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

台前和台后之间的反差，是电影中反复突出的冲突。首先，第一场戏，桃扯着嗓子，在后台长长的狭窄的走廊借创可贴，她穿越艳丽杂乱的戏服，戏服和化妆背后已经认不出了的脸孔。后台人声嘈杂，一个个房间紧密不透风，这样的空间，加上桃尖锐又无止尽的叫喊，观众在压抑以及不耐烦中度过整部电影第一幕，之后所有光鲜绚烂的台前舞蹈、时装秀，都被这个第一印象给毁了。俗气、虚伪，是我们对舞台的印象。

在电影中，这种台前和太后的关系还体现在了世界公园中的“著名”景观与公园员工里的私生活：埃菲尔铁塔的观光台同时也是保安的餐厅，工人们搬着饮水桶穿过沙漠中的“埃及金字塔”，甚至共参观的机舱公然成为了两位主人公亲热地私人空间……这种并列，或者说冲击，使得这些建筑物的仿造品的存在看起来荒诞、空洞。埃菲尔铁塔成了保安们的餐厅，而它又不是真正的埃菲尔铁塔，那么它存在的意义何在？这里间接说明了导演对这个公园的理念的观点：世界，更像一个孩子过家家的游乐场。

台前和台后，也体现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电影中有几次，台前与台后的反差体现了暗示和讽刺了主人公自己的命运。比如，桃的婚纱。她牺牲了对自己贞节的坚持，为了信任太生，希望他是她找的那个“对的人”，但是，她最后穿上婚纱的，只是在台前不真实的她。在飞机上扮演空姐的她，现实生活中却连一个乘过飞机的人都不认识……

带着各自的梦想来到世界公园，这些主人公们以为他们真的能够走出穷乡僻壤，融入这个大世界。然而，他们却被困在台前与台后，困在一个名叫“世界”的大陷阱。桃的梦想是嫁个好人家，太生的梦想是在北京闯出名堂，让桃过上好生活，开头圆满的爱情却悲剧收场。整部电影中，似乎只有安娜实现了她的梦想：去乌兰巴托拜访妹妹。但是，在实现这个梦想前，她做了多大牺牲。在《世界》中，人是没有希望的，生活是一条脆弱的独木桥，要么你丢弃身上所有的财富，要么掉下深渊摔死。

梦想与现实的战争胜负分明，而在台前与台后的冲突中，显然，台后占了绝大篇幅。贾樟柯不仅仅将突出了两者的冲突，还把后台放上舞台，转变为台前。于我们作为观众通常经历的不一样，电影作为一个舞台，我们看到的，不是演员演绎的戏剧，而是演员们自己的戏剧。这个特点与八卦杂志到有点相似，只是，这些演员不是貌美富有的明星，而是真正的边缘人物。

《世界》中的几个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用今天中国一句时行的话来说，就是“草根阶层”。顾名思义，草根都是长在地下的，看不见的。但他们铺出草坪，让人们能在上面行走。他们来自大同、温州等等全中国各个地方，聚在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沿。

那么，导演为什么企图将小人物的生活搬上舞台，并且展现给观众看呢？当代中国有时就像这么一个剧院，台前台后同时在上演着故事。对于局外人，或者从来没有经历过“后台”生活的人来说，中国的台前在上演一出英雄剧：腾飞的经济，日益陡直上生动的国际地位，而在这宏大的戏剧背后，中国的台后并不比台前更简单，并且是前台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小人物的生活。中国十三亿人，有多少人能够在这发展潮流中在前台留下显赫的出场痕迹呢？但是，每个人对这发展都有或多或少的贡献，但有一部分人的生活被视线完全忽略了。

他们中，有像桃和太生这样出门打工又相依为命的年轻人，有像片头出现的那个比他们更加艰苦的拾破烂老头，还有终日为户口担忧的“流动人口”。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说着自己的方言，但他们与舞台上的其他所有人一样，有欢笑有眼泪，有分分合合，轰轰烈烈。电影中的二小因为工作事故而去世，在偌大的北京，时常就有这样的事故发生，但是，除了他的亲友，沉默的双亲，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他的年轻的生命，记得他的诚信的美丽心灵，要知道，这在这个物欲横飞的时代已经很少见了。

于是，贾樟柯通过这部电影来提醒我们，台前那些美丽宏伟的，都是表象，演出结束后，是黑暗艰难的后台生活。我们不应该被表象的美好欺骗，一些真正值得高歌赞扬的，往往在后台无人注意处。这个社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帮忙来解决。

在贾樟柯的另一部电影三峡好人中，讲述的也同样是大时代舞台下的小人物。在这里，三峡以及围绕三峡的各种社会争辩，显然是舞台的第一主角，但导演将摄像机朝向了两个更为平凡的小人物：来三峡寻妇的老韩和来三峡寻夫的小赵。他们两个，都不是三峡项目的建设者或移民，但通过他们的旅程，我们见到了在政治和媒体之外的三峡。来三峡的外乡人，和在三峡的本地人，在这个机械怪物的脚下显得那么渺小，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温情却反衬出三峡冰冷得如一个怪物。台前和台后的对比体现了人性。

在这个容易被世界的缤纷迷乱了眼的时代，贾樟柯在世界公园中的另一个世界，把后台的残酷、丑陋，同时也有纯真，全部展现给我们看，提醒我们：现实永远比理想更真实，地下室比舞台更真实。

我对于那些特别喜欢的电影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谓善行无辙迹。比如看完《卢旺达酒店》，我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一声“真好”。你要非让我说，我也只能说“这里特别好”“那里也特别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基本就是把整个电影复述一遍。我对于特别不喜欢的电影，也只有以一个“烂”字与之挥别，将相关文件迅速拖到回收站。而对于可以打90分的电影，我则是爱之深痛之切，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可以以吨记。上周看完贾樟柯的《世界》，我顿时觉得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先说喜欢的。


生活在别处

太生策马经过埃及，小桃乘缆车抵达印度，员工宿舍楼梯口的风景是凯旋门。老民工带着二姑娘来到北京，小桃的前男友背着包坐国际列车去蒙古，安娜从俄罗斯来，梦想去乌兰巴托，温州女人要去法国的唐人街，卡拉OK厅里的“富商”要去香港。所有人都时刻准备着背井离乡。这里面固然有经济因素，但考虑到世界公园和公园里的游人，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诱惑。

许多人说贾樟柯钟情于拍摄底层人民，体现人文关怀。包括贾樟柯自己似乎也认同这种态度。也许是我心理阴暗，我总从这种调调里嗅出一种“上层人民”俯视“底层”时西子捧心自我陶醉的味道。我喜欢贾樟柯的电影恰恰是因为影片中有意无意间表现出了“底层人民”也是人，人的共性在“底层人民”和“上层人民”身上都有体现。二者的区别也许并非天壤之别，也许只是沙滩上的一粒沙子和它旁边那粒沙子之间，菜摊上一个土豆和它旁边那个土豆之间的区别。就像地铁里的那幅广告，一群玩具小鸡被穿上不同的衣服，拿着不同的道具，有戴眼镜的，有戴王冠的，有拎公文包的，有穿西装的，有穿礼服的，乍一看仿佛芸芸众生，仔细一看都是小鸡。

所以当我看到老北漂成太生在世界公园里带着刚进城的老乡看曼哈顿的时候，想起西漂的我们带着来访的亲朋参观自由女神像的情景。看到二姑娘问天上飞过的飞机里坐的都是什么人，小桃说谁知道反正“我认识的人都没坐过”的时候，想起纽约白领精英们交换关于北京新贵们常光顾的消费场所与曼哈顿最高尚的法国餐厅的小道消息时兴奋莫名的情景。看到二姑娘问二小制服要不要钱，一个月是二百一还是二百九的时候，我嘀咕着一个月二百多人民币怎么活；看到二小得意洋洋地说这是“商业机密”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乐；但想想Park Av e的居民若是看到我们互相打探公司福利年薪年终奖的情景，大概也会噗嗤一笑，再感慨我们怎么活。看到小保安太生说总有一天要在北京扬名立腕的时候，我想起每一天有多少人在心里发誓要在纽约闯出一番天地。去县城，去太原，去北京，去乌兰巴托，去上海，去深圳，去香港，去加州，去纽约，去欧洲，去非洲。。。《世界》让我意识到这绝不仅仅是属于青少年的抒情时代，这是一种“fly me to the moon”式的生物本能。

浪漫时常会被现实一通狠揍，二姑娘摔死了，温州女人落脚法国唐人街后一定会思念那个长得可爱的小保安，宣称“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一个世界”的世界公园活脱脱是古龙笔下的玩偶山庄，向往乌兰巴托的夜的小桃埋怨风和云都不知道她。就在最近，美丽的港产丹麦王妃也离婚了。一切就像那只爬到乞力马扎罗雪山之巅进退两难只有冻死的豹子。谁知道它回首来时路，是否后悔没在山脚驻足。

生活在别处的人们啊，在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里，和老乡们聚在一起，一起梦想，一起思乡。


证明爱情

一直很喜欢贾樟柯影片里的爱情，萌芽、壮大、夭折、结果、死亡、复活，都非常真实。《世界》里的爱情描写绝望中带有希望，没有让影迷失望。

Peter Allen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the best that you can do is fall in love. 他自己正是一个从澳大利亚来纽约的寻梦人。月亮是这个城市代表的梦想，纽约市是这个城市给他的现实。 他说当你卡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时候，最好的解药就是找个人相爱。

《世界》里的太生、小桃、老牛和他的女友一定会赞同这句话。背景换成北京也一样。在荒芜的《世界》里，爱情是他们能抓住唯一的一点奢侈的温暖。奢侈是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多的信心、宽容和坚持--都是这个世界里的稀缺资源。这四个人分两组进行爱情博弈，一组崩了，一组成了。不难看出太生起初是有诚意的，从山西一路追小桃到北京；看到小桃的前男友时，心里像被熨斗熨过一样。这点儿脆弱让他开始怀疑，这怀疑像癌细胞一般分裂扩散开来迅速杀死了爱情。太生要求小桃证明她对自己的爱情。天气预报让小桃在乌兰巴托的夜里愈发旧情难忘。小桃开始反怀疑?太生对她究竟是爱还是仅仅是欲？像尹瑞娟开始相亲一样，小桃开始开发大森林。可调情的男人太萎缩，她夺路而逃，却重逢身陷火坑的安娜，新愁旧恨兔死狐悲只有痛哭一场。而屡遭拒绝的太生也不再坚持。温州女人的莺声燕语正能提供他渴望的温暖。这一点温暖于小桃却无异于釜底抽薪。她穿着婚纱披着军大衣站在凯旋门对面，卡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却找不到解药。另一对，电影一开始老牛的女友已经决定要把老牛甩了。无奈老牛有着太多太多的信心、宽容和坚持。老牛始终只有两句话：“你去哪儿了”，“然后呢”，牛脾气倔得令人痛心。谁能拒绝这么多的爱？

四个人里三个是“你拿什么向我证明你对我的爱”，一个是“我一定要向你证明我对你的爱”。爱情这东西真的是需要一种你可以不仁但我绝不会无义的勇气。敢赌的人还不见得会赢，不敢赌的人趁早出局。


遗憾也很多。


假的真欠条

最让我粹不及防的是《世界》里出现的煽情的苗头。在贾樟柯的访谈里看到过他谈《站台》里三明签生死状那段的创作心态， 他说他强忍住了没煽情，因为“煽情太容易”，给个脸部大特写再来点儿音乐观众就该眼泪哗啦啦地流了，而且煽出来的情也太廉价。多么智慧的导演啊！我不明白，他这次怎么没忍住？

欠条一幕是个很好的素材。贾樟柯说：“这来自真实的事情，山西某场矿难时，一个矿工被压在煤矿下面，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他把自己欠的账都写在安全帽上，然后署上名字。因为我觉得说有些珍贵的东西还在底层人民身上保留着，承诺啊、义气啊……当然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不是你底层就是善良，但底层包含有这样珍贵感情的可能性。我对“二姑娘”遗书这一幕确实特别有感情。”（《外滩画报》）

反观电影里的这一幕：随着工地升降车一起摔下来的二姑娘从头到脚裹着纱布躺在医院里。太生前来看望，反复问二姑娘“有什么想说的”，然后又掏出一张纸，把笔塞到二姑娘手里，劝他“说不出来就写下来”。镜头一转， 太生从病房出来。王宏伟饰演的老民工问太生二姑娘“说什么了没有”。太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老民工打开一看就还给太生，然后抱着头蹲在地上放声大哭。王宏伟的哭声和头顶得到了长时间的特写镜头。然后是一个黑幕。然后黑幕中浮现出欠条的大特写，白纸黑字，工工整整。

我想说贾导演特别有感情的这一幕把一件真事拍得像假的一样。首先，高空坠地的，话都说不出来的，被缠得像木乃伊一样的二姑娘怎么可能在病床上写出这么工整的一张欠条？第二，为什么一定要让太生和老民工引导二姑娘说点什么？原型里最打动人的是矿工的主动性，从来没有人要求他写下来。我认为完全可以选择别的方式，比如拍成工地楼塌了，二姑娘被砸伤，困在里面，知道自己出不去了，主动在头盔上写下欠条。或者拍成二姑娘什么话也没留下就摔死了，老民工在工棚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自己记录的欠条。而贾导演选择的这种引导显得既不自然又不尊重原型。第三，老民工看了欠条为什么要哭？是兔死狐悲地哭？自责地哭？手足情深地哭？还是感动地哭? 看上去像是感动地哭，可是贾樟柯这样感动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看上去就是个敏感纤细的人，老民工哭得像个林妹妹多少就显得过于多愁善感而不符合角色身份。毕竟二姑娘他爹也只是默默地把三万元人民币小心地揣好，擦了一下眼泪而已。第四，如果决定煽情，就请煽得彻底一点。为什么要特写王宏伟的头顶而不是面部表情？我完全相信王宏伟的脸可以表现一种恰当的粗旷的痛苦，可他的头顶能传达什么信息？太暧昧。如果是想强调他“蹲”的姿势，也应该把镜头拉得远一点。第五，为什么要强迫观众在不知道纸条内容的情况下看着老民工哭？刻意安排纸条内容的时滞显得非常做作。预先张扬又拿着捏着，刻意制造小悬念，把观众当弱智，难道全国公映的影片就非得来点儿倪大姐的风格?


Flash、黑屏和电影节奏

《世界》里的著名的六段Flash是这样安插的：手机响了，赵涛看手机，看完给观众一个或悲或喜的表情。多么激动人心啊，小悬念又产生了！只见荧幕上突然出现一段现实主义Flash：如毛主席像章般闪闪发光的手机共六次旋转着飞到观众眼前，镜头定格在手机屏幕上，然后手机短信内容一行一行浮现，背景如手电筒一闪一闪。我对Flash这种新鲜形式没有意见。可我觉得用Flash展现短信纯属脱裤子放屁。直接打字幕，或者对着手机拍，甚至让演员读出来都比这样自然流畅。紧接是一段超现实主义Flash，致力于解释为什么赵涛看到短信后会做出这样的表情，伴随着特别制造的电子音乐，只见一个小纸人突然旋转着飞到天上去，或者一个小纸人突然旋转着从天上掉下来。。。我仿佛听到导演关切的声音“你们知道小桃同志现在是什么心情吗？我知道你们不明白。来，看我给你们放一段Flash，你们就明白了。”

不那么著名的是《世界》里还穿插着好几个黑屏。具体几个我没数，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没有任何先兆，荧幕一黑，一闪而过一个暧昧的标题，没等我看仔细，电影又继续了。大约是“乌兰巴托的夜”和“北京大兴的巴黎”之类的语焉不详的文字，让人搞不清楚是总结前一段电影还是介绍下一段电影还是什么别的意思。给观众的感觉就好比一个人坐着别人开的车，车在匀速行驶，马路宽敞，景色宜人，司机突然一个刹车，你正琢磨“出了什么事儿”，司机又突然一脚油门。等你回过神儿来，又突然一个刹车。。。如此反复。

六段flash, 再加这几个黑屏，把《世界》大卸十几块，再加个intro来个summary, 就是一个完整的PowerPoint Presentation了。


赵涛与赵小桃

《世界》的剧本是根据赵涛在深圳世界之窗当舞蹈演员时的经历改编的。改编出来的故事保留了几分真观众不知道，掺了几分假倒是很容易看出来。

城市由深圳改成了非常概念化的北京。《世界》中的人物与他们所在的北京没有任何交流和互动。故事放在北京却没有任何北京的痕迹。那么把地点改成北京的意义何在？我很业余地揣测，贾樟柯本人在北京生活过多年，却没在深圳生活过，所以地点在北京本能地让贾樟柯感觉更踏实。另外，北京故事显然比深圳故事更能吸引眼球。可是这样一来，赵涛亲身经历中的城市场景，那个城市给她的真实的印象和她对那个城市的个人感情，势必不可能被简单转换到北京。不信？你能想象把《小武》的背景放到湖南吗？所以在贾导演烹制的《世界》里，观众看不到北京给小桃的印象，也看不到小桃对北京的感情。《世界》是个孤零零悬浮在宇宙中的世界，北京在《世界》里是个概念化的北京。

更让人觉得导演思维混乱的是，位于深圳华侨城的印有世界地图的几座标志性建筑在《世界》的片头反复出现。其荒谬无异于在一个背景在纽约的电影中穿插金门大桥的镜头。

赵涛说过自己刚到深圳时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常和小姐妹们逛街等等。这些亮色都被过滤掉了，《世界》里的赵小桃从头到尾都很郁闷。事实是赵涛本人后来回山西当舞蹈教师了；事实是我私人认识的一个曾在世界之窗当舞蹈演员的女孩后来当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了。而《世界》里的舞蹈演员都是什么出路呢？有傍大款的，有自焚的，有当妓女的，有煤气中毒的，有靠和领导睡觉升官的，就是没有正常的。升官的那位陪领导睡觉的戏被剪掉了，因为贾樟柯自己觉得“编得不好”。我完全同意。

我不反对揭露残酷的现实。正相反，我并不赞同像张艺谋那样为了增加亮色而把《活着》里的两个死人拍活。我的观点是，亮色和阴影本来就真实地并存着。眼神儿不好使的导演才总觉得有需要人为地抹黑、增加亮色、或者剔除亮色。在《世界》里你看不到学跳舞时露出腼腆笑容的、在澡堂里放声歌唱的小武，看不到踏着“成吉思汗”的节奏脚步轻快的张军，追火车的崔明亮，刚烫了头的钟萍，和在办公室里闻歌起舞的尹瑞娟，也看不到那个说“它自己飞过来停到这儿”的巧巧。《世界》满目疮痍，如履薄冰。难怪苏童要激动地说《世界》是贾樟柯最大胆、最尖锐的一次。可导演、作者的大胆、尖锐程度与电影、小说的好坏有必然联系么？一堆土豆里捡最难看的拍和捡最漂亮的拍有什么本质区别么？这也罢了，要是导演还嫌弃这个最难看的土豆不够难看，还要给它脸上擦点泥巴，非其最痛苦最脆弱的一面不拍，就有点儿过了。


幸而贾樟柯说他自己也还是最喜欢《站台》。

   一开始是赵小桃风骚地走进化妆间，身姿摇曳地边走边喊“谁有创可贴？”那一刻我以为这次的角色是个朱影一样的神奇可人儿，可我很快纠正了这个想法，只有普通的卑微的草根人，才属于贾樟柯的“世界”。
   赵小桃是北京世界公园歌舞团的演员（比上几次她演的草台班子艺人强点），她男朋友是公园保安，两百多一个月，倒腾点假身份证的买卖。他们从各自的老家出来闯荡北京，和老乡在一起时说家乡话，跟温州人、山西人、俄罗斯人在一起时说普通话。住集体宿舍，上公用厕所，从保温瓶里倒出热水洗脸洗衣服。有趣的是赵小桃身处一个微缩世界，大笨钟、金字塔、巴黎铁塔、自由神像，缩小了在她面前，任她来回穿梭，边走边打手机：“喂，我在印度，你在哪？”事实上这不过是导演设置的无聊比喻，世界和你，渺小的终究是你。
   贾樟柯从头到尾展现的不是“人”，从《小山回家》、《小武》、《任逍遥》、《站台》到这部《世界》，他表现的（甚至可说逼我们凝视的）全都是“现实”，这个“现实”远远大于“人”，远远重于“人”的尊严、理想和生命。你记得他的电影里给过谁的清晰脸部特写吗？他的人物里有过性格张扬或坚韧或主动反抗或无所畏惧的吗？我记得都没有，他们都是沙子，都是蚂蚁，他们的走向取决于风和食物。
   因为讲的是现实，所以他的故事没什么情节。或者说，因为现实里充满的就是这些情节，所以你看不出这是个什么故事。
   很多环境声，很长的长镜头，平庸的模糊的人的脸。这不像电影的电影，像我们的日常记忆。看上去这些人物的日子我仿佛经历过，确切来说是没有，但我知道怎么回事。这是我的痛处，我不想坚持把碟片看完，我说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世界”这个名字我喜欢，比起“现实”两字它的指意更广阔些。楼下菜场卖杂货的肮脏小铺是一个世界，小铺里摆放的电视机，播映着玉兰油女郎无瑕的脸，那里面又是一个世界，除了yy和被yy的关系，两者永无交集。
   赵小桃在夜总会洗手间里重遇已经离开歌舞团的俄罗斯女人安娜，她惊讶于安娜的堕落，抓住对方的手臂，说不出话，安娜也羞愧难过得说不出话，最后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好吗”。“我很好”，一张嘴，小桃的眼泪就止不住掉下来——我只坚持看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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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从看第一遍《小武》开始，我就非常喜欢贾樟柯。深刻的洞察力不唯独他这个导演有，但把洞察的对象冷静且有力地表述出来，如此做到的，中国只有贾樟柯一个。很奇怪他会出演一个“我能”的广告。“我能把握世界”、“我能改变境遇”这种理念和他电影中一贯的意思完全背道而驰。后来才看了《三峡好人》的故事简介，也看了他得大奖后的一些访谈，发现他的新故事里，“人”的自主性比以前强了，还是人在现实生存下的境遇，但这次有“人”主动去寻找的主题设置，千山万水寻找的过程里女人和男人完成了自己真正的愿望——如今他会构思这样的故事，也许多少和他事业越来越顺有关吧，这大概是好事。真的这样，“我能”广告也顺理成章了。有机会我要去电影院看《三峡好人》，看看贾渐渐改变后说出的话。

像我们这样的人
懂得如何才能生存
如果你无法感觉到生命
你活着又有何意义
我们知道何时接吻
我们知道何时杀戮
如果我们不能拥有它
别人也并想拥有它

拥有世界并不足够
这只是一个完美的起点，亲爱的
如果你觉得足够强壮
让我们把这个世界瓜分，亲爱的
——电影《007》主题曲

（乌托邦文学的）最大作用在于，以在地和决定性的方式，以对细节的无微不至的展示，以彰显我们无法想象乌托邦本身的内在无能，这并不是因为个人想象力上的贫乏，而是因为那个系统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封闭，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我们都是囚犯。
——詹姆逊

对于齐泽克来说，007系列电影是好莱坞所出产的最大最成功的乌托邦电影。在《欢迎光临真实沙漠》中，他这样说道：“（我们在007系列电影）中所能看到的是，好莱坞电影中唯一的密集劳动场所景观。当邦德终于进入敌人大本营时，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密集劳动的场所（蒸馏、包装各种毒品，设计旨在攻击纽约的火箭等等）。敌人头目往往在抓获邦德后带他在这个非法工厂里兜上一圈，这个时候，好莱坞接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那引以为豪的对工厂生产的描写。当然，邦德的作用就在于毁掉这个工厂，从而使我们回到我们存在的日常拟像之中，在那里，‘工人阶级正在消失了’。”
在齐泽克的文本中，显然还有一些蕴含着更多阐释空间的词语：劳动、身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常拟像等。在这里，贾樟柯的《世界》成了和007系列电影互为对照的吊诡文本：在新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一群农民工正艰难地维持着一个早已与时代和社会脱节的乌托邦存在；在这里，身体成了全球化实验的焦点，误认反而成为确认身份的唯一途径；生命在劳动中过早的衰竭，债务不再是显示“社会主义新人”伟大责任和光荣素质的象征，而沦为冷酷的身体买卖中的注脚。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放置在极端现实主义的镜头下，而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片刻，竟然也已成为中国现实的超现实性的绝佳证明。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话，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对世界的想象就如007主题曲所唱的那样高歌猛进、趾高气扬、义无反顾，而当我们开始我们对世界的想象时，却只是那一片荒原一般的土地。

商品化乌托邦

主题公园由欧洲（特别是英国）18世纪的休闲花园（pleasure garden）演化而来。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富裕状态，相对稳定、民主的国内政府和日渐兴盛的殖民贸易使那些商人、手工艺者与各类专家逐渐转化为所谓的“中产阶级”，而这些新兴的有闲阶层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了休闲花园上。其时，伦敦最著名的休闲花园当属Vauxhall。于1661年首建于泰晤士河岸的Vauxhall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园，以向当时的花花公子与浪荡女子提供安全的约会场所而著名。1732年，公园被重新扩建，而重建后的公园出现在了大量文学作品之中。重建后，公园的主要景点叫“南街”( the South Walk)，其上装饰有罗马式的穹顶，上绘有模仿帕尔米拉古城废墟的现实主义式图画，试图将游客带往古老的东方。


在美国，主题公园的发展还受到了博览会的影响。19世纪晚期，大量的男女工都从美国乡下涌向城市。他们摆脱了社区与家庭的束缚，从而得以掌握自己的空余时间。工会的长期斗争为工人们赢得了更多的工资和闲暇时间，而与此同时，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建筑工程师和商人们已经有能力来建造更多的恢宏建筑和大型游乐场所。世界哥伦布博览会（芝加哥，1893年）为其后的主题公园奠定了基调。这个以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西进运动”为旨的博览会建构了一个统一而又受到控制的幻象之境。镀金的、雕刻有名人头像的新古典主义式运输车把游人们运载到一个微型希腊，而一路途经受人类学启发所制造的外国小镇，他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怪人、肚皮舞者、南太平洋上的岛民以及穿着草裙的非洲人。




毋庸置疑，主题公园的发展在世界史的意义上是和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紧密关联的；在工业发展史上则与大型钢铁的产生和利用相关；在认识论上则与人类学相联系；而对于那些拥有主题公园的国家来说，它又是和新阶级与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相联系的。早期的主题公园一方面展示了西方国家自以为豪的先进工业技术，另一方面则将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殖民地人民和异域景观置入这个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于是，在这个以其时的“高科技”筑就而成的“原始”部落中，西方人一方面可以“不出国门”便“给你一个世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需要去担心那些危险的异类人种和荆棘的热带丛林，而大可在安全惬意之中享受下午茶以及自我的优越感。
主题公园在西方早已是夕阳产业，而却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拔地而起： 1980年代初，北京引入日本“登陆月球”等娱乐设施，率先拉开国内游乐主题公园的序幕；截止2003年4月，我国已经拥有大小游乐场共1200家，每年接纳游客次数约为5亿，年产值高达60亿元。而2004年，曾经在80年代中期创下日接待游客量达10万人次纪录的广州东方乐园的倒闭，则象征着国内主题公园衰亡期的到来。从兴到衰，主题公园是20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些往往建造在大城市边缘的主题公园，是政府和企业共同策划的结果，起到了拉动城市交通发展与边缘地带开发的作用（类似于今日之大学城）；它们的目标消费人群是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阶层，而园内景点的设计则迎合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现代化”和“世界”的再次想象：世界以浓缩、劣质的形式再次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以“一天”的时间“还你一个世界”无疑投射出了其时中国人民的焦虑和几十年来与世界隔阂之后的渴望与冲动。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起初所感觉到的必定不是那些模拟建筑的劣质，即使在那些按照比例缩小的建筑面前，他们所能感到的，依然是各种文明象征的高大雄伟和“与世界再次接轨”的兴奋。
当时间移至21世纪初，所有这些喧嚣和兴奋仿佛都已经殆尽。在贾樟柯的《世界》中，世界公园的老板开着高级轿车，带着一个年轻女人，开过世界公园中空旷的大道。当那个女人想在景点前多拍几张照片时，老板则说，我们可以去国外看真的这些景点，而这些仿造物早已充满显示出它们的卑劣与损旧。于是，“世界”早已物是人非，游客早已离去，众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族盘踞在了这里，在萧条的埃菲尔铁塔上吃着快餐。20几年来贫富阶层的迅速分离使得环球旅行代替了世界公园，而它只能继续维持着众多来自农村贫困阶层对世界的想象。中国的“世界”开始分疏，那些坐着波音环球旅行的新富阶层和那些亲手演绎着全球化劣质图景的人们，俨然出于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还是被全球化的脆弱纽带联系着，也被经济上的利害共生关系联系着。

全球化图景中的赤裸生命：《世界》与两个互文性文本

《世界》显然不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导演对“世界”的第一次想象。虽然中国导演一向以来都对自我叙述和自我神秘化更感兴趣，但自我的建构却始终以他者的映照作为必要条件。但就个人的观影经验来看，我仍然觉得1985年的《顽主》才称得上和《世界》有着隐性的上承关系。
在电影《顽主》中有这样经典的一幕：“顽主”们搞了一个时装晚会，而那些走秀的模特却是穿着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登台亮相了：穿着京剧行头的孙悟空、关公、曹操和穿着大檐边帽、紧身裤、墨镜等西式时装的模特一同登上舞台，一时之间，台上灯光变幻，台下闪光熠熠。中国的历史叙事和改革之初对西方的再次想象，在这个后现代式的舞台上被融合在了一起，在这个堪称狂欢式的场景之后，则是“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而正是这个公司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对应物。一方面，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再次贫乏和困惑，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体制性不稳定和空隙。在这个电影中，社会主义劳动第一次变质为身体的出租，用出卖身体的方式来赚取金额；在这里，身体成了一个所指，任意的能指都能附加于其上，只要你能付出一定的金额。而讽刺的是，那场舞台上的乌托邦场景这一劳动形式的对应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乌托邦的话语及其想象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所处理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必然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形式则为误认：社会生产出了多过于统治性经济形式所能识别的东西。
而在《世界》中，经过２０年左右的历史进程，当初舞台上的狂欢和高歌挺进式的决绝，都转眼间化为一片荒凉而无人眷顾的土地。农民工的身体还是被资本所占有着，他们必须通过饰演各种他族人种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无人光顾的世界图像之中自有串行，而真正的全球化却要不意味着向新贵阶级的靠拢和献媚以获得一纸护照，要不就意味着像片中温州女人那样的以家庭破裂、出卖肉体为基础的漫漫旅途。
如果说冷静的《世界》拥有赚人眼泪的片刻，那便是二姑娘之死。这无疑是被导演浓重涂抹的一笔，二姑娘的欠条以flash的形式展示在观众的眼前。但我不知道贾樟柯是否有意识到，就在２０年前，全国人民也为了另一张欠条而集体动容：这便是谢晋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的欠条。在谢晋的镜头下，这个“社会主义新人”之死无疑象征着对过去年代的告别，而眼泪则是对那个错误年代的控诉；公共债务或曰对集体的无偿奉献，到了最后，必须以私人家庭毫无条件的付出来承担，而在债务两清之后，也许政治结束了对私人空间的无情侵入，勋章也许又是一种表达亏欠的方式，也许也是一种誓约。
然而，在失去了国家保护之后的身体，并没有安详地生活在它的栖居之所。经济的巨浪必然裹挟着它来到城市中，在一种契约结束之后，是另一种契约，但它早已失去了任何的庇护，必须接受一切的不平等不合法的条约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无论是欠条还是生死契约，都显示了一种吊诡的纬度，身体在它死亡之后，竟然还会“死不瞑目”，和这个世界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

《世界》里，有三个“世界”，一个世界，是那群离开小城进入北京的年轻人力图摆脱却如影随行的小世界，它真实、却贫穷困苦，显得过分局促，作为桃花源的一点点特质正在被瓜分和压榨殆尽，另一个世界，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光彩流溢、繁华多姿，却如同空壳，是对真实世界的戏仿和嘲讽，是个虚假的世界，却也是个真实的牢笼，第三个世界，是他们力所不能及、并时刻给予他们不安全感的、更为真实和庞大的世界，这个世界冷漠、疏离，在电影里，就是空旷寂寥的城市边缘地带，是呼救无门的夜晚，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到让他们艰于呼吸，难以从容细致地生活。
而贾樟柯用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描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友情、青春、他们努力为生活营造的热度，似乎只是为了在最后，用一场煤气中毒，将这一切轻易颠覆，其颠覆的轻易，与他们生活的用力程度和热度，构成一种阴森的对比。

我觉得如此看来，小武是地方的，站台是过去的，世界果然是现实、而又走出了“地方”。
贾樟柯在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北京待了之后，特别想拍城市，拥挤和逼仄。甚至于再回头想看故乡农村时，发现因为高速公路的存在，连自己的家乡都抽象成了“从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农村”。连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慨，我就想啊，像我们这些坐在城市里看电影的人，岂不是和老外一样，怀抱着远距离的新鲜感去看那些说着方言的打工仔。

其实，“世界公园”这个想法，好得是不能再好了。公园一旦有了主题，脱离了模仿自然、为城市增添氧气和风景的轨道，一定会变得非常荒诞。一群人在特定的地方消费，追求某种程式化的满足。如果还经久不衰的话，真就不止是“娱乐”二字可以概括了。

一个荒谬的仿真公园，模拟着小尺寸的世界风景，满足着中国部分公众的好奇心和虚荣心。有人会说，去公园的这部分人，不是中流砥柱，不是城市主流人群，但话说到这里，就避免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偌大的中国，到底他们是主流，还是我们是主流？又凭什么这样划分。

无论如何，这样一个我绝对不会去的世界公园却是浅显易懂的，甚至可以轻易说出它存在的荒谬之处。
保安牵着白马在夜里的天鹅城堡前停留，看短信。
一群保安背着纯水桶，走过小尺寸的埃及金字塔。
保安在108米的艾菲尔铁塔上吃盒饭，步话机转到6频道，追查女友的去向。
舞蹈演员每天免费坐着环线观光轨道车，去印度。
在世界公园工作的保安问死心塌地要出国的温州女裁缝，法国有的我们那里都有，你还去干什么。
当梁子说自己要出国，“去蒙古”，为什么电影院里突然有人笑起来了呢。
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一个世界。SLOGAN如是说。
腼腆的二姑娘虽然说泰晤士桥像水坝，但还是羡慕地问老乡，在这里可以挣多少钱。答曰200的时候，你和二姑娘的表情一定很不一样。

打工族的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因素，大概这里基本上都有了：
微薄的工资。来新大陆混出个名堂。甚至偷偷做点违法的小生意。男人违法。女人三陪。
民工们的性问题。以及，性命问题。赔偿三万块的长镜头里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我记得盲井里面也是一段类似的交接过程。也许这就是真相。我没有机会了解。我身边的人无不号称要用法律保护自己，和律师朋友同仇敌忾，大打官司。所以我只能相信，这样的电影镜头给我的是联想，是说服。）

作为一般电影简介上的主线索是赵小桃和陈太生的恋爱。在我看来，是贾樟柯一向的爱情取向。为了迎接现实，我们要做好淡漠的准备。是不是相爱不重要，双方都需要获得对方的特别重视和忠贞，这才是人在决定爱情时的最基础心理。
小桃和太生坐在保安的面包车里。他们决定结婚。之前，都有若有若无的相好，却都没什么结果，对方都远走高飞，蒙古和法国一个样。
另一对结婚的男女，更让人担心。但人家干柴烈火，果然能真的烧起来，这一幕真是太经典了。

我感觉，这个电影里男女私情之外，都是特别中国的。特别伤感，特别浮躁，特别空洞，特别与时俱进。
所以有报道提到老外观众看不下去，呼呼大睡，这才是正常的。
http://ent.sina.com.cn/m/c/2004-09-05/1144494865.html
的确只有男女私情，全世界都好像差不多。
所以我不太喜欢结尾。这个结尾有种逃避的意思，落入窠臼似的。


PS：我说了世界公园。
我想起来，前几天看了HBO的电视剧『嘉年华』。一个关于超能力、信仰的古怪电视剧。
和『世界』一样，故事聪明地封闭于一个嘉年华团队。和活跃在上海北京的那个也差不多，只不过是一个世纪之前。有着吉普塞的味道。罪犯和天才都随着这个队伍风尘仆仆，风餐露宿。看这个古怪的电视剧第一季，基本上能想到牧师和孤儿便仿佛在世的魔鬼和上帝，慢慢揭露、开发自己潜在的超能力。
对超现实题材略有兴趣的人可以考虑看看。但我的确不能说出它特别精彩和值得推荐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