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都是客

父亲说：“拍吧！只知道拍！” 我说：“能让看，就是好事儿。” 竹编厂出现在竹林乡， 于是也出现一大群来探视的领导。 领导爱吃溜肝尖和鱼香肉丝， 他们那天下午杀了自家肥猪。 然后是清蒸蜂蛹， 赵本山和巩汉林去捅蜂窝， 差点失去眼睛。 再就是鱼，不吃，钓，更要命， 句号潜在水中，牙齿都被钩住。 领导说：“四菜一汤。” 于是桌上出现了脸盆大的碗碟。 厨娘抱着食盒四处奔走， 是为了抓住串乡吃饭的马干部。 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太平， 只是省级领导出现得不是时候， 食材都被吃完， 只好上去松花蛋和白粥。 省领导吃完， 说：“好，就是来看看有没有刹住吃喝风。” 然后他撞见了， 撞见晕马倒枪的黄干部， 撞见怒不可遏的八把手， 他把碗碟搭成的大山掀了， 赵本山脸上也露出笑容。

by 刚搬完砖

30年前电影, 一点都不过时，反而很真实

剧情概述

电影描述的是一个乡的后勤厨房为了跪舔各种客人（领导），而做的各种滑稽、搞笑、讽刺的事情。

镇长、乡长都是一个唯上的人，来了什么客人，根据客人的等级，后勤厨房分不同的等级去服务。

基本每天都有，各种客人要来，都要”不遗余力” 去迎合（现在叫跪舔）！

有的客人喜欢钓鱼，那就要提前把鱼食撒好，还钓不上来，就派人潜水去挂鱼钩

有的客人喜欢特色菜，那就是当天杀猪，当天去掏马蜂窝也要给领导 做好他喜欢的菜

有的客人团喜欢喝酒，就要陪酒，喝到吐了继续喝

客人一句话（甚至没说话，要提前打听好其嗜好），下面一顿操作，费在大的劲儿也要满足客人的要求。而普通人的需求是次要的（电影最后）。

为什么这样？

这是30年前的电影，现在何尝不是这样。拿互联网举例，一些情况下，老ban/xx总的需求优先级>普通用户体验，汇报>实干.

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力量助长了这种虚伪、唯上的做事方式？

如果客人以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为标准去评估乡里的工作，而不是接待他的标准判断乡里的工作质量，

如果老ban or xx总，是以普通用户为优先，信息渠道不限于下面人的汇报，多以普通用户身份体验产品，从多种渠道收集意见，有智慧去评估

那么唯上之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为了利益最大化，肯定是根据“评估”标准去做事情的。（这里和本行的模型优化是一样的，一定要确定好 “目标函数”）

最后说说这位乡长。乡长就是画大饼（这个是哪个客人，关系到我们什么利益，一定要陪好）、唯上、不顾员工安危（让人潜水挂鱼、都说身体不好还逼人陪酒）、帅锅第一名（最后情节，翻脸甩锅，你要负zz责任). 遇见这种上级，赶紧跑路吧

情景剧《来的都是客》讲的是位于城市与农村之间一个酒店的光怪陆离，算城乡结合部。喜剧的意义就是使人在收看过程中忘掉痛苦，城市人看农村剧会笑，会开心，但不能解除痛苦，因为无法“反打”到自己身上。城市题材喜剧才能触碰到城市人痛苦的根源，但“农民”赵本山心里很清楚，若直接走进城市会被叫“盲流”，剧也会变成“盲流”。城乡结合部是个过渡，是城市痛苦与农村痛苦交错、化解的地方。 　　 　　如今的商业电影都热衷当代题材，因为古代题材没法植入广告，所以即便是古装戏也一定要穿越回现代哪怕几分钟的时间。诸如此般，农村题材无法像城市题材那样更好的吸纳时下热点现象。

怀念1990年代，那时候的国产喜剧可以嬉笑怒骂、畅所欲言，和盘托出地针砭时弊，通过影像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态度。

最典型者莫过于黄建新“城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呈现出不同阶层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与鸡毛蒜皮，《背靠背，脸对脸》诠释了中国官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的“社交之道”，《红灯停，绿灯行》则借由驾校学车经历审视当代社会种种不成文的“游戏规则”。

这部《来的都是客》围绕一个乡镇食堂展开，把关注焦点对准了中国的“接待文化”。

赵本山扮演的肖望发，因为把竹编工艺社经营得风生水起，而被任命为竹林乡食堂管理员，“算是第八把手”。不大的乡食堂，却要接待各类人群：视察工作的领导，洽谈业务的老板，调查报道的记者，参观取经的游客。

领导的评价直接决定当地宏观走向，老板的意愿能够带来可观经济效益，记者的宣传导向可以起到臧否作用（《红灯停，绿灯行》里的牛振华扮演的记者，就以写“新闻稿”为条件，试图让企业老板为自己的驾校学费买单），游客的体验又间接刺激着经济发展……总之，这些人都和竹林乡的利益密切相关，那自然得好生接待，不敢怠慢。

看似稀松平常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却往往没那么简单。影片里，马司令要到老乡家里去吃“派饭”，食堂就做好送到老乡家里去。供电局局长握着女服务员的手不放，旁人也都无可奈何，同事们还劝她不要太在意有些领导的“业余爱好”（时至今日，这种现象恐怕愈演愈烈）。为了迎合李老的钓鱼爱好，一众人等绞尽脑汁、各显神通，可鱼就是不咬钩。乡长严肃地批评肖望发：“我可告诉你，李老要钓不到鱼，你要负政治责任的。”当得知给省委郭副书记准备的好饭被吃掉以后，乡长更怒斥肖望发：“你简直在开政治玩笑！”能把钓鱼和吃饭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怕不多见吧。

就是基本的吃与喝，想把对方陪高兴了，也得下一番工夫，甚至付出大代价。李老讲究朴素革命作风，提出了“四菜一汤”的伙食标准。这可给肖望发出了难题：又得让菜显得丰盛隆重，还得符合领导提的要求，着实考验人。接待工作不仅“斗智”，有时还得“斗勇”。影片里，乡长让还在吃药的李会计去陪外省代表团，以命令的口吻说：“喝出毛病来，按工伤处理；喝死了，算烈士！”所以有时候，体制内人士抱怨应酬多还真不一定是矫情。曾经有部主旋律影片《生死牛玉儒》，就塑造了一位身患癌症还“坚持”喝酒的领导干部，细想之下真是哭笑不得。

鲁迅在《捧与挖》里写道：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所谓“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其实也就是对自身利益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为了化解这种“不安”，地位较低的人往往要将地位高的人“捧”起来。这种“捧”，也不全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所引发“巴结”之风，而是已经演变成一种楔入民族深层集体无意识的“接待文化”。

一旦某种思想观念为一个民族所基本认同，它就不再是个人的喜好。接待文化是中华礼仪的精髓要义，接待工作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迎来送往，扫榻以待，这是最基本的待客之道，往往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而且所谓接待文化，其发挥作用的场域并不局限于官场，而早已弥散到其他公共空间。比如商务往来，搞市场开发的人不仅要“会来事儿”，往往还得有酒量，这基本是“职场共识”。又如当代很多人焦虑的“给老师送礼”，大概能理解普通家长的想法：不是我想对老师怎么样，而是其他家长都送礼了，如果我不送，我家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我有个大学同学现在是高中老师，和她谈过这个问题，她就说有些家长还真是“你不收下都不行”的那种，搞得老师也很无奈。

像这种情况，就是社会的风气使然了。之所以“捧”，是因为在某种语境下，双方地位极其不对等。之所以要加限定性前缀，是因为这种“地位关系”是可能变化的。比如在商业往来链条中，面向下游的供应商很可能变成面向上游的客户，“捧”和“被捧”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一样了。我还听说过，以前的一位老师，过年期间到某位同学家里去拜访，因为后者出身“官宦之家”，这种情况下家长也没必要去“捧”老师。

明朝时期的海瑞在担任县学教谕时，面对来视察的督学官，坚持只行“长揖”礼，与左右跪拜的两名教官形成了突兀的肢体反差，宛若一个汉字“山”的形状，因而得名“海笔架”。海瑞出任浙江淳安县令以后，更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废除“常例”——就是县里的小金库，正常和非正常接待、公关、送礼的费用都从这里出。他还发布了《禁馈送告示》，至今仍然是古代廉政公文的名篇。问题在于，海瑞毕竟是个“异类”，他拒绝“捧”，最终也遭到了同僚的“捧杀”。海瑞坚决反对“接待文化”，却成为同僚的眼中钉、肉中刺，可见“接待文化”背后，其实是“大环境”在起作用。

鲁迅也总结了“捧”的恶果，那就是助长贪欲，腐蚀人格，甚至导致恶性循环。《来的都是客》能表现这个问题，是相当值得激赏的。影片结尾，李老和马司令早已看穿一切，郭副书记也是为了检查“吃喝风”刹住了没有，这其实还是传统叙事的“青天大老爷模式”（其典型代表如《窦娥冤》《我不是潘金莲》等）。乡长和“八把手”为准备饭菜争得面红耳赤、大动干戈，但其实他们都是真诚而可爱的人。当然了，更不应责怪“来客”。如前所述，这是“民族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