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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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被围攻的城堡，他愤怒地大喊：“把他们都抓起来，统统枪毙！”最后，是被废黜的现实，他问仆人：“你相信灵魂不灭吗？”最后，是被监禁的困局，他轻轻说了一声：“我不饿，我想休息。”城堡外面的雨如注地下着，黑夜又一次降临，他最后一次要求外出散步，他对随行的教授说：“我喜欢月亮，它是母性的象征，它是理性的世界。”但是这个母性的象征不会出现在下雨的夜晚，这个理性的世界注定会被感性浇灭，撑着伞走向那扇铁门，仿佛是进入一个幽古的传说，从此，他再也没有出来。

1886年的这一个雨夜成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生命最后的一幕，几个小时后，教授的尸体首先被发现在河里，几分钟后，他的尸体也被打捞上来，“陛下杀死了教授，然后自杀。”这似乎成了这一事件最后的结论，但是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都没有被清晰地书写，就像路德维希的死亡一样，在只有一种结局的呈现中，只剩下一个王权落幕的意象：他躺着，一张被河水浸白的脸向上仰起，却再也无法向上帝祈祷——当他以被废黜的国王身份死去，是不是在不拥有王权的生命中第一次拥有了自由？就像他曾经对仆人说的：“自溺并不丑陋，至少毫发无损。”

不是以国王的身份，不是用谋杀的手段，在被预见的自溺而亡结局里，路德维希或许真的在那一刻找到了生命中的自由，而从1864年加冕开始，他一直想要找到属于一个人的自由，那是爱，那是艺术，那是热情，那是真实，但是当他戴上王冠，穿上王袍，手拿权杖，甚至在神父面前行礼，他就已经是一个自由世界的“他者”，种种的身份让他无法以一个个体的人追寻想要的自由。他是国王，他是拥有王权的国王，他是可以支配国库的国王，对于他来说，当命运把他推上这至尊宝座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对于路德维希来说，命运真正的困境不是失去了自由，而是从成为国王的那一刻起，他既被国王的身份束缚而成为他者，又想以国王的特权赢得自由——就如一把双刃剑，在想摆脱又无法摆脱、想拥有却又被消耗的矛盾中，成为时代和自我的牺牲品。

“每个人都在追求物质，但是我想要自由。”这是路德维希作为一个人喊出的声音，对于他来说，这却也是对于成为国王这一命运的某种反抗，“我不想结婚。”“我不喜欢战争。”“我不关心政治。”路德维希就是用这样一种否定方式来回击作为一个国王的身份束缚，而他想要摆脱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成为一个想要自由的真实的人。如果路德维希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许这些目标都可能实现，但是当身为国王，他不是个体的人，他代表的是国家，他活在制度和规则里。神甫对他说：“国王不可以有丑闻。”他所钟爱的表姐、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对他说：“爱是一种义务，你必须面对现实。”杜尔克海姆上尉对他说：“特权也有自由，但和真正的自由不一样，热爱生活的人需要谨慎，如果拥有大权，却给快乐以各种自由的解释却是错的。”

神甫、表姐和上尉，都是站在一个国家的利益上对他提出忠告，在他们眼里，他就是国王，就是国家形象。但是这样一种定位对于路德维希来说，却是一种丧失自由的错位。他喜欢伊丽莎白，当加冕成为国王，当五年未见面再次相遇，路德维希大胆地对她说：“我永远等着你。”伊丽莎白身为王后，其实也想要自由，想要真正的爱，她也曾在他面前说起自己的丈夫，“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她也说起生活的宫殿，“到处是阴气”，所以她会到欧洲各地旅行，但是这一种自由是有限的，甚至在理性支配下她必须再次回到自己的身份中，所以面对路德维希，她对他说：“爱是一种义务，你必须面对现实。”她把自己的妹妹苏菲介绍给路德维希，“他是一个能成为好丈夫的理想人选。”所谓理想，无非也是门当户对，无非也是避免丑闻。

但是，这不是路德维希想要的爱情和婚姻，他只想在伊丽莎白那里找到“纯粹的幸福”，即使伊丽莎白极力撮合他们，即使她总是逃避，即使路德维希最后向母亲宣布自己要和苏菲结婚，对于一个追求“纯粹幸福”的人，又是何等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不仅仅对于路德维希，也对于苏菲也造成了伤害，她爱着他，但是看不见他，他对她的冷漠，苏菲只能在弹奏钢琴是唱出自己的心声：“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过，我只能向上帝祈祷……”她也知道路德维希爱的是伊丽莎白，当她面对伊丽莎白说出真相时，一个耳光是对她的惩罚，也是对于宫廷秩序的一种维护——伊丽莎白无法爱，苏菲得不到爱，而路德维希又何尝不是在无爱的世界里折磨自己？

“我不想结婚。”向母亲宣布要结婚，是一种政治需要，延期婚礼是内心的挣扎，而最后接触婚约则是回归自我，路德维希其实是勇敢的，在无法获得“纯粹的幸福”的世界里，在只能出卖灵魂的婚姻里，结婚又有什么意义？无非是另一种束缚，另一种痛苦。这是真实的路德维希，只是当真实成为一个国王的性格，他必定走上的是一条错位的路：他为一心最爱的人建造了豪华的天鹅堡，他希望伊丽莎白完全可以拥有他，但是当伊丽莎白游历了整个城堡，他却无法再和她见最后一面，听到楼梯的脚步声，路德维希靠在门上却无法打开那扇隔绝的门，作为一个生病的国王，他已经不能再见她，他只能听着她清脆的脚步声，只能压制住声音一遍又一遍喊她的名字——靠得如此之近，却又隔得如此之远。

因为是国王，他无法拥有那份爱情，是国王这个身份让他失去了爱的自由，但是当他用国库的资金完成了天鹅堡的建造，是不是也是在权力中获得了爱的感受，尽管痛苦，尽管隔绝，但是对于追求纯粹的幸福的路德维希来说，这何尝不是爱的体验？所以路德维希的矛盾就在于权力的双重性，对于爱情如此，对于艺术也是如此。“通往目的的路上充满艰辛，你需要谦逊，倾听身边人的忠告，不要被荣誉迷惑，只有内心的平静，才能知道怎样用好手中的权力。”这是在他加冕之前，跪在上帝面前，神甫对他说的话。而这样一种忠告在路德维希的世界里，其实混淆了权力和权利。他喜欢艺术，“艺术是真实的。”所以他在成为国王之后为了寻找真正的智慧，把音乐家瓦格纳看成是自己接近艺术天堂、拯救自我的使者。

这是一种神话，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瓦格纳接到自己的宫中，他投入了大量金钱为瓦格纳建造剧院，他倾注全部精力让瓦格纳准备六年的《崔斯坦》上演，因为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艺术之美，“艺术是最上层的东西。”但是艺术和艺术家是不同的，“我不爱女人，不爱父母，不爱兄弟，不爱亲戚，没有任何人让我牵挂，但是只有您！”这是他写给瓦格纳的信，在信中这样的溢美之词已经完全超越了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钦慕。瓦格纳的歌剧让他在艺术中得到了享受，而对于瓦格纳个人异乎寻常的感情，却超越了一个艺术欣赏者的范围，而这种狂热最后变成了对于王权的消费，当他动用国库的钱支持瓦格纳的艺术事业，其实更大一笔钱流入了瓦格纳的个人腰包，当他去接见瓦格纳的时候，看到瓦格纳身体不舒服，和瓦格纳有私情的布罗夫人柯西玛却说，瓦格纳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而造成这一病患的原因是他欠下了20万的债。为了让艺术家没有后顾之忧，为了能听到更让人心潮澎湃的艺术作品，路德维希竟然答应他们还债，而大臣霍菲斯塔对他说：“瓦格纳只是一个浪费税收的人，布罗夫人是一个卑鄙的投机主义者。”在国内一片批评声中，路德维希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甚至他认为所谓的忠告都是诽谤。

尊重艺术，热爱艺术，把艺术看成是一种真实，路德维希追求艺术无可厚非，但是当他用自己的权力建立艺术王国，豢养艺术家，就是走上了一条错位的路，对于瓦格纳的神化甚至让他变得极端，变得偏执——他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在无法挣脱权力的束缚时又利用了权力，他的悲剧不是对于艺术和艺术家的混淆，而是对于自我身份的错位。面对战争也是一样，他是国王，决定着和谁结盟，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开展前，他站在了奥地利的一方，在他看来，“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表兄弟。我们做什么都在家庭里，结婚、生子……我们互相乱伦，又自相残杀。”但是这样的决定在他看来却是对于战争的拒绝，“对我来说不存在战争。”像是一种逃避，宣战和反战结合在一起，最后的牺牲品却是自己的弟弟奥托亲王。奥托即将奔赴战场的时候，已经身心疲惫，路德维希的反战论根本无法终止战争，而走向战场的奥托也走上了悲剧之路，一开始是眼睛无法直视光亮，后来战争结束，当奥托以战败者身份回来，他的身心更是遭受了摧残，最后疾病加重，他患上了精神分裂，当路德维希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完全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在叫喊，他在挣扎，他濒临死亡，路德维希抱着他，抚慰他。

“战争结束我就满意了。”而战争结束意味着痛苦，意味着如奥托一样的分裂，对于想要躲避战争却又不得不做出决定的路德维希来说，他的错位式悲剧已经越来越无法逃离宿命的束缚，甚至奥托的人生已经给了他一种预言，“我绝不能让他们想对待弟弟那样对我。”当德国统一的步伐加快，当俾斯曼推进统一进程，路德维希却是拒绝，“如果统一，我们将会成为奴隶。”这是路德维希站在国王的立场的判断，但是国情却又让他无法以一己之力独立在这一统一形式之外，当最后被废黜，路德维希又回到了拥有权力的国王宝座上，他要把那些官员关起来，要把他们枪毙。此时的路德维希已经患上了和奥托一样的精神分裂症，甚至是一种妄想症，而其实，这一种疾病从他加冕为国王开始就已经患上了，他对于爱情，对于艺术，对于自由的纯粹感觉，都像是一种妄想式的虚构，在这个被他痛斥为只知道物质享受的世界里，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逃避，但是他却又无法完全逃离宫殿，无法去除身份——这不仅是一个个体无法完成的解脱，也是一个时代无法提供给他的机会，甚至在这样一种想象里，他必须依靠权力才能完成对于自由的追寻，所以他本身就是矛盾的，分裂的，错位的。

“真挚的爱和深切的仰慕以及温馨的依附感早在我还是孩童时代就已深深埋在我的心中，它使人间变成了天堂，只有死亡才能使我解脱。”唯有死亡才不会有丑闻有义务，唯有死亡会消除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也唯有死亡才能得到纯粹的感觉，或者说，唯有死亡才是他一生所追求的最终极的艺术品：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入其中，在雨天，在水中，在国王“失踪”的夜晚，他以最后的死亡意象完成了对于个体的注解：“自溺并不丑陋，至少毫发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