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

城管与小贩，两个当下中国冲突的身份标签，每每出现在公众视野，都伴随着气势汹汹的舆论与曝光。展露在公众眼前的撤摊事件，通常一边是以死相逼、寻求生路，一边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网络遍布的快消时代，人们善于迅速的同情弱小及痛斥暴力，却很容易忽视掉，在那些面目惨状的案例当中，包含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隐情。而那些被略过的事实深处，恰是当下社会阶层间的复杂性展现。

在追逐“城市梦”的群体里，鲁磨路上的王天成绝对算特别的一个。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儿子是残疾人，老婆得了癌症，孙女仍在求学，自己身体也不好——这些比常人悲惨的地方，而在于他自身那种强烈的性格。

作为武汉市区有名的“地摊王”，面对城市美化“拔钉子”的迫切需求，王天成好像并不害怕城管人员，甚至会计划和谋略，主动出击。当有人侵犯到他维持全家人生计的摊子，他便会毫不犹豫的付诸暴力，其中不乏伤害到自己与执法人员的鲜血冲突。

所以，《城市梦》出现了几场激烈的对抗情节。那些场景与我们认知里的城管执法状态大相径庭，暴力和无理出现在小贩身上，而城管人员处在弱势的一方。有的被追打，有的被辱骂，看起来毫无抵抗之力。稍不留神就言语激动的王天成，从不相信妥协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解，其撒泼打滚之状，令路人咂舌。

可镜头一转，又是王天成那个举着断手卖水果的儿子、等待老伴端来中药的病妻，以及企盼着“今天饭菜吃点肉吧”的孙女。

他的家庭太特殊了，儿子、老婆和孙女，无一具有反抗能力，都是生活的弱者。而他在这样的家庭里，承担着“保护者”的角色。强势的性格和带刺的外壳就是他保护家人的方式。王天成深谙底层社会“非强即弱”的道理，他的某些行为可能是无理的，但那种为家人豁出去的性情却可以被理解。

正是这种强烈的保护欲望和责任感，让这场可能实现的调解变成难题。

《城市梦》的镜头也跟追着城管一方。打破了往常残忍、暴力的刻板形象，事件中的城管人员显得温和，并且通情达理——尽管他们的理智有被王天成的无理所衬托的成分。影片如实的记录着城管人员一面找寻合适的解决方法，施行“撤摊”与“安摊”；一面与王天成斗智斗勇，进行着跨越几季的持久战。可不论怎么努力，仿佛他们的商议结果就是不能在王天成那里得到正确的传达。面对一次次交付的妥协方案，王天成给出的答案就是抵触，以及强烈表演特性的示威行动。

他好像很强，可以与人以命相博；他好像很弱，自己走路都会跌地瘫倒。你看着他会觉得可怜和搞笑，会同情也会跟着看热闹的路人一起生气。困难家庭的苦痛情节被不断地用一种幽默的态度表现出来，传达着这个时代底层人民性格的荒诞和复杂。

虽然看上去情绪暴怒，胡搅蛮缠，但王天成跟普通小贩还是有很大不同。他激烈的言语中总能存有一定的理性逻辑，也不乏幽默灵光一现，甚至频出金句。正是这种过于戏剧性的摊贩场景，让王天成在大庭广众发表的言论有“台词”的成分。其实，王天成那份看似极具表演性的智慧，恰恰是十分真实的。这种智慧来自于他所处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来自于他在一次次矛盾抗争中汲取到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这是一种寄居于底层的智慧，是一种需要用暴躁、激烈、幽默和乐观去包装的，悲哀的智慧。

激烈如王天成，他为了全家获取更好的生活，为了孙女能够改变命运，无比努力的与生活进行长久斗争。并且无比确信，只要斗争就会胜利，扎根城市的梦想终将实现。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面对城市美容发展和摊贩继续生存的两难问题，尽管城管人员的执法已经远离野蛮时期的打砸抢，在向文明与完善趋近，但在某一立场下两种身份很难真正进行沟通。

影片从他们两个角度进行客观记录，暴露出这种矛盾的复杂性。同时，也在有义气的城管身上，在愿意沟通和最终被感动的妻子身上，展示着理解与包容的可能。撇开冰冷的条例制度，《城市梦》里的执法人员，仍在不断用自己的方式输出理解、争取两全，为移除与安置的达成而努力着。

然而，直到影片结束，王天成一家同意搬走、获得新的售卖岗亭；直到小贩“被感动”，城管完成任务；直到这个事件告一段落，也无法宣告“城市梦”的最终实现。小孙女的笑容是那么无忧无虑，的确，今天的她被保护得很好，但未来的她仍将面临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所以他在弱势当中无理着。而看似被他狠狠掌掴的可怜城管，恰代表强势的一方，在强势当中无奈着。

再烈的性情，再强的斗争，总归是一场“光脚不怕穿鞋”式的垂死一博。在王天成们向往的城市面前，在这个可能延续几代的梦想面前，在未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前，他们短暂的“胜利”过，却依旧是弱者。

事实上，王天成和儿子两个人，都头脑清晰、思维活络，可以去为自己争取利益，可以通过劳动维持生活；家里的小孙女阳光可爱，正向着“读大学、找好婆家、成为武汉人”的目标积极前进，在家庭的“保护伞”下茁壮成长着。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里，拥有希望的王天成家，绝不是最惨的一类。

影片最后的镜头里，美丽的城市获取殊荣。镜头之外，底层的他们还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

生活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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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这部片子误导性非常强，看似弘扬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困难，解决人民群众困难的纪录片。实则表现出目前的执法者软弱，效率低，有法不依，大大消耗国家人和社会资源。 原因有以下几点： 1.先不说王天成是否是困难户，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应当对于临时摆摊的商户进行拆除。 2.作为一个三无临时商户，在2015年以前月毛利已经达到4万人民币，应该征收税收。长达15年的摆摊经营一分税没交过。应该严格依法查办。 3.既不给国家纳税，又不服从市政管理，违规占用道路等社会资源，还殴打辱骂执法者。严重影响社会公信度，造成旁边合法经营商户的严重恶劣影响。 在纪录片中王天成反复强调自己为了生存。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先不说违法违规的生存是否值得同情。就说说他认为的生存是什么，我们国家标准的生存是什么？在我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是脱贫，实则王天成的收入水平远远超过贫困户的水准。只是食可裹腹，病有所依。即便不卖水果回乡种田，或者租店经营都能生存。边上同样水果摊租店经营别人能养家糊口，到了王天成这里就变成无法生存了？为什么？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借口。而我们的执法人员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耗费社会资源为一个泼皮开后门，创造个人利益。这个难道就是共和国的光辉？这种无理取闹博取同情心的方式实在不能苟同。

2020年的开场方式着实有些特别，一场疫情“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武汉，也由此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焦点。

别名“江城”的武汉，向来都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更是洋溢着时尚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哪怕你从来都不曾去过武汉，但对于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相信你一定早有了解。

在最近热播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彭坦带着重组的达达乐队“杀”了回来。“大家好，我们是二十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这样的回忆杀开场，让我们重新想起，其实武汉还是很多乐迷心目中的“朋克之城”。

当彭坦再次唱响那首曾经写给武汉的《南方》，难免让人眼眶湿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听似温暖的《南方》，却勾起很多内心的无奈与心酸，尤其是那些在武汉漂泊过的人们。

纵观华语影史，关于武汉的电影更是不胜枚举。娄烨的《浮城谜事》、王竞的《万箭穿心》、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霍建起的《生活秀》等等。而正是武汉这座充斥着市井气息的城市，给予了导演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常年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陈为军导演，也同样跟武汉有着独特的缘分。这次，他在武汉街头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生故事：从河南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王天成一家，已然在这座城市漂泊了十四年，靠摆地摊为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这便是即将于8月28日上映的、陈为军导演的新作《城市梦》。这部全新出炉的纪录片，以极近生猛的方式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管”问题。

何为城市梦？背井离乡的人们或许最有体会。离开了资源贫瘠的家乡，远赴拥有更多生存机会的大城市打拼。用一句经典的话说，大城市容不下身体，小城市容不下灵魂。

王天成一家人的出走，更多是为了讨生活。主人公王天成是位70岁的脑中风患者，妻子则身患癌症晚期，儿子又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而他们在这里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想让孙女萍萍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未来过上更好的人生。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开展文明城市评比，市容市貌与地摊经济之间便激发出重重的矛盾。对于这样一个能力有限的特殊家庭而言，街头摆地摊无疑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却难免“脏”了街道，影响到市容市貌。而肩负整顿任务的武汉城管，则誓要将“地摊经济”清理干净。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早些年，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往往甚嚣尘上，扔东西、砸车，甚至大打出手，这类负面新闻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城管和地摊商贩就像是“天敌”一般的存在。

而陈为军这部《城市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它采用双线拍摄的方式，不仅将镜头对准了看似身为“弱者”的小贩，同时也照顾到了看似身为“强者”的城管视角。在小贩与城管两种视角的反复切换中，我们也得以慢慢拼凑出故事背后的“真相”。

或许，这便是《城市梦》带给我们的思考所在。无论小贩还是城管，他们皆为这部纪录片的重要主角，他们都各自拥有“说话”的权利。至于彼此孰是孰非，以及他们在镜头前究竟流露出多少真实，又潜藏着多少“表演”的成分，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最终找到自己的答案。

回溯现实生活，我们难免会对城管的不文明执法心怀痛恨，但当你穿行在因随意摆摊而脏乱不堪的街道上时，或许也会心存反感。当然，我们深知摆地摊的人就是为了生存，但将心比心之下，也会理解城管也有他们的职责所在。看似“天敌”的他们，其实各有各的难处。

纵观这场发生在武汉鲁磨路上的小贩与城管之战，极尽拼耐心、拼道理、拼人性之能事。而陈为军的摄影机则宛如一双眼睛，将我们牵引到风波中心，客观地审视着这场闹剧背后的些许真相，同时也见证着城市社会中的众生相。

影片中，王天成一家借由路边的旧电话亭，扩展出水果摊和生活用品摊，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可以说，王天成就是这条街上的商贩钉子户。而该街道的所有商贩也都标比着他们家，当城管对其他家商贩进行整治罚款时，就会有人说，你先把王天成一家整治了，再来整治我。

这一时间，王天成的摊铺便成了不服城管的典型；若不能“拔除”他们一家，似乎难以服众。于是，城管便集中火力展开攻势。而作为这个家的保护伞，王天成老人也使尽浑身解数。用他儿子的话来说，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守护着孩子们。城管们一批一批地来，最终却都被王天成老人一批一批地给“打”了回去。

陈为军的镜头如此生猛地记录了双方彼此角力的整个过程。碰上来游说的执法人员，老人就统统都骂走；看到有人来丈量占地面积，老人就上去抢走尺子；若是被开了罚单，他拿过来就是一张张撕掉。王天成始终用自己的“狠”办法，保护着这个家庭的基本生存。

而城管这边，则就此成立了专案小组，甚至开大会讨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们开始上演无间道戏码，找专员偷偷记录王天成一家的日常成交流水，分析他们家的收入情况。他们还每天换人前来游说、拍照、录像。可见，陈为军镜头前的城管形象，彰显出一种与我们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样貌。正如制片人所言，或许这正是武汉城管试图打破固有偏见的方式。

而老人王天成则永远冲在前面，总是一副“动我摊位，就是毁我人生”的架势，与“敌人”展开斡旋。他运用“敌动我也动”的战术，撒泼、哭喊、动手，不允许城管执法人员靠近半步；甚至发出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的深切呐喊。

你说老人“倚老卖老”，但他确实是生活不易；你说城管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是他们的职责。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最终让双方都筋疲力尽，也终于迎来影片中最令人印象至深的“高潮戏”：城管组织了数十名人员，手持警棍和盾牌，将接近崩溃的王天成团团围住。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观众的心都会被揪住。而这正是陈为军心目中的纪录片价值所在，也是他常年关注小人物如何在社会浪潮中得以生存的创作直觉。他以最真实、最直击的方式正视着这场似乎难以解决的冲突，并对冲突背后的“真相”孜孜以求。镜头中的那一刻，或许老人的张力变得更足了，又或许城管的气焰下降了几分，但唯独镜头下的困境却没有办法隐藏。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化解这场闹剧吗？在这场命运交织的“城市梦”中，有人寻求活路，有人苦于管理，有人耽于未来，他们的愿景其实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能够和谐共进。而大城市的兼容并包，也有幸在影片中得以展现。王天成一家最终搬进了一个正规的贩售点，武汉也终于成功拿到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

梦境分好梦，也分噩梦；生活有好事，也有坏事。影片《城市梦》所记录的，正是一场有好有坏的梦；而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同样有好有坏，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

回看《城市梦》这个片名，我们或许才会恍然。这场“梦”所记录的，已然不仅仅只是王天成这样的外乡人的融入与挣扎，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在面对“疑难杂症”时的权衡利弊。而他们共同的信念，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这个“梦”。

陈为军导演作为这场“梦”的见证者，则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让我们更加体悟到了“城市梦”之于这个时代的深层意义。倘若你曾看过陈为军导演以前的纪录片，相信你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陌生。他总是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记录着这个世界的反面，同时又努力守护着希望。

陈为军导演

比如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比如同样拍摄于湖北的关注教育问题的《出路》，再比如记录新生命诞生残酷现场的《生门》等等，都是记录着平凡人的不平凡的生活。而今年这部新作《城市梦》，也依然致力于将真实残酷的生活点滴记录在“案”，同时又为未来留下一线光亮。

2003《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7《请为我投票》

2017《生门》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老人王天成用余生所有的力量，为他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为的就是能让孙女有更好的未来。你说他无赖，你说他为老不尊，但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的看到呢？如果没有陈为军导演的这部纪录片，或许老人对抗“世界”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只可能淹没于一群键盘侠们无情的口水；但记录的力量正在于，他让生命有了尊严的火光。

回望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或许最能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的就是王天成的孙女萍萍。她乐观好学，成绩优异，也是老人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支柱。每当说起孙女的时候，老人的眼睛都会放光。而孙女的笑，也是这部纪录片里最美的瞬间；她让我们相信，这一场城市的梦终究会有最好的归宿，而萍萍也一定会最终美梦成真。

作者|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去之前事先大致了解了题材，本以为会拍的很沉重或沉闷，不想作为一部纪录片，它的节奏却出乎意料的好，全程紧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情节推进的严密扎实，轻重缓急都处理的很有功力，甚至超过许多剧情片，看的过程中，几度被逗笑，有时又忍不住心疼的想掉下眼泪。

它更牵动人心，因为这不是表演，不是改编，它就是真实故事本身，拍下来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影片的主角王爹爹一家五口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挤住在脏破不堪的小屋里，老婆是癌症，自己是脑梗患者，儿子是残疾，早年在工厂上班时被压掉了一只手，儿媳妇也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这个家庭里，最明媚的角色就是王爹爹的孙女，正在上初中的少女萍萍，她爱笑，朴实可爱，成绩极好，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在街头摆的地摊，王爹爹买衣服鞋垫和一些杂物，儿子卖水果。这个地摊所在的市口，生意很不错，王爹爹在这里做了两年了，这份生意的收入，支撑了他们付房租，吃药看病，孩子上学等所有的开支，但是这份生意即将保不住了，这里被规划，将要成为珠宝一条街，自然是不能再允许王爹爹的地摊存在了，就此，开展了一场王爹爹和城管队斗智斗勇的大战。

全片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王爹爹，这个七十多岁的倔老头，承担了这部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笑点和泪点，若不是他的顽强，大概这出戏不出三个回合就会结束，面对城管，他几乎拿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全部手段，一个人光着膀子就敢对抗一整群带着盾牌头盔的城管队员。他可以前一秒还笑脸相迎，让你放松警惕，后一秒就马上暴跳如雷，大打出手。他有三分无赖，三分狡猾，三分不要命，但他最令人的动容的，是他眼睛里不时闪动着的倔强，是那份对妻子的温柔，对孙女的期望和疼爱。

除了王爹爹以外，另一个最触动我的人，是他的儿子，他看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多岁，大概是我们的同龄人，但他的面容明显比同龄人衰老和疲倦，他不像如今的70后80后，人到中年很多都开始自我觉醒，开始追寻梦想和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妄想，贫困和逼仄的生活，让他每天从早到晚只剩下进货看摊，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大概也完全不敢有。很多个夜色灯火中的镜头里，他的脸其实仔细看去，是英俊的，收拾收拾想必是个好看的男人，但是却常年带着委屈愁闷的表情，只有在和女儿说话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线明亮和温柔。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若不是还有这样的电影存在，我大概很难真正理解这群人的辛酸，虽然他们离我这样近，但对我而言，只是我每日匆匆走过街头遇到的路人甲，我会理所当然的以为，大家住在一个城市里，就理应过着相同的生活，其实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住在脏的要死的水果车里，从来没去过任何干净整洁的场所消费，为了保住摊位，要在街头撒泼打滚大打出手，躺在马路中间以命相搏，为了生存，他们所付出的隐忍和努力，我从来没尝过，在黑暗的影片里，闪过的每一个记录他们生活的镜头，都在撞击着我，提醒着我，我自以为艰难的生活，其实已经是多么轻易，多么幸运，我的那些烦恼和压力，其实是多么渺小到不值一提。

有人说，城管的形象在这部片子里是颠覆性的存在，他们一改往年我们在各种新闻里看到的蛮狠，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忍人所不能忍，甚至用出了卧底这样的手段，去和王爹爹一家周旋，让人顿生好感，好到简直不像真的，城管的副队更是说出了“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这样的话。是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城管可能存在，但大概只是凤毛麟角，也许只是存在于镜头之下，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这样做，至少说明了，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城管其实也知道，那就是面对弱者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基本人权，这是任何“顾全大局”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都解释不过去的人心正义。

每个人置身城市之中，都必定心怀自己的城市梦，王爹爹一家有梦，他们想在城里扎根，想活下去，城管们也有梦，想让城市变的更干净，更文明，当每个人的梦都很迫切，都有坚定的意志要执行下去的时候，那么往往被牺牲掉的就是弱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在阴暗角落里被捂住嘴，看不到的眼泪和哭喊。人若只是看到自己的梦，看不到别人的梦，你的梦就会成为他人的地狱。

王爹爹一家和城管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梦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但这部电影试图寻找一条路，告诉我们在冲突发生时，并不是注定只能二选一，而是可以寻求共存共生的。

电影之后的讨论会上，监制陈梁说：“每当你去敲击社会绷的最紧的那根弦，就一定会带来震动，听到回响”，其实，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最紧绷的弦在哪里，但敢于去敲击的人几乎找不到，所以这样的选材是勇敢和珍贵的，虽然也必定要有取舍和妥协。

有人说，这个电影的立意是对城管的洗白，有主旋律电影的嫌疑，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它的作用，那就是让人们去看到一种我们更期待的城市管理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或许不够强硬，不够有效率，不够“秋风扫落叶”，它的成本更高，更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更透明受监督，它更温柔，更懂得尊重，更能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着想，能够真正的去尊重和保护这些“低端人口”，而不是强硬的把他们当做垃圾清扫出去，当做蟑螂那样一巴掌拍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部电影被更多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被在一线执法的城管和警察们看到，若你是城管或警察，无论是领导还是一线，若你始终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工作，哪怕没法出政绩，我也会深深的尊敬你，若你不是，那么愿你看完此片之后，好好的反省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当然，我不会因为这部片就对中国的城管工作过于乐观，不会盲目的认为全世界的小贩都像王爹爹一样难搞，他们大多数都还是畏于权威默默的走开了，而当然也不是全世界的城管都像胡队长一样温柔，他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更多的。但我也不赞同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粉饰太平，故意去丑化小摊贩，或美化城管，客观的来说，它对双方的形象呈现都是比较全面立体的，王爹爹除了蛮不讲理之外，其实对家人也有满满的保护与温情，城管队虽然有脚踏实地，耐心交流的队长，但也存在着不下现场，只顾施压的官僚作风，这些都是没有回避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人的矛盾性，它不是作为一个标签存在的，这样的取材也看出了一个导演本身丰富的人性观。

首映之后，现场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在现场也向制片人戴年文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热衷于闹呢？能作能闹，是不是会得到更多帮助？会哭的孩子是不是更会有奶吃？为什么当遭遇剥夺或不公时，更多人本能的反应是把希望寄托在躺大街，拼老命这种极端的方式之上，为什么人们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路线？对比其它默默无闻，被城管一赶就赶走的小贩来说，王爹爹的闹确实换来了更好的结果，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一个新的更整洁的摊位，而其它人走了就是走了，什么也没了。

这样的例子，是否会成为一种变相的鼓励呢？当老百姓开始迷信极端的上访和闹会有作用，那么就必定带来更强硬的镇压，如此将形成恶性循环，如何终结呢？其实，根源还在于法制建设，给出更多的正规渠道，让这些渠道更容易，不要让老百姓对正规渠道失望甚至绝望，被逼只能用王爹爹的强硬方式来解决，愿法律更仁慈，更能考虑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强调维稳和谐，虚假的和谐之下如果隐藏的只是被捂住的呼喊，被憋回去的眼泪，这样的和谐只会让人感到越发绝望。

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的好几天，从此我走在路上，看到街边卖水果的大爷，心中都会有一丝温柔的牵动，我想起了王爹爹一家，好像他们再也不是与我无关的人，我很感激也想看到更多这样的电影，虽然它的上映想必是非常不容易。

它提供了一个样本，鼓励大家都向前一步，最终能够伸出双手去合作，而不是发起更多的战争和敌对，尤其是鼓励那些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受过更多教育，更有全局观的“强者”们能向着“草民”们多迈出几步，不是驱赶他们，不是侮辱或暴力相向，不是去把他们当做麻烦和阻碍，而是更多的付出耐心和同理心，伸手拉他们一把，对“强者”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弱者”来说，这就是全家的命脉，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愿这座城市得以守护所有卑微的梦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醒自己，莫以善小而不为。

武汉人陈为军拍摄了一部武汉街头的故事。2014年拍的，现在上映已经2020年了。

6年里，故事中人经历生老病死，陈为军也被查出肝癌晚期。一部纪录片历经艰辛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他却在视频里说：“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

还没怎么了解这位导演，就要抱着看一部告别作的心态，不管怎样都十分沉重。比陈为军创作生命更沉重的，还有故事发生的城市——武汉，6年后何止一点街头的变化与热闹。千千万万的生关死劫，都汇聚在2020年。

不过，《城市梦》并没有如它的题材、它的背景发生地、它现在上映的年份这样灾难深重。当我们以为城管执法治理流动摊贩就是像社会新闻那样的黑色故事时，陈为军却别出心裁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甚至有点幽默，有点调皮，有点可爱。一个十分drama的主角老头串起了整个故事，如果你想轻松看完这个故事，大可一笑了之，因为以它的结局来看，是个出乎意料的喜剧；然而如果你愿意再多回味一点，重新看一看预告片和导演说的话，那些让你笑的地方，最后都会让你流泪。

王天成显然是这部片子的主角。

说是一部纪录片，可这位70多岁的河南老头简直具备演员的天赋，有时你甚至难辨真假——这到底是演的，还是真的？

就连他的儿子王兆阳偶尔也不无讽刺的说：“你这是演给谁看？”既觉得老头耍无赖博同情的技能已经过火了，又无奈的理解他，不这样他们一家就无法活下去。

这一家人，老弱病残，在王天成的带领下，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已打拼14年。他们以鲁磨路的一个报刊亭为据点，从卖报纸发展出卖皮带、卖衣服、卖杂货、卖水果种种，有自己多年的老主顾，也有周围眼馋的竞争者，但最让管理部门头疼的是，他们无证经营并占据公共道路太多面积，让入室经营的其他商户感到不公，也成了城管眼中的顽疾。

然而王天成自有生存之道。他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搞得定徒子徒孙，也拿得了定海神针。没人来打扰时，他就是花果山乐得逍遥的山大王。

他会做生意讨生活，是一个聪明又和气的杂货摊主。他会毫不吝啬的夸客人穿上衣服有多漂亮，用夸张的方法展示他的皮带有多好，还时不时给人实惠，对着路人、镜头毫不怯场表达自己的演说才能。他满头银发，叼着烟斗，随意调侃一句“斯大林也这样”，还有几分幽默。

正如孙悟空好玩在“大闹天宫”，王天成也好玩在大闹鲁磨路。每每我们觉得战斗的气息浓了，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城管要来执法时，王天成就像一只所有体毛都竖起来的公鸡。他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变成武器，怒发冲冠，怒目圆瞪，赤膊上阵。他可以不管不顾拍城管的脸，可以把西瓜摔得稀巴烂，可以追着城管跑上百米远，还可以把口水啐人一脸，随时往地上躺平。

他超强的表演欲给这个故事竖起了一个绝对“男主角”——只要镜头来了，他就有办法给自己加戏。鲁磨路没有这个银发战神，故事就不会那么好看。

不过就像所有精彩的英雄片，英雄如果没有软肋，自然失去魅力。如果孙悟空不被压在五指山下，不被套上紧箍咒，纵有天大的本领人们也不一定和他站在一边。观众把挑战权威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七旬老头身上，又在他战斗完的疲惫里看到他平凡普通的那一面，这位主角因此才具有魅力，而不仅仅是一个无赖摊贩，狡猾的生意主，更不是一个完美战神。

当夜幕降临时，老头卸下一身盔甲。他为身患癌症的老伴煎药，他安抚好小狗说“我儿子没伴，你去陪他”，他骄傲的谈起孙女的成绩，为她打算将来……你又感到他是那样一个温柔的人，身上除了铁骨铮铮，还有满身伤痕。

某时某刻他的倒地，像是装的，又像是自然流露的软弱。实际上我们快忘了他确实是一个老了的、病了的、艰难活着的穷人，他只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斗志。

在无数路人眼里，老头也许只是一个狡黠与刁蛮并存的战斗者。儿子王兆阳却说，“老头就像老母鸡，我们就是小鸡，在他的羽翼下生活。”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充满了全部的理解与原谅。

如果说王老爹挑起了战斗主角的职责，让人看不到他的软弱；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那个默默讲述苦难的人。他23岁就意外工伤失去右手，在这部纪录片里却很少流露怨天尤人的情绪，更多时候他保持微笑，细声慢气的和女儿聊着天，和老婆共同面对。

在王老爹身上，镜头表现的故事总是剑拔弩张的；但在他儿子王兆阳身上，镜头则像空气慢慢浸入他们的生活，让我们一点一点看到城市外来者真实的生存面貌。

在昏暗脏乱的家里，王兆阳没有表现出太多卑微怯懦。他们的贫穷困苦是显而易见的，上初中的女儿想吃一顿有肉的饭都难。可这个父亲并不那么经常说自己有多辛苦，有时还会和闺女轻松调侃几句，有时也颇为自豪的说，女儿从不让他们操心学习，话语中更多是在城市不输别人的骄傲。

让我触动落泪的几处，都来自王兆阳。他回乡和十几年没见的乡亲聊天，谈起自己右手残疾的遭遇，他没有仇恨，反而面带微笑，“那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他回到老宅，年久失修，房子已经不能住人了，他们也回不去了，王兆阳也笑着对镜头说，“这就是电影里的那种鬼屋。”

他也有丧气得说不出一句话的时候，躺在床上，以为困难再也顶不过去了，他的老婆却和他一样乐观坚强，耐心的劝慰他，回忆最早打拼的日子，“那天刮了多大的风，卖了300块钱在手上，咱俩回去高兴坏了。”

这些话都是笑着说的，却让我泪流不停。一家人简简单单的心愿无非一个，让女孩在武汉上完初中，顺利考上大学，她已经是新武汉人了，要在这里扎根。

如果说王天成在用硬碰硬的方式保护家人，王兆阳就是那个让人温暖舒服的，用软软的羽翼去呵护他们的人。女孩像被保护在安全的壳里，对家里面临的巨大困难似乎完全不知。当她提出想要一个智能手机时，父亲王兆阳也只是委婉的说，“想买一个好的，那要等一等哦。”

我想起生活中可以经常看见的焦虑父母的模样（也包括我自己），当我们不自觉把生活的重担往子女身上压时，以为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分担。可王兆阳没有那么做。他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残疾父亲，却已拥有太强能量。生活教会他独自扛下所有遗憾与伤痛，他可以为这个摊头孤独守夜，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残疾，可以鼓起勇气谈判，但他不会怨恨。

当一家人商量好今后打算，他用左手写下工整、流利的申请书——“我代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四个字已是千言万语。我想谈判的另一方，看到这样不卑不亢的文字，心中多少会有震动。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里，王兆阳是弱者，但他不轻易示弱。他和老婆都是活得有尊严的人，他们让我充满敬意。

其实《城市梦》拍到这里，已经尽到一个城市记录者的职责了。陈为军把镜头对准我们可能每天都会路过忽略的人，放大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柔软与坚韧，让某些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情绪显现出来，成了城市精神的具体注脚。

然而我佩服陈为军的是，他的镜头不止对准了这一家人，记录他们一家在城市艰辛打拼的同时，他还有另一组镜头，记录城市管理者的日常。在那组素材里，我们才更多的被颠覆了认知，慢慢也能从刻板的嘲讽、挖苦、仇恨中，多生出一点理解与宽容。

关于城管人员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从李队长口中说出的：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同情与无奈。

尽管这点无奈并不会改变王家是弱者的局面，城管终究是拥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再不济也可以用最无情的一面去解决问题，忽略每一家人实际面临的困难，只要把占道经营的摊点拆除即可——但当李队长说出自己也是弱者时，这份工作便比无情的法律法规、无情的办法多了一丝人情味。王家人是底层，他们是基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对立两面，而是都在困境中，都是弱者，需要理解与共同努力。

胖胖的胡队长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一代城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耐心与沟通能力。片中他和王兆阳的性格有点像，像根柱子时刻保持微笑，任泼辣的王老爹打骂也不还手一下，每次冲突过后，他还能努力的再与王老爹的妻子、儿子沟通，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向领导汇报时，胡队长提到王老爹妻子李书香去看定制棚屋有点感动，他也被那份感动感动，想要说下去，却被领导打断了。领导告诉他工作重心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要他们服从管理。

这里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不过我们更能看到传统执法者和新一代处事方式的区别。也许在领导看来，任何解决方案不过是谈判策略的一个工具。但我仍抱着最大善意去理解胡队长带王家人去看新地方的初衷——如果不是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好好在城市生活下去，他也不必费心去做这么多事，只要拆掉报亭，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

最后的温馨结局，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它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城管执法故事的认知，也不知道现实中还可以有这样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

有人因此认为它肤浅，连同“伟光正”的名字来理解《城市梦》，说它就是一部城管宣传片。

我却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故事的结局是悲哀的，王家人流落街头，城管暴力执法，我们就能获得更多能量吗？它因此就更加深刻了吗？还是说这个拍摄过程、这件事本身的解决结果、最后这部片子能够上映，将城市管理问题阳光的放到公众眼前，就已经展示了一种能量？

不管“深刻”“肤浅”与否，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陈为军的视角让我觉得最为珍贵。我看到一个具有强大悲悯之心的创作者，试图以敏感、包容、善良的心去认真注视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人们眼中的强者、弱者，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是聪明的人、狡猾的人还是刁蛮的人、自私的人……他都向他们投以平等理解的目光，最终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们面对苦难的坚毅、团结与智慧。这比仅仅只是批判、讽刺更为可贵。

因此在《城市梦》里，外来者王天成的呼声，我们听到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我要治病！”本地人胡队长的呼声，我们也听到了——“武汉要发展！武汉要成为大城市！”

宏大的愿望，渺小的愿望，在武汉人陈为军看来，都是希望在这座城市好好活着的愿望。最后这部片子没有定名为《城管》或《我不是钉子户》，即不把他们看成对立两方。“城市梦”暗含对王家人和基层执法者的理解。因为在陈为军的眼中，他们都是武汉人，他们都热爱这座城市。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博弈的过程尽管生猛辛辣，像极了武汉人的性格，最后的温情、乐观也有一种热气腾腾，是困难过后的希望与重生，也恰似武汉城市精神的另一面。

还记得王兆阳说的那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吗？

“人家说什么是幸福，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

陈为军把最后一个镜头给了他们一家人吃饭的画面。

是的，他的城市梦，他想说的，都在片子里了。

全篇以从河南去到武汉生存的王天成王爹爹一家在武汉摆摊生活的转变态度为线索进行叙事，讲述摆摊的贫困群众与城管两方的持续斗争。武汉为创建文明城市，要对街道两边的无证经营摊位进行整改和拆除，占领报亭的王爹爹一家的两个摊位成为一条道路上的钉子户，让城管费劲脑力整治。 起初是站在王爹爹的视角，向观众展示受害者的情况：家庭贫困、几位成员都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有癌症与残疾、其孙女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转换至城管视角，展现出城管为整治该钉子户做出的工作与努力，与王爹爹一家斗智斗勇，各种手段都用尽。随着讲述视角的多元展现能发现王爹爹有些蛮不讲理，懂法但是不遵守法，可能是有镜头的跟踪拍摄，王爹爹几乎全程表现得都比较激动，尤其是与几位城管支队负责人的交涉中。王爹爹的儿子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不仅仅是单纯外出打工的农民，性格上与父亲有所不同，不偏执肯听劝。王爹爹的妻子与儿媳都比较通情理，最终他们一家与城管和解完成摊位的转变与两位女性有很大的关系。其中的几位城管也都尽心尽力在帮王爹爹一家解决问题，不断的谈话交流，市长也出动与他们交涉，最终帮助他们一家寻求到合适的摊位，帮助他们在武汉继续生活。 城管有这样一句表达：“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一边是生活巨大开支的需要，一边是城市改造的急迫，在这个避免不了的矛盾与冲突中让我们感受到双方的不易。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圆满的结局，希望曾经所有满足我们蓬勃的“城市梦”而被迫改变地摊生计方向的人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happy 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