的诞生，得益于保罗-施拉德和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的一次吃饭，后者刚刚凭借《修女艾达》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拍一部刻画人类精神主题的电影，一直是他的愿望。大概这也是片名由来的原因，片中也还有很多借鉴《修女艾达》的东西。

在撰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施拉德脑海中浮现出伊桑-霍克的影子，霍克的气质与男主角托勒几乎完美贴合。他也因此成为本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呼声最高的演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