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间谍战

开场，柏林墙附近。英国的特工在等待利马特。出现的人在通过关卡后被射杀。

男主被带去与control谈话，貌似行动失败后，要被撤职。男主不服不甘，control的让男主在cold中多带些时日。

男主意志消沉，从政府领取一份半救济性质的工作，进到一个小型图书馆，邂逅了女主，开启了loveline。

女主是个党员，这是一个关键线索。

男主因为酒后伤人被抓，释放后，出现了被男主成为“queer”的一个人，意图策反他。

Queer带着男主去一个脱衣舞俱乐部见了一个人，那人把queer赶走后，跟男主谈起了计划。貌似这人和男主其实是认识的，或者说，queer是敌方的人，而酒吧这个人，是自己人。

之后男主去和control接头，出现了一个叫smilely的人，篇幅不多。此时发现之前的颓废和沉沦不过是在演戏，男主故意装成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来引猎物上钩。下一步行动就是将计就计，control让男主假装投敌，并通过提供线索，让敌方自相残杀，借犹太人的刀，杀掉他们的叛徒蒙特。Control问了男主对蒙特的看法，男主恨之入骨。

一切进行顺利，男主被带到了荷兰。这时smilely也出现了，在机场的摆渡车上还露出了诡异的一笑。这里我有点没看明白，他是去确认男主已经到了荷兰吗？

男主在荷兰跟接头人“汇报工作”时，秘书拿来报纸，上面刊登了寻男主启示，此时镜头在男主脸上停留了很长时间，显然是在暗示此举是完全在他意料之外的。因为没太想明白，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猜测：原计划是男主以个人身份投敌，目的是为了换取money。所以他到荷兰时，海关人员提醒他护照只有两周时间，他觉得完全在掌控之中，可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回英国。而在他看到自己被“通缉”之后，显然意识到发生了不由他掌控的事情，自己已经无法按原计划返回英国了。

因为护照问题，他被转移到了东德，就是敌人的大本营。犹太人费德勒出现后，开始按照男主的原计划开展—他给犹太人信息，犹太人自己拼凑，意图“陷害”蒙特后上位。

期间，smilely去找了女主，没有展开具体的内容。第二天女主跟领导请假，想去东德参加党支部的活动。此处又埋下了一个伏笔。

男主和犹太人外出返回后，发现蒙特杀了回来。蒙特掌握了大权，甚至把犹太人都抓了起来。

蒙特对男主动粗后，正在审判他，犹太人突然闯进来，从此开始了一个正式的庭审，旨在指控蒙特的间谍身份。开始由犹太人先来陈述，一切都是按照男主原定的计划进行，男主虽然出庭作证，但是并没有指控蒙特，更是中了犹太人的下怀。

轮到蒙特方申辩，律师传唤了女主，一脸懵逼的女主，又傻又天真，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说了。最后蒙特被洗白，犹太人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男女主也都被关了起来。

男主在被囚禁的时候，听到牢房门被偷偷地打开，于是他从地牢跑出来，发现蒙特在等他。此时真相大白，蒙特其实是英国人安排在东德的间谍，其实聪明的犹太人说得都对，就是后来没有人相信他了。当然，都是control的安排。

男主什么时候知道蒙特是队友的，我不得而知。是一见面？蒙特提审他的时候，给了他一杯威士忌来暗示他？庭审结束后的颜色交流？还是最后出逃的时候？还是一直都知道？我觉得一开始应该是不知道的。

结尾为什么要射杀女主，我的理解是，她知道的太多了，她已经失去作用了。所以，女人啊，爱情，不值得！

至于男主最后的选择，算是人性的光辉吧？还是他觉得他其实和女主一样，都是被control掌握的棋子，回去后其实也是死路一条？他有可能不是射杀女主的那个年轻人开的枪，而是东德巡逻的人。也有可能是年轻人，因为觉得他落到敌人手里，会导致最终一切的败露。

上面是对剧情的梳理，自己也慢慢搞清楚了来龙去脉。之前没想明白的，通过写出来好像也都清晰了。片子的高明之处，应该是谍中谍的设定。音乐和摄影也都很棒，但是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我是分析不出来的。

发现一个关于《柏林谍影》的主角利马斯为什么翻回墙的东边找死的这个行为的新解读——因为墙西边来接应他的英国圆场的同事史迈利问他女主哪里去了。

他当时正处于一面是刚刚死去的爱人，一面是生的希望的徘徊犹豫当中，结果史迈利的这句话彻底消灭了他对生的最后一丝渴望，一时冲动爬回去殉情了。

我有种悚然的感觉。如果史迈利是真心想接已经知道关于穆特这个巨大秘密的利马斯活着回去的话，那么他在明明听到枪响了好几声时很明显已经猜到女主被打死了。

何况当他看到利马斯那张震惊和绝望交错的脸，怎么可能猜不到结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关心已经成为炮灰的一个姑娘的生死呢？

那么他是故意问这个话来刺激已经深陷情网的利马斯，让他万念俱灰而选择自杀，一句话害死一个人，其精明狠毒的思路倒也符合一个成功的间谍的身份(注意，他后来是勒卡雷的续作《史迈利三部曲》的主角)。

柏林墙头的利马斯

然而这句话只存于原著里，到了电影里就没有了，删除这句话用意何在？何况编剧就是约翰勒卡雷本人，而且这个剧本还在理查德伯顿的要求下进行了一次修改，为此他们在酒店房间里研究讨论了很久。

那么删除这句话，应该是伯顿和勒卡雷的共同意见了，究竟为何呢？

难道说他们认为这句话有点难以自圆其说？毕竟如果史迈利不想利马斯活着的话，完全可以不来接他，直接通知穆特的人把利马斯灭口得了，岂不便利？

临时起意也说不通，毕竟他的级别是无权决定利马斯的生死的，只有圆场的最高首脑，也就是他们的“头儿”才能决定，如果是头儿叫他来接应的，那他怎么敢擅自杀掉利马斯？

其实就算利马斯已经找到了穆特的真实存在目的，头儿也没必要杀掉利马斯这么个优秀老练的下属，要是怕他泄密又怎么敢用他执行这么步步惊心的可怕任务？

何况头儿真的想杀人灭口，也不需要派史迈利过来执行啊，直接通知穆特动手好了。穆特直接叫人把他俩一起击毙在柏林墙下就好了，当初利马斯的那个下属在本书开头时穿越边界隔离带时被背后的冷枪打死在利马斯面前，不就是这样的手段吗？显然头儿根本没有要杀利马斯和利马斯的下属的打算，这只是穆特的单方面行为。

而利马斯的死，是他自找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穆特肯定是没叫人杀他的只是叫手下在柏林墙下开枪打死女主灭口。

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半路上打死女主，利马斯会爆发，会发生不可料的变数，所以他的手下特意叮嘱让利马斯先爬上去，再回头来拉女主上去。

这样一个绝佳的分开二人不至于误伤到利马斯的姿势，显然是穆特自己研究好了的。这样在女主被打死之后，墙那边也有人接应，利马斯只要脑子不傻，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死去的女主独自回西方去。

所以在原著里，史迈利问女主怎么样了这句话，是破坏穆特和头儿的决定，直接刺激得利马斯自杀。

而这句话显然就不应该存在了，太不合理。史迈利不可能同时违逆头儿和穆特的决定，擅自把利马斯灭口的，怎么都解释不通。

于是最终勒卡雷还是把这句话从剧本里删除了，也没有多加别的台词，于是利马斯为什么选择死亡真的变得悬疑而扑朔迷离了。

伯顿显然也是考虑到了删去这句史迈利的台词之后，他在一个字的台词都没有的情况下，要如何表现出利马斯为什么突然选择死亡的内心斗争，这实在太难太难了。

毕竟电影的表现手法没有书籍那么丰富透彻，很多时候需要观众的自我理解，这才会有“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发生。

于是仔细看这个探照灯打在伯顿的脸上时的镜头，他的脸部特写持续了大约五六秒钟，这五六秒钟内，他的表情和眼神都有细微的变化。

最后看向史迈利的一眼

我反复看了几次，最终感觉应该是伯顿用个人的理解，把原著里一个单纯的殉情决定，在那句刺激利马斯殉情的台词被删除之后，给更改掉了。

他的方案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那就是不再是单纯的殉情，而是在发现所有的希望，仅存的真善美全部消亡之后，一瞬间的万念俱灰，不想活了。

而原著里史迈利的那句台词，只能证明利马斯在女主死后还是想活的，需要靠他的刺激才一时冲动殉情了，这样对于利马斯的个人形象塑造来说，未免有点落于下乘了。

至于利马斯为什么会绝望？这很复杂，女主的死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此之前，他隐忍压抑，绝对克制了太久太久，以至于一天到晚都在不断地在心中训练自己如何说谎不露破绽，如何前后对的上不至于被敌人诈出马脚。

他甚至都忘记了他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只有在午夜睡觉前才留了那么几分钟告诉自己是在演戏。

所以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演悲剧的演员入戏太深之后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主角，抑郁了，再也走不出来这个漩涡了。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完成这个该死的任务之后回到英国，领退休金，和女主去过海边喂海鸥的平淡生活。所以即使他后来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和折磨，遭遇各种背叛和欺诈的痛苦，他始终还因为这一点点渺茫的希望，绞尽脑汁地，如履薄冰地活下去。

可现在，几声枪响夺走了女主的性命，如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压在他的脊背上，他如垂死的骆驼轰然倒地了。

他其实早就不想活了，只是为了女主才拖到现在罢了。

伯顿的53部电影，我看过43部，我认为值得一看的好片在10部以上。如果想多了解一下他在电影方面的演技，《柏林谍影》是必须要看的。

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那些电影里，他并没有得到大导演的悉心调教，还不能适应电影的表演方式。因为太害怕戏剧腔调浓重，他总是收得太紧，习惯性地面无表情，眼神里也没什么内容，甚至被认为是个木呆呆的演员。

他的演技真正开始出现是57年的《沙漠大血战》，真正实现突破的是59年的《愤怒回首》，真正跨入伟大的电影演员阵营的是64年的《雄霸天下》，真正能发挥出他作为一个悲剧演员的伟大魅力的是65年的《柏林谍影》。

有人认为伯顿的电影表演的问题在于表情不够生动，但我觉得如果多看几部他的好片，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而伯顿厉害的一点在于，他在没有表情的情况下，单凭他的一双眼睛就可以把人物的情绪，和他想要告诉观众的内容，完完全全地展示出来。

他的眼睛，是他内心世界的窗口。透过这个完全敞开的窗口，你不需要听，你只要去看，去感受，就会读懂他无声地讲述的那个故事。

他的演技精华，就浓缩在这双眼睛里了。 《柏林谍影》里他的利马斯是个颓废绝望的老间谍，对他的生活，对他的职业都充满了厌倦，刚好契合伯顿本人的特色。而伯顿最擅长的莫过于他的方法派表演，也就是把角色变成他自己，而不是让自己成为角色。

他早在51年，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剧院演《亨利四世》里的哈尔王子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了。

因为角色塑造的理念和他的戏剧导师安东尼奎尔完全相左，他又坚决不肯按照奎尔的要求把哈尔王子塑造成一个拍着大腿笑的单纯爽朗的青年，因此发生了冲突。

最后还是奎尔因为爱才而让步，让他用自己的方式表演，果然大获成功。 到了《柏林谍影》时，他的电影演技已经攀上巅峰了，可以说他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是无与伦比的。当时的影评家甚至直接断言，“如果伯顿不能凭借《柏林谍影》拿到奥斯卡，那么奥斯卡就绝无公正可言了。”

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勒卡雷非常喜欢他，并且对于他的角色塑造和表现形式极为惊讶，最后甚至到了万分肯定，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利马斯，利马斯就是理查德伯顿的地步。

能够让原著作者在创作这个角色时所想象的人物形象，在银幕中完全地，完美地活起来，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彻底的成功。

为什么会如此成功？

那是因为伯顿本人，他的精神状态，他的心境，他的生活态度，他的职业态度，完完全全就是《来自寒冷中的间谍》里的利马斯。

勒卡雷作为一名真正的职业间谍，和一名成功的作家，对他的观察特别敏锐细致，洞悉得无比透彻。

他认为这个时候的伯顿，已经对生活和事业完全失去了兴趣，不会再有对快乐的感知了，也失去了激情。“他从前是走一路打一路的，但现在不会了。”

伯顿在拍摄期间，总是沉浸在浓重的抑郁情绪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正在享受生活，如果这绝望的生活可以叫人享受的话。”

利马斯这个角色最难演的一点在于，他的台词非常少，谎话极其多，内心活动过于丰富。

他一天到晚都在演戏，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忘记了自己是在表演了，只能在夜里睡觉之前，坐在床头利用那么一点点时间提醒自己，这一切不过是在表演罢了。

在颓废厌倦，没有信仰的外表之下，却藏着一个多年的老间谍的机敏、坚定、顽强和勇毅。

那么，看看这些特点，是不是和真实的理查德伯顿有大部分的吻合呢？

所以，伯顿把利马斯变成他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换其他演员来演这个角色，也许精心雕琢可以做到形似，但想要神似，演出这个角色的精髓神韵，甚至是灵魂，那就太难太难了。

我毫不怀疑，这个角色是无可替代的，别人演不出这样一个利马斯，也完全没有翻拍的必要。

伯顿彻底摆脱他的戏剧表演模式的最佳证明，莫过于演这类面瘫寡言的角色。用极细微的表情，不能有夸张的肢体动作，不能借助台词功底加成，就演活这个角色，这必须是拥有深厚纯熟的电影表演技巧才可以做到的。

到了《屠杀令》，他甚至被配音了，从头到尾都听不到伯顿自己的声音，却依然是一个伟大的表演。 当利马斯被逮捕，被殴打，受伤之后被囚禁在牢里，穆特去提审他时，他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穆特。

从始至终，他的眼睛甚至都没有转动一下。然而就是这样定定的凝视，在这种黑白影像中，我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读出他的内心所想。

他没有台词，甚至没有表情，但只用他的眼神，就演出了他对穆特的仇恨，敌视，以及终于见到和他在看不见的隐蔽战场上缠斗数年，最终令他一败涂地的老对手的真容之时，那背水一战的勇气。

在穆特强令他自己站起来时，他艰难的动作，笨拙的身手，痛苦的喘息，却无声地宣示了他的不屈和顽强。

当他最终抬头，重新望向他的老对手，也是一个曾经的纳粹，一个老谋深算，冷酷无情的敌人时，他那一度因为肉体上的痛苦而变得虚弱的眼神，也瞬间出现了锐利的光芒，蕴藏着绝大的勇气。

在这一刻，之前那个颓废绝望的老间谍，仿佛一下子重燃了斗志，在准备他的最后一战。

这样的表演，如何不动人呢？

约翰勒卡雷是个观察力特别敏锐的人。他既是个英国间谍，也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所以即使他和伯顿在一起饮酒狂欢的时间并不算长，也仍然看透了伯顿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端倪。

64年伯顿邀请他去百老汇看《哈姆雷特》，这是百老汇史上最赚钱最狂热的莎剧演出，一票难求。他被安排在了前排，最好的位置上。而伯顿此前并不认识他，仅仅是因为看了他的小说《柏林谍影》。

勒卡雷说，就算让他去朝觐教皇，也不会比让他去见伯顿更激动。伯顿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史诗性的。在演出结束，他被邀请到伯顿的化妆间时，他毫无意外地被伯顿迷倒了。

他拼命地夸伯顿的哈姆雷特比奥利弗和吉尔古德的还要好，比所有人的都要好。

但他始终在心里嘀咕，眼前这个拥有美丽的，雷鸣般的经典男中音，长着一张希腊雕像一般的完美脸庞，满脸麻子，雄性魅力强大无匹的男人，真的能演好那个颓废厌世的中年英国间谍吗？

后来拍摄进行到一半时，伯顿因为抑郁症发作而不想说话不想动，拒绝拍摄。他说他只想见勒卡雷，只有勒卡雷修改了台词，他才会念出来。

制片人赶紧打电话给勒卡雷，用仿佛被人用枪顶着脑袋的慌张语气说，“快来吧，理查德需要你的陪伴和帮助。”

勒卡雷飞去爱尔兰的都柏林，然后接手了每天都陪伴伯顿喝酒的工作。他围观了伯顿和泰勒，和导演马丁里特的争执经过。 当时伯顿接连遇到了很多麻烦。

就在开拍前，他的二女儿杰西卡被希比尔送去了长岛的精神病疗养院。他去探视她时，她居然完全不认得他了，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泰勒试图把她接到身边，雇佣最好的护工护理，请最好的医生治疗她，却被希比尔拒绝，她禁止伯顿接走女儿。这让伯顿非常地悔恨自责。

开拍后，先是泰勒乘坐的劳斯莱斯在路上撞死了人，虽然不是他们的事故责任。接着，泰勒的父亲中风了，据说活不过一年，她只能去照顾他。

最后，当泰勒返回片场后，与伯顿的初恋情人布鲁姆争风吃醋，每天在片场死死盯着伯顿，时不时地尖叫，对他呼来喝去，让他更加焦虑。

勒卡雷一次在凌晨时分被伯顿邀请去他的套房，他到达时，伯顿一个人坐在那里。泰勒明知道他来了，却用对讲机气急败坏地喊伯顿回卧房，不希望伯顿和他独处。

伯顿回房之后，因为对讲机没有关闭，他清楚地听到了响亮的巴掌声，那是很多个耳光。他猜想泰勒的脸一定被伯顿打得满脸红肿。

可他没想到的是，她从房间里出来时安然无恙，伯顿却被她打得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在内外交困之下，伯顿本来还只是从中午才开始喝酒，现在被刺激得犯病了，只能用酒来压，在片场一天到晚都是酩酊大醉的，这引起了导演马丁里特的愤怒。

里特从第一次见到伯顿就讨厌他，认为他太放纵。里特是个道德君子，保守固执，不吸烟不喝酒。而伯顿和他谈话时却在不停地吸烟喝酒。

他在当时就无法掩饰对伯顿的厌恶，以至于溢于言表。 他还迁怒伯顿，认为他在52年上好莱坞黑名单时，伯顿没有为他们这些被迫害的左翼人士奔走疾呼。实际上，当时他们互相都不认识。

两人因为表演理念产生分歧，在片场公开辩论，互不相让。

几年后，里特说，“我不喜欢他和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她总是在喝香槟，他一旦中午和她出去吃饭，回来就会烂醉。这不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想他也一定觉得我不够欣赏他。”

这话还算客气的，因为当时伯顿正当红，他不好说太尖刻的话。

到了86年，伯顿去世两年之后，他开始大肆批判伯顿。

“我对天才没有任何尊重。天赋是生来就有的，而不是通过奋斗而得到的，所以你如何对待你的天赋就尤为重要了。把金钱摆在艺术之上，或者家庭之上。炫耀你的财富和女人，炫耀你的酒鬼生活，这非常糟糕。

浪费才华是对神和人类的一种罪恶。伯顿的才华是非凡绝伦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才华越大，罪恶也就越大。”

显然，奥斯卡评委们一直不给伯顿拿奖，也是他这种心态作祟。 勒卡雷反驳说，“真的吗？这样公平吗？这不是真的，也不公平。理查德伯顿是个有文化，严肃的艺术家，一个自学成才，非常博学的人。他的欲望和缺点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所共有的……他是无礼的，顽劣的，慷慨的，具有控制欲的。但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对他们的领地具有极强的守护欲。

我未能在他成名之前遇到他，是一种遗憾。他的利马斯是极好的，它应该为他赢得那一年的奥斯卡奖。可惜，这是他一生未能获得的奖项。”

当拍摄进行到最后一场，在荷兰的席凡宁根海边，勒卡雷再一次见到伯顿时，突然发现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了，这时候伯顿还不满40岁。

当伯顿在海滩上向他走来时，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他作品里的利马斯，那个疲惫的，幻灭的中年间谍。

他的身体还活着，但他的精神正在慢慢地以自我厌恶的方式死去，他已经被他的生活一点点地耗尽了。

伯顿当时在日记里写道，“我正在享受生活，如果这个绝望的生活可以让人享受的话。”

《柏林谍影》里的伯顿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一位曾经狠批过他的评论家说，“他已经完全弥补了他以前的所有不足。如果他今年没有获得奥斯卡，那么奥斯卡就毫无公正可言了。”

的确，奥斯卡就是不公正的，或者起码对伯顿一人，是绝对不公正的。 图一为伯顿与勒卡雷

图二为马丁里特，布鲁姆和伯顿

图三为马丁里特，伯顿和迈克尔霍登

伯顿总以真性情的面目示人，其实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一个人设，“理查德伯顿，这是我的头衔，我的座右铭，我的墓志铭，我的十字架。我获得了恶魔一样的名声，这完全与我作为演员的成就无关，我是臭名昭著的理查德伯顿。”

他既是一个说谎精，也是一个戏精，没有几天能真正做自己的。

从他五六岁时候开始因为谎话太多而被火炉烙手，到他精心引诱了菲利普，他知道说谎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但他还是尝到了说谎的甜头，然后就像吃了裹着蜜糖的慢性毒药一样越陷越深了。

就像《柏林谍影》里的利马斯，一天到晚都在说着那些他精心策划好的谎言。说的太多，竟然连自己都下意识地以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不但骗过敌人，也险些骗过了自己。

只有每天晚上11点睡觉之前，他才利用十五分钟时间做回自己，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谎言。这十五分钟里，他才终于做回了自己，只是这个真实的自己已经让他有点陌生了。

伯顿在70年的日记里写道，“我爱这个世界，但我不能太当真，否则我会发疯。” 他一辈子骗了太多人，他把两千多个女人骗上了床，骗得她们以为他爱她们，骗得她们以为自己是这个世上最值得被爱，最值得与他交谈的人。

他爱慕虚荣，告诉记者，他25岁就演了哈姆雷特，24岁时就和泰勒相识并成为朋友。

他杜撰了祖父之死的故事，在一个个派对上讲得绘声绘色，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受欢迎的人。

他骗朋友骗同行骗记者，表面上和他们谈笑风生，装出很迷人的样子，实际上他在日记里刻薄地谩骂着他们。

他骗孩子，在孩子眼里扮演了一个温柔慈爱的父亲，实际上他恨不得她们都立即长大离开他，一年只见他一次。

他骗他最爱的女人说，他对她绝对忠诚，绝不会背叛她，然而没多久他就和别的女人上了床。 最后一年时他的谎话更多了，简直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1月份他见过泰勒之后回来告诉萨莉，他不再爱泰勒了，他不想再和她再有任何关系了。然而8月3日的这一天下午，萨莉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他小声告诉约翰赫特，“我还是很爱伊丽莎白。”

然而他还是继续骗着他的伊丽莎白，“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与你重聚？”

他打电话告诉菲利普，他的病快好了，明年1月他会去美国探望他，演《理查三世》。

十句话里九句假，只有一句是真话。

当7月底他离开伦敦前最后一次见他的弟弟格雷厄姆时，格雷厄姆发现他管萨莉叫伊丽莎白，很疑惑地用威尔士语提醒，“那是萨莉。”

他回答，“我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他在最后两个月里真实的内心世界；更没有人会知道，他为什么故意管萨莉叫伊丽莎白这样伤害她。

他不再解释了，此时他多说一句话都很累。演戏演了一辈子，能不累吗？

他恨表演，就像他恨他真实的自我。但是他摆脱不了表演。

74年时他告诉记者，他没办法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表演就像一条毒虫，把我咬得太深，太狠了。”

真实的他，只是想伏在爱人的肩头上哭泣，做里奇，那个威尔士小男孩，那个没有妈妈的孩子，而不是他刻意塑造出来的“理查德伯顿。”

但他知道他的“威尔士情绪”惹人厌憎，他要讨她欢心，就只能表演。有时候病情牵扯着他，让他没办法表演，他也得被迫饮下她喂给他的酒，强行快乐。 他低着头，沉浸在自己的真实情绪里，深深的眼窝和眉尾之间，形成了一片浓重的阴影。他的眼睛藏在这片三角形的阴影里，叫人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

“亚力克，今晚我是想让你高兴的。”

正在忧伤沉郁中的他闻言悚然一惊，抬起头来，面对爱人期望的眼神，他必须表演，必须说谎，必须快乐。

“哦，是的，我是，（我很高兴）”

明明迎着光的眼睛里还是悲伤的，可他还是歪了歪嘴，做出了一个很大的笑容。

然后，他到底还是抿了抿嘴唇，垂下眼帘，不再让她看到他的眼睛。因为只要再慢一秒，他就真的演不下去了。

为什么在结局时，他明明可以活下去的，却非要自杀呢？那是因为，对于一个早已幻灭，早已绝望的人来说，爱人不在身边，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

他的挣扎，他的谎言，他的表演，都没有了意义，他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即使发出一声最后的呐喊，也不会有人听到。那么不如闭上嘴巴，沉默着离开吧。

“他们好像犹豫了一会儿，再次开枪了。之前有人喊出了命令，一时间并没有人开枪。最后他们还是开枪打中了他，开了两三枪。

他愤怒地看着四周，像头斗牛场上盲目的公牛。他倒下的时候，看到了那辆被两辆大货车夹在中间撞毁的小轿车，车上的孩子们还在窗后快乐地挥动着小手。”

伯顿死前看到了什么呢？

也许是，手上太多太多的鲜血，哪怕是大洋里所有的水，都没办法把他的双手洗净，反倒把那一碧无垠的大海，悉数染作殷红呢。

译自迈克尔穆恩的《理查德伯顿：花花王子》

伯顿一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瑞士的滑雪胜地格茨塔德，1965年1月，他就是从那里飞往伦敦，与导演马丁里特会面，讨论在都柏林拍摄的电影《柏林谍影》的。

这与当时任何一部詹姆斯邦德类型的间谍电影都不同，这是一部冰冷惊悚的黑白片。与里特共进午餐的是女主角克莱尔布鲁姆，她饰演的图书管理员爱上了伯顿。

在理查德早年生活的所有情人当中，伊丽莎白是最恨克莱尔的，至少有人这么说。在伊丽莎白之前，克莱尔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把理查德从希比尔身边抢走的女人。

克莱尔可能是那个能把里奇从伊丽莎白身边夺走的人。但到那时，这段恋情已经结束，克莱尔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和里奇有任何瓜葛了。至于理查德，他说，“克莱尔非常适合这个角色，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罗德斯泰格尔告诉我：

“我敢肯定，当理查德同意让她出演时，克莱尔一定很惊讶，因为他本可以让她从那部电影里消失，他是大明星，有否决权，但他没有动用。她很担心我对她和伯顿合作的看法，我告诉她，她必须这么做，她想要那个角色，没有理由让她放弃，无论她曾经和他发生过什么，那都是过去的了。

但是伊丽莎白，天啊，她很讨厌克莱尔和理查德在一起。当然，伊丽莎白会一直在片场，无论他在做什么，无论他在哪里，只要她需要他，她就会尖声叫道，‘理查德！’这声音能传出好几英里远，每次他都会跑过来。克莱尔会对伊丽莎白泰勒喊出的‘理查德’做出绝妙的模仿。”

克莱尔说，理查德仍然喝得很凶，早上他的手一直抖到9点左右，这时他就会喝一杯不只是咖啡的咖啡——杯子里还掺有更烈的东西。

在《柏林谍影》中，里奇上演了他最精彩的一出戏，但他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抑郁中，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忧郁感”。

这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开始，里特让理查德淡化他的角色，以保持这个间谍角色的低调，里奇觉得这让他没有机会锻炼他的表演肌肉，特别是他的声音，他觉得他只是在走个过场，没有兴趣或热情。

另一个原因在于剧本，理查德觉得对话很沉闷。克莱尔布鲁姆的出现并没有让里奇失望，但却让伊丽莎白失望，她几乎不让理查德离开她的视线，因为，罗德斯泰格尔说，克莱尔现在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理查德从伊丽莎白身边带走的女人。

里奇说：“也许有那么一段时间，克莱尔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但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对伊丽莎白不忠。”

然而，伊丽莎白并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因为这很难让他们的婚姻变得幸福。

迈克尔霍登，理查德众多的演员朋友之一，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中，包括《柏林谍影》。

这个人对我说：“他们确实喝得很多，吵得很多。他们住在格雷沙姆酒店，每个房间之间都有对讲机，所以不管他们在套房的哪个地方，他们都可以继续战斗。当你去拜访他们时，你会听到他们通过对讲机大喊。我还听到了扇耳光的声音，但抽耳光的不是理查德。”

我问霍登他是否能确定这一点。他说：“理查德是那个侧脸通红的人。” 然而，理查德的银幕表演仍然很出色，这让他很困惑，“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这样。”但他确实出色，而且还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综艺》杂志指出，这部间谍片“完全克制，轻描淡写”，完全不像20世纪60年代的间谍片那样充满噱头。文章指出，“伯顿非常适合扮演这个显然已经精疲力竭的英国特工的角色。”

里奇是真的很疲倦，他经常喝醉和感到无聊，这也许正是导演马丁里特想要的角色。里特告诉我，“我需要理查德伯顿的疲惫不堪，而不是一个实干家。我要的是与詹姆斯邦德正好相反的间谍。他想让我放开他，但我紧紧抓住缰绳不放。他说我把他惹毛了，就算我真的惹毛了他，他的表现也很不错。”

这是理查德典型的表演方式，他没有试图创造一个角色，只是创造了一个像他的角色，就像他当时的样子。

《柏林谍影》和《春风无限恨》的成功让理查德再次跻身十大票房明星之列。《柏林谍影》的成功现在证实了公众肯定会去看伯顿而不是去看泰勒。 利马斯这个角色让伯顿获得了第四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并成为英国电影学会奖的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