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背叛

伯格曼用《婚姻生活》道尽了婚姻的一切，而这部讲诉伯格曼父母的“婚姻故事”，他却将执导的任务交给了奥古斯特而非自己。也许他认为离自己太近的事物必然会导致无意识的偏见和极端，又或者，他已在《芬妮和亚历山大》中塑造过一个严厉、暴力、控制欲极强、近乎于病态的教主继父角色，显然这样的角色一定带有伯格曼父亲的影子。而在《野草莓》中那个让子女后辈疏远、痛恨的父亲形象则更多来自于父亲对伯格曼精神世界的影响，仿佛伯格曼进入到了父亲的脑子里，帮助父亲悔过，替父亲认清自己。父亲的形象在伯格曼的电影里很少会展现阳光的一面，一个艺术家所创作出的作品多少都会带有私人的烙印。而此片中伯格曼“真正的父亲”果不其然的拥有着伯格曼电影里父亲们的特质：虔诚、严肃、固执、无趣、自我，甚至不近人情，而贫困的出身也让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充满了自我牺牲，尤其是出身优渥的母亲。关于富家女嫁给穷小子后无法忍受乏味、清贫的乡下生活的故事不计其数，一开始总是关乎于爱情，可婚姻生活的本质是消解爱情，这在《婚姻生活》里已经被郑重的告知，所以当爱情趋于平淡时，生活的触感变得越来越重要。母亲渴望牧师父亲接受斯德哥尔摩的神圣职位，但父亲却因为怀疑对方的信仰而拒绝了搬到大城市的契机。母亲的随和与顺从与父亲的固执和强势形成强烈反差，总有人要牺牲，“脾气好”的人往往是牺牲更多的一方。寄宿在他们家的男孩因为嫉妒和恐惧而试图将他们的孩子扔进河里，这是父亲代表上帝（爱）而接纳的男孩，却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戏码，而始终打算将男孩送走的母亲看似冷血实则更加理智。母亲与远道而来的弟弟纵情跳舞，而严肃的父亲却情不自禁的拒绝了母亲的舞蹈邀请，将欢快的氛围瞬间降到冰点。这一幕像极了尼采眼中的天主教教条和酒神精神的对抗，这对夫妻注定无法和谐共处。伯格曼对天主教的质疑同样出现在他的众多电影里，而通过父亲这个角色的塑造，似乎可以猜到这其中的动机与根源。最后父亲在失去母亲和孩子后深陷痛苦，最终接受了斯德哥尔摩的宫廷职位，这是父亲最大的妥协，只为换回爱情和亲情，两人在长椅上的对话和深情静默而炙热，就像《婚姻生活》里离婚后的夫妻两人重回热恋期一样，离别才能诞生爱情。

电影资料馆 4排1座 怕困买了罐雀巢咖啡 着急进场取完票把手机摔了。还差20分钟结束时胶片断了 半个多小时后修好继续放映 电影节时字幕故障 这次又有这个意外 命途多舛。

非常舒服的一次观影 3小时并不觉得长。体会到一一说的的那种代入感 跟着角色高兴伤心。看完后骑车在正午的树荫下 没有了早上的怨气 变得平静。

胶片的质感太迷人了！细腻的情感 配乐的钢琴声入魂。这种电影就应该在电影院看么！

享受在影院看听狂风暴雨大雪纷飞的电影场景。

“但是，我们能够彼此谅解吗？”

油画般的质感，富人阶层的生活，罗马、意大利的风光，森林、冰雪、蕾丝裙与衬衣、餐具、烛台、桌布、木地板……是一部十分温情与高贵典雅的电影，矛盾与冲突也基本在日常的温情之中，不至于滑落到真正的残酷之中。且剧中人物的行为、操守，大都高尚，除了亨利克和他后来的养子。

连遭遇移情别恋情人的餐厅女招待都表现得那么高尚，只为了来成全一个偏执、傲慢、狂妄、外表冷静内心粗暴的受迫害妄想症试图以一种残酷无情的方式去打破、改变他生活中的社会秩序与阶层的年轻人的爱情。他真的对安娜是爱吗？我很怀疑，他可能需要一个女仆，无疑，一个真正的公主会无形中提升他的精神至上主义者的魅力。

所以，后面的无论安娜为他做什么，做多少，哪怕一件小事，跳个舞，他宁可推倒安娜和孩子，都不会如安娜所愿。更别提能体现他仁慈的收养养子。安娜认识他，是她一生真正不幸的开始。因此，最后她大着肚子对他说，和他在一起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其实已经是善意的背叛了。对自己的背叛。

回到现实，一个富家女，别无所求嫁给一个穷小子。随他远嫁他乡，在冰天雪地、穷乡僻壤，既要支持他的工作，又要操持家务、生养孩子，还有比这更伟大更无私奉献的爱吗？我觉得是没有了。然而，她获得了什么？她生下孩子都不能回大城市自己家和母亲一起过圣诞。以爱为名义的控制与欺压，在爱面前，打破阶级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能尊重与平等对待对方。可是亨利克一件也做不到，也没想过去做。

亨利克对富人阶层的憎恶，从他自己的出身，他和他母亲一辈子的悲剧，私生子，不为父亲家庭所接受的人生。到他巧取豪夺般得到安娜后，与她母亲和她家庭的处处作对，以及他愚蠢地侮辱镇上的工厂主，最后更是直接参与劳工暴动，逼死了工厂主，而无一丝怜悯和反思，也拒绝给他做祷告，直接体现了他无情、残酷与冷血。他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是在行善，传播上帝的福祉，他只是利用宗教的权力来践行自己内心多少有些扭曲的意愿。他多少是将安娜作为祭坛上牺牲的羔羊了。

虽然安娜有她的局限，她不喜欢那个收养的孩子，她有阶层的眼光，但那并不是她的错。她坦诚，热情，有自己的边界。她可以给予但不打算献祭自己。和以后长大后的英格玛·伯格曼一样，我有多喜欢安娜，就有多厌恶牧师亨利克。不过，还好是安娜，有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带孩子回去，一辈子都不用担心生活的优越条件的家。只是最后，我们也都明白，他们再在一起，在哪里，也并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生活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充满龃龉、粗暴、冷漠、忽视，安娜习惯和梦想的那种浪漫又温馨的家庭生活并不会在他们之间发生。因而背叛自己从来就不会是善意的背叛，年幼的英格玛·伯格曼今后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痛苦，首先都经过他母亲的身体与心灵的过滤，那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一九八八年，我在赣南一座安静的小城读书。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同学谈起自己的心愿：渴望献身于一项崇高的事业，哪怕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那年我十九岁，正是充满幻想又矛盾重重的年纪。北岛的诗句：“从星星的弹孔中/流出血红的黎明”、“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越整个国土”尽管曾深刻地影响过我，但彼时正逐渐退出我的精神领地，取而代之的是于坚的诗句“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激起我此番回忆的是一部电影——《善意的背叛》（又译《最美好的愿望》），从片中的男主角亨利身上，我依稀见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本片曾获得1992年第4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和最佳女演员奖。评论一部获奖影电总是没有风险，因而似乎显得容易一些，但对我来说，其实颇费力气，因为自以为还未有足够的心智来解读它。之所以斗胆一试，是由于太喜爱这部影片了。影片导演比尔·奥古斯特曾于1989年以电影《征服者贝莱》夺得过一次金棕榈奖，而编剧更是大名鼎鼎的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柏格曼。实际上，影片中的亨利与安娜就是柏格曼以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人物。

剧情是：神学院的学生亨利通过同学恩斯结识了其姐安娜，并与之一见钟情。安娜的母亲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将要成为牧师的年轻人与自己任性的女儿之间的出身及性格差异，竭力从中作梗，然而最终没有得逞。亨利与安娜结婚了。婚后，安娜随丈夫一起来到寒冷艰苦的北方小镇，亨利成了一名牧师，安娜也担当起了牧师娘的责任。寒来暑往，安娜生下儿子阿德，亨利也因其出色的工作表现被推荐调往斯德哥尔摩宫廷教会任职。可是亨利不顾安娜的反对，拒绝了这一职位，仍留在当地。安娜不愿再忍受亨利的专断和生活的艰苦，带着孩子离开了丈夫，回到母亲身边。影片结尾，亨利最终还是决定接受任命，他来到安娜身边告诉她自己的决定，二人终于和解。

亨利出身贫寒，岐视与孤独造就了他性格中的孤僻、偏执、敏感、记恨的一面。影片开始五分钟，就用亨利与祖父会面一场戏，预先交代了亨利性格中的这些特征：祖父央求亨利去见濒死的祖母最后一面，却遭到了亨利的断然拒绝，亨利以此来报复祖父母长期以来对自己和母亲的冷漠和岐视。而且，也许正是这种个性和经历为亨利对彼岸世界（上帝为其化身）的信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现实世界多么丑陋，世俗欢乐的滋味亨利也从未有过品尝）。安娜则恰好相反，舒适的环境和良好的家庭条件培养了她的任性，她习惯了过分自由，所以一旦受到压抑必然会本能地抗拒，所以她会不顾母亲阻挠执意要与亨利结合。然而，这将是一场怎样的结合呢？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中，共有五处直接描绘了安娜与亨利的矛盾冲突，我将在下文用ABCDE表示。

A.亨利与安娜的矛盾早在婚前就有过一次猛烈的爆发，那是在二人讨论婚礼的地点时产生的。亨利向安娜表示不愿去她的家乡举行盛大的婚礼，安娜则认为亨利食言，她指责亨利此举为“优雅的报复”，历数亨利“夸耀贫穷而凄惨的童年、母亲”、“头皮屑和脏指甲、浑身上下的汗酸味”，认为他“粗鲁、撒谎”，“表现比出身还要低贱”。最后，亨利作出让步，表示“到哪里举行婚礼都可以”。

B.婚礼后，亨利夫妇来到北方小镇，安娜因住所没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而感到不解和不满，她问道：“我在哪里读书、写信和算帐呢？”但随即，她注意到亨利不快的表情，于是不再要求，这一次，让步的成了安娜。这个忍让的角色转换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对亨利还有一些理解和同情的话，那么，渐渐地，我的情感的天平也许愈来愈倾向于安娜这一边。接下来的一组描绘牧师夫妇和睦相处、努力工作的画面中，有一幅给我印象深刻：在晦暗的铅灰色天空下，狂风大作，波涛汹涌的河边，安娜与亨利洗衣的身影显得那样单薄、柔弱，这个远景镜头确切地揭示了亨利夫妇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

C.恩斯远道赶来看望姐姐，并带来一件圣诞礼物——留声机。伴着留声机的音乐，恩斯教姐姐跳起时髦的一步舞。这时亨利抱着幼子阿德出现了，安娜不愿意丈夫被冷落，她热情地拉过亨利旋转起来，却被亨利粗暴地一把推坐在椅子上。亨利转身走开，孩子吓得哇哇直哭。过了一会儿，亨利复又回来，表示歉意，说自己“很傻、很容易嫉妒，破坏了欢乐的气氛”。

D.亨利夫妇晋见皇后完毕，亨利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盛怒之下，语无伦次地表示不会接受宫廷教会的职位。而安娜非常希望丈夫能够接受新的职位（意味着可以离开艰苦寒冷的北方小镇），她愤怒地打断丈夫的牢骚，指责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玷污了自己对他的忠诚，也完全漠视了她——作为他的妻子和最亲密的伙伴的存在。

E.庇斯是被亨利夫妇收留的一个小男孩，因得知将被立刻送回亲戚家而以怨报德，差点害死了亨利夫妇的幼子阿德。这件事促使安娜下定决心离开亨利，回到母亲身边，临走前她要求亨利重新考虑接受宫廷教会的职位一事。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导致亨利与安娜婚姻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压抑和反抗（亨利祖父母与亨利、安娜的母亲与安娜、亨利与安娜，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有的人饱受压抑之苦，到头来却总会反过来又压抑别人，如亨利那样）？神圣信仰的彼岸恒在与世俗安乐的此岸偶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怨恨心态对爱的吞噬性伤害？都有可能，而这正是优秀电影的丰富性之所在。

亨利的怨恨个性与上帝信仰的结合是灾难性的，前者不但导致了他的嫉妒心和报复心，而且再加上后者还导致了他身上明显的道德优越感及其所产生的独断专行。马克斯·舍勒曾给怨恨定义：“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式的心灵自我毒害。”（语出马克斯·舍勒的《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1997年版第7页“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且不去论及其发生缘由及生长形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翻书（用怨恨式伦理来分析当前中国地下音乐运动也许会是个颇为有效的视角）。

而安娜呢？她并不信仰上帝，她之所以任劳任怨与亨利一样为教众服务，完全可能只是出于她本性的善良以及对亨利的爱和忠诚。而且，安娜的性格中还有叛逆的成份，她是一个任性的也可说是习惯了自由选择、追求的女人，为此她不但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嫁给亨利），还背叛了亨利（离开亨利）。

亨利不容异见，专横，同时他也吃苦耐劳、尽心尽力。他帮助教众，同时也极力控制教众（并不明显，偶有表现）。怨恨与绝对信仰乃是他如此行为的主要动力性因素。由此我想到另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一旦与权力结合总是会偏移为对人的野蛮控制和奴役、对个体自由选择权利的不由分说的剥夺以及对个体偶在的取消和抹平。日前热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令我非常惊诧：是谁在炒作吧？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仍提倡、宣扬这种为国家、民族、革命、人民献身的精神（王朔某小说有个情节：二个姑娘面对“还怎么指望你们去堵枪眼”的指责回敬道：“你们怎么不去，我们这么年轻！”），这种刻意的宣传是不是针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道德滑坡和信仰真空现象而重又向原有的道德伦理资源找寻依据呢？

官方的话语系统总是隔三差五地炮制出一个个道德明星，无论是虚构的文艺作品里的，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真人真事，其精神动力总是无一例外地被整合到对政党国家民族人民的热爱上面。究其缘由，正如刘小枫所说：“政党意识形态与代议制度结构中的政党理念不同，后者并不与社会伦理、宗教信仰和国家机器一体化，政党理念锚在政党政治的功能范围内。政党理念之意识形态化意味着，不仅把其政治理念上升为历史中的神圣真理，成为一种信仰，而且与统治权力和社会的制度性建制一体化。”而国家化的政党伦理指的是：“在该政党取得国家权力之后，该政党的伦理转化为规约社会中所有成员的伦理，成为社会日常的伦理，使社会日常伦理成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延伸秩序。……欧美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个体自由式的市民伦理，取代了基督教伦理的效力。”（二段皆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1998年版第390页）

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比比皆是（如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三十分”前的每周一歌），其正当性（是否接受了公正的舆论监督、支出的费用是否合理等等）这里姑且不论，我怀疑的是这种宣传能否达到效果？又是怎样一种效果？

亨利要求安娜也献身于上帝，接受艰苦、尖锐的人生考验，亨利没有成功，因为亨利对上帝的热爱并不能成为安娜也热爱上帝的理由；同样，亨利愿意接受最严酷的考验也并不代表安娜同时也应该心甘情愿地跟随。哪怕以爱情的名义（妻子对丈夫的）来要求也不行。也许最初，正是亨利的宗教气质吸引了安娜，然而时间证明安娜并非能够持久地经受这考验。而安娜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她的真实，她无法忍受（不仅是艰苦的生活，还有亨利专断的性格，后者也许更是决定性的）就离开，尽管还带着背叛的负罪感。你可以说安娜贪图安逸，然而就算如此，如果她并没有妨碍别人也并非罪过（更何况她也付出过，尝试过）。在对亨利的爱与找回因这爱而丧失的自我之间，安娜彷徨过、挣扎过，最终，选择了后者。

但是，这选择绝非一劳永逸，影片末尾，当亨利向安娜说明已经接受宫廷任命，并打算于秋天去斯德哥尔摩上任时，安娜却令人心碎地发问：“但是，我们能够彼此谅解吗？”安娜的发问其实是由于她对彼此个性的透彻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亨利的让步并不表示他的信仰和性格的转变，他仍会独断专行、仍会不习惯梦一样温馨的家庭生活、仍会不关心安娜的感受，而安娜的个体权利也不会允许她逆来顺受。往后的日子仍会有一次次这样的争吵，龌龊和伤害，表面弥合的伤口即使能够被谅解、遗忘,也还是会被一次次狠狠地扯开。

影片最后一帧画，绿茵丛中，相别甚久的安娜与亨利，分坐于两条相邻的长椅上，互相凝望，小心而忧伤。

Den Goda Viljan的翻译应该是"The Good Will"，Viljan是单数。不知为何英文片名是复数。

感觉影片主要还是在刻画人物性格，以及男女主角各自的性格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婚姻。

男主角是个牧师，有着一定精神上与职业上的追求，愿意去穷乡僻壤艰苦传教。但是个人性格的缺陷仍极其明显。比如未婚同居，比如脚踩两只船，比如喜新厌旧，比如脾气较差，对小孩和女人使用暴力，比如专制、控制欲很强。但基督教对其性格还是有好的影响，比如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劳工，厌恶资本家。

女主角是个富家千金，她的性格她母亲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比较单纯，没有涵养。但是在大节上似乎要比男主角更加坚定。当男主角已经放弃了对她的追求的情况下，她仍然决定与其成婚。嫁鸡随鸡，到了穷乡僻壤，毅然抛弃了积习，再苦再累，也当起了一家主妇，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当觉得自己的孩子无法在那里获得良好的生活的时候，毅然决然离开丈夫，回到Upsala （大镇子）.

相比之下，男主于一时的好恶敢于拒绝女王提供的职位，却无法真正承受离开女主和孩子的生活，最终屈服于女主，背弃了自己立下的在荒凉处找到自己的决心，回归了城市。

据说，男女主的原型是瑞典一位著名导演的父母。这位导演的对其父母的认知与评价也就非常明显了。

The Good Will说的是谁为了谁的Good will？显然是男女主的家长虽然认为两人不合适，婚姻会产生很大问题（确实如她们所预见），并在婚前竭力阻止，但一旦成婚却仍然给了他们祝福与支持。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算是good will了。

影片时长3小时，如果不是对这位导演的家史非常感兴趣，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费力的。电影的摄影非常好，每个场景看起来都像是油画一般，足见功力。

总体感觉这部影片是比较私人的一部电影，主要在回忆自己的家史，并于此同时，刻画了瑞典20世纪初的一些社会情况与各个阶级的生活状况。

伯格曼真是人性的分析大师。他的故事永远把人物的命运放在及其真实、残酷的、阴郁的、欢乐、悲伤、不幸、幸福的光影对比中展示。就像生活里有阴天和晴天。他把人写的有灵性。男主的固执、自尊，面对妻子的阴郁、强势，又离不开彼此的矛盾。无法用只言片语表达的东西，都通过镜头演绎出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内心的外化。他的喜怒哀乐如同戴着枷锁。他的妻子的爱和付出，他视为理所当然。唯一真正动他感情的是儿子差点被一直好心照顾在家的男孩儿出于报复想带着他的儿子跳入河流中，他暴怒将男孩一顿暴打。他的内心极其残忍失去自控的一场戏，最表达他的内心。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他主导着一切。他很少会露出笑脸。他虽然也是个善良的人，永远被他独立的不与常人同样的生活目标所驱使。一样可以发挥专长的提拔，被他视为对他的侮辱。他的内心似乎永远走不出自我的画地为牢。而这个目标令他烦躁不安、令他众叛亲离。最终沦为孤家寡人。这样的追求是符合上帝的意志还是符合他对自我的定义。他生活中有什么牵挂吗？他奋斗的目的是什么？是争一口气，还是为自己和所爱的人赢得一份安稳舒适的生活？他似乎永远在与生活斗智斗勇。说他一心追求信仰吧？他似乎不相信上帝是可以将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也不感觉上帝是他的精神寄托。他的矛盾思想，虽然不无生活经历带来的感悟。但他的精神追求势必是充满形式和真实内心的冲突的。他的职业不如说是精神控制的一种表达，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因为他虽然善心收留孤儿，但他并不真正为孤儿着想。这种所谓的善心，最后不得不演化为一场悲剧。

还有他和工程师在教堂的一场矛盾冲突。看出他和工程师完全不顾幼小的孩子的感受，用语言互相攻击侮辱。他如果是真善的话，完全可以选择更明智的方式。

整部作品，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因为他不仅写的是两种阶级结合后的婚姻矛盾。而是不同成长背景带给人的成长多么深的影响。

感谢伯格曼献给人类如此精彩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