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

《乡音》既然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那么它必然渗透着某种价值导向，某种道德寄托。在古老的语境里品读古老的文化，自然难以发现文化自身的匮乏。在过去接近40年的今天，重新去品读《乡音》，那作品的一切却都变得怪异和诡异起来。 传统的文化一直推崇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传统的中国人典型形象。偶尔天地君亲师，偶尔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封建的传统的道德伦理要求，具体落实到一个人身上。它不是现代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个人，而是某种过去价值的残余，在个人身上郁结成某种尴尬红肿不忍直视的溃烂。

如果妻子以丈夫为纲，处处随之，默默付出忍受压抑和克制。而丈夫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然后随着妻子患癌，丈夫蓦然发现自己竟然亏欠自己的妻子这么多，在某种赎罪心理的作用下，丈夫被妻子给唤醒了，而唤醒的不是别的，却是基本关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想象。于是在这种回归之中，批判的是那种传统式的道德伦理。但问题在于，它将那种道德伦理所在同一的语境里，它面对着同一的道德伦理，推崇了其中某些本身，有批判了其中某些本身，而问题在于它想推崇的和批判的，却正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因为，所以的问题。正是因为妻子把默默付出、为丈夫牺牲当成一个妻子应尽的本分，在丈夫那里被接受和理解习以为常。而今天正是批判的是丈夫的那种习以为常，它并不满足于丈夫的事后觉醒，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同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意识，它要丈夫早一步就把妻子当做一个人。

我们不能不从娟子对春姐叙述前史的补充中看到春姐的前半生。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而热情、热爱新奇事物，火一样的生命力的娟就是在共时序列中对春姐做了历时序列的讲述和表现。 一个人突然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要是没有外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显然作用在春姐身上的正是这一种传统文化的力。可既然影片目的是推崇的是春姐的这种牺牲和奉献，那么去批判她奉献的另一面就变成了吊诡的了。

妄图在一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又去讲述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牺牲。而语境不却以不可抑制的姿态不断的在崩溃中解体，原先传统文化所崇仰的这种牺牲奉献的个人，在利己成为普遍时尚，利他就是心有不诡的庸俗的现实中，要遭受多么大的菲薄，污蔑和侮辱！为什么要推崇让最优秀的人牺牲掉自己而奉献给的是冷血无情，庸俗市侩，反复无常的现实生活的文化呢。在这种最顶级的智力之下，他们见识了现实的残酷面目，一种过往一切信仰的动摇和颠覆，坍塌，意志不够坚定的也就能因迷信自己的智力走上灭绝人性，残暴无情，恶毒，阴险，奸诈，不择手段的卑鄙了。行善与作恶同样都是在意识到自己做什么时只有最强悍的心灵才能驾驭。多数人永远是无意识的恶，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主旋律电影都是好心，它基于以下讲述事实，要是人人都肯向善。可既然艺术作品的表现自身没有自身的感染力，是关于自我和他者生命意志的共鸣，电影也终究只能在自己感动自己中而去责怪观众的无知了。说到底是观众的错，可既然艺术作品是个未完成的结构，召唤着观众情感的在场，而它现在却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却他感动了自己，于是便当然以为是观众不行，那可真是莫名其妙了。

胡柄榴《田园三部曲》在1980年代能够成为一股清流，实有选材、主题、摄影、人物等综合因素，在诗画般的风光里讲述农村普通人物家庭的故事。也许当初带有很强的探索性质，也被很多业内人士挖掘出所谓第“x”代的批判封建和不舍乡愁的矛盾心态，貌似深刻精炼，但今天看来，似乎过于上纲上线学院化概念化，我反而愿意从更加简朴的普通观众的角度，记录下第一次看片的几点感受。

我不觉得这是一部老片，盖因影片的节奏和画面呈现的十分的自然从容，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也没有赋予太多时代要素、表演也十分贴切自然吧？如果说有陌生和距离感，那也是只是这样一种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并不了解；但这种不了解，可以理解为空间的距离感、不一定就是时间的距离感——君不见在今天中国的西部穷困山区，还有温饱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民，片中那些不易的生活场景并没彻底消失；退一万步，东南亚、非洲不是也有更多的还在刀耕火种的群落族群么？这些都证明了本片的最大亮点，历经这么多年后再看的感受，就是因为其老老实实的叙事风格，平铺直叙的节奏组织，稳稳妥妥的摄影画面，真实贴切的人物言谈举止；没有一惊一乍，没有刻意蒙太奇、各种变焦切换，没有夸张动作~~这在当时众多电影留有很多戏剧化特征，比如台词、动作等方面，包括影片相应社会主题的风气下，确实是有创见的。

这种自然主义的尝试又没有走向稍后的过分和极端化，乃至形式化。包括所谓张艺谋的大红灯笼、老井等所谓反映原生态生活的新浪潮。《乡音》不仅在影片技术上遵循了顺其自然的风格，在更核心的故事人物上，我觉得也是尊重了客观现实和人物主观意识的。恰恰不是有些评论说的批判封建主义不够彻底。男主工作勤恳、为人正派，有些大男子主义但并不过度，对春妹的态度也并不是随意的使唤，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农村长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也是分工现实）使然；在得知春妹病情后，他是内心真正痛苦和后悔的，也是发自内心地想去弥补的~~其对春妹病情，确实是一种忽视、但也是一种未曾经历过的事件，在其知识体系里尚未认识到病状所蕴藏的更多可能性和严重性。我认为这更多的揭示了知识普及不够、教育的失败~~不一定要上升到封建主义和小农意识等高度去。

但是是否没有这些所谓的影片的隐喻就拉低了本片作为《田园三部曲》的格调和意义了？这恐怕是有些所谓的业内人士尤其是关注所谓X代导演所不愿意承认的语境和事实。也许有些人确实在片中看到了那些东西吧，我尊重他们的深刻和眼界高度；同时，正如我前面感受到的这部片子给我的一种“新片”相遇感，我想说，平凡的春妹一家、不幸的春妹、一群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纯朴的人们，你们的真善美感动了我，你们的不幸让我悲伤；但愿上天更加眷顾好人，但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更加努力地去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提高最根本的教育水平，让他们生活的更加富足、健康、幸福~~

影片的结尾，男主推着独轮车送女主去看火车，沿路群山环抱，阳光灿烂，山清水秀，温情脉脉。固然是残酷结局的一点乍暖还寒，但又何尝不是面对命运的一种坦然和安详？悲痛但不哀伤，这是苦难坚韧的中国农民最美的品质，无关时代，他们用最深沉的爱谱写着对这片土地与人的命运之诗~~

它让我们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电影中的女主对丈夫千依百顺，逆来顺受，这种“妇德”在今天是要被喷死的。我本来期待她到了最后会为自己做主一次，就像出走的娜拉一样，至少是自己私下远走，为的是实现从小的某个心愿。可惜，没有。

扮演女主的张伟欣有一种纯朴的美，原来是李小璐的母亲，中俄混血儿，也就是李小璐有四分一俄罗斯血统。之前并不知道这么个人，但童年时在乡下，《广东农民报》上连载过电影《肖尔布拉克》改编的小说，而张伟欣就是那部片的女主角。

导演胡炳榴，国务院津贴专家（当初第一次听这个专用名词时，是别人介绍一位很猛的文学教授是拿这个津贴的，那时觉得能拿这个的都特牛掰，可是多年后，一位编剧老师却对这个嗤之以鼻，说他也是拿此津贴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拿云云，有传说一年才评几百人，不知道属实否，如果一年只几百人，那拿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了）。看过导演的《安居》。

影片进程过半，在杏枝的催促下，木生送陶春去医院检查，终于得知妻子的病不是用“人丹”就能缓解，而是肝癌。

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恍惚的木生，想起了医生的话：她的病耽误了，你们为什么不早送来做检查呢？

而杏枝的话也是无比尖锐：人都快要死了，你才知道心疼。

木生虽已自省，悲剧却已注定。

在老一辈的严重，木生是一个过日子的正派人，实际上他也拥有吃苦耐劳、踏实等诸多美好品质，但以90后的价值观来看，这种直男我能打死他吗？

电影开场丈夫木生在悲凄、沉郁的背景音乐声音中步履沉重地拉着船走来，而妻子在暴雨结束后，天亮时跑向丈夫，瘦削的身形一起拉着船，两人在河边的步伐让人感到有种莫名的沉重。

陶春边在河里洗东西边低眉顺眼的询问丈夫：龙泉镇真的那么招人？杏枝说找个日子约我到龙泉镇赶个集，龙泉镇火车通车转眼就一年了，我还没去过呢。

而丈夫则一边吃饭，一边毫无商量的陈述：这个杏枝的主意太多，一切新鲜事她都想知道。咱们不图那个新鲜，还是等大桥通车再说吧。

而在卖了猪之后，陶春说要给儿子买木枪、给女儿买圆珠笔，陶春把零钱给了陶春，陶春给木生买了很贵的烟，自己试新衣服时却被木生匆匆喊走，丝毫没有对妻子的赞美，也没曾想过要回馈妻子。只是惦记着买猪仔的事。

但是他错了吗？

他也是想多存钱，让家里生活过得更好。是个老实人、正派人。

可是他真的不疼妻子，理所当然抽着妻子买来的好烟，却不考虑妻子的需求。

当杏枝来问春姐有没有买衣服的时候，陶春低眉顺眼的讲：那么好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抽着好烟的丈夫木生附和：可不是，都30岁的人了，女人三十老大妈啊。

面对杏枝生气的质疑：你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姐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给做过几件新衣服，买过几块香肥皂，连擦脸油都没给买过吧？

木生却笑了，用着说家长里短的态度，回答说，她从来也没说要啊。

对于妻子的妥协、委曲求全、“我随你”，他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正如戴锦华所说的，这部影片显露并强化了第四代一种两难困境，这是一种深刻的理性与感情分裂的价值评判、一种存在于心理/知识架构中的裂痕：一边是理性，是对文明、进步的渴望与呼唤，一边是情感，是对老中国坚实素朴的独特韵味、醇厚人情的迷恋；一方面是对传统社会及其道德体系的仇恨、延误，另一方面却是在现代化、商品化进程中所感受到的惶惑与轻蔑。它常常使第四代导演在揭示“愚昧”的丑陋、荒诞的同时，迷失在古老生活悠长的意趣之中。

于是，陶春之死不仅缘于愚昧的谋杀，也是对文明的一次必要的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