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我喜欢王景春和咏梅的脸，那是两张典型中国民众的脸：王景春在电影里一直是眉头紧锁，黝黑的面庞，粗重的眉毛，细小的眼睛，眼皮习惯性低垂；咏梅圆脸盘子，淡淡的眉毛，淡淡的愁闷，连她的声音和动作都是淡淡的。整部电影，我都被这两位演员牵着走，我感受不到他们的表演痕迹，他们与人物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他们走路吃饭说话，他们痛哭欢笑愤懑，熨帖细润，一抬眼一转身都是让你信服的。

有一个场景：小年来了，窗外鞭炮的炸响声和小孩的玩闹声不绝于耳，而王景春与咏梅坐在冷清清的房间——孩子没有了，一切人间的欢乐都随之而去。王景春双腿岔开，头微低，沉默地吸烟；咏梅坐在另一头，靠着墙，身子微塌，两手拢着，人陷入一种无尽的哀愁之中。齐溪饰演的徒弟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两个，时间在这里变得分外凝滞。窗外鞭炮燃起的火光闪亮房间，随即又熄灭。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场景，无尽的心事，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却无从说出口，这才是生活的哀沉况味吧。

我总是忍不住从王景春和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想到我的父母亲（电影里这对夫妻与我的父母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孩子跟我也是同龄），他们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因着时代的剧烈变动而起伏，但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悲喜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改变的。他们也不敢想。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着砸在他们身上的重拳，默默地收拾着生活破裂的的碎片，在余生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忍”和“熬”，是这一代人常有的生活方式。王景春和咏梅，他们的脸上表情显示着这两个字。

王小帅有句话：“时间给的够久，无常就会出现。”尤其是人到中年后，这种感受会非常强烈。没有什么是“地久天长”的：一切都是在变动之中，工厂、兄弟，孩子、爱情，都会一样样地丧失掉……而这个丧失感，在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再生育孩子的能力，到后来连领养的孩子也失去了，连丈夫都与别人有“情况”了。她没有吵闹，没有抗议，她全存在自己的心里，尝尽生活无穷的苦涩滋味。后来她连的生命都不想要了。我被这个角色深深地打动了，那种无望感，倒可以说“地久天长”的。

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看的时候百味杂陈。片子快要结束时，王景春和咏梅出门，准备去祭拜自己的孩子。王景春穿上羽绒服，咏梅给他拉上拉链，拉着拉着卡住了，又接着拉……我在这处不太清楚为何泪湿——所谓的“相濡以沫”便是如此吧。他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好演员就是如此，在每个细节中都让人信服地走进他们的角色中去。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出来。

那应该是一个晴好的下午，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听着违禁歌曲，看美玉和新建跳着时髦舞步。后来换了首歌，刘耀军忽然回忆起来——“那是77还是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没走成的在分离的时候，都像是生离死别，我们要走的时候，不知谁偷偷唱起这首歌，我们一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彼时录音机里传来悠扬婉转的女声，唱着“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那时候年轻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知青返乡这种分别还算不上生离死别，待真到日后面对命运的残酷折磨，当时或许就会俭省一下眼泪。而《友谊地久天长》这些歌词也如同一段谶语，从此开始折磨这两家人。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里，女主角赵巧巧在三峡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和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移民一样，即将被水位淹没，成为了失去身份的流浪者。《地久天长》里的人也在失去身份。返城失去知青身份，下岗失去工人身份，而孩子的意外溺水、强制打胎、交还证件，也在宣告着刘耀军和王丽云连续失去了三次，为人父母的身份。

就像美玉在看守所里，也要新建给她一个身份。意外之后，英明拿着菜刀去敲门，也在宣告着他们两家失去了朋友的身份。

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身份。每次毕业我们总痛哭流涕，因为我们即将失却学生的身份。全体大会上，面对底下无数双期盼忐忑的眼，那写了名字的纸就仿佛一张生死簿，念到名字的人也宣告着失去工人的身份。从此人们以为的“铁饭碗”没了，寻找国企制度的保护没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无数家庭和一代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剧变。它残忍地告诉每个蒙昧和安稳的人——制度不会保护你。

同样不会保护你的，还有发小。沈浩对刘星说，下去玩吧，我会保护你的。却在众人的嘲笑中，推了刘星一把。这一推，不止是把刘星推进了水里，还把两个家庭推进了水里，同时也把自己推进了“水”里。

多年以后，沈浩才终于有勇气向干爹干妈讲述——我的心里长了一棵大树，我在长大，大树也在长大。这么多年，没人去触碰这个话题，大树却植根在心底，深扎泥土，唯有这次告解，才有希望将其砍断。

同样在心里长了棵大树的，还有沈浩的妈妈海燕。那时是她执意拉住丽云去打胎，间接成了这个失独家庭的帮凶。在一个写满“积极响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口号标语的时代下，她不过是一个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当时她信奉的工作主旨，竟成了伤害朋友的利器。这一生，她都难辞其咎，或许也因此悔恨积怨生了脑瘤。临终前，终于天真的说出了遗言——我们现在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电影里，耀军抱了两次人，一次是独子溺水，一次是爱妻服毒。抱着独子的时候，迎面驶来轰隆作响的列车，就像时代的车轮碾过每个家庭的悲喜，登上这列车的人，便一去不回。而独子溺水抢救和被抓去打胎也在同一家医院，都要经过一条漫长陡峭的斜坡，被送进手术室之后，也有人一去不回。

影片里还有两次“第六感”，一次是丽云的轮渡和茉莉的擦身而过，时隔多年，相隔老远，他们彼此却都能感知到对方，女人的第六感也让丽云想放弃这段婚姻。另一次第六感是耀军半夜下楼喝水，发现了妻子的遗书。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偏偏让那夜的他心神不宁，愈发口渴。两次都是有一人试图终结这段婚姻，因为他们的命运太苦了，连累到两个人本应幸福的结合都仿佛是一场错误。

其实，很多失独家庭的结局也总是分崩离析，因为每次夫妻二人彼此相见，都会想起失去爱子的痛苦往事，每次都是在心口用力的撕扯。而这两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为对方而活。从孩子溺水那天开始，时间就不走了，两个人彼此相望虽然都是痛苦，但也只能这般没有出口地慢慢变老。

这场意外，让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成了活死人，活在过去走不出来。就算那茴香再美味，他们小年夜送来的饺子，也得端到外面去。就算那合影再珍贵，他们也得把另一户人家对折，折起这些不能提及的伤痛。

在电影里导演还藏了一丝狡黠，一丝深情。狡黠是耀军和丽云看到视频里茉莉的孩子是混血儿，辜负了观众惯常的狗血期待，每个人都随之吁一口气。此刻他们一定不止是失落或者开心，而是复杂的百感交集。整个房间没人察觉出异样，只有观众和角色隔着银幕产生了一种“理解”的默契。而深情则是顶着刘星身份的周永福那深重的一跪，或许他的叛逆只是想逃避这个身份，养育之恩在一个叩首里，抵过千言。

把办好的身份证交给他，他就有了独立的身份，不用顶着一个逝去之人的身份。也宣告着这对抱有幻想的夫妻，正式放弃了“父母”这个身份。

很多人说影片应该结束在去坟头祭扫，目前结局是个刻意为之的“中国式团圆结局”，这点我不能同意。首先将结局解读为幻想或是真实都可以，同时当电话中的刘星喊出“爸”的时候，整个故事完成了一次“复活式”的回环。

影片里有过几次“重生”， 丽云大出血后大难不死，服药自尽后及时得救，和耀军坐飞机时遇到强气流一场虚惊，都可以算得上是重生。沈浩和海燕的告解也是重生，卸下积压半生的愧怍，才能重新面对新生。

而结局里王源饰演的角色回归，还带上了女朋友，则意味着耀军和丽云这对夫妻，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父母的身份，甚至有成为祖父母身份的征兆。另一方面，这一声“爸”犹如溺水独子的回魂，和片头真正的刘星叫的“爸”相互呼应，形成回环。

就像丽云感叹，闽江有一种“前世来过这里”的熟悉，这过程中的一切苦难都仿佛是前尘。这一刻，刘星还“活”着，或许一直以这种方式活着。三家人此刻又欢聚在一起，三十年的时光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仿佛彼此毫发无伤，仿佛友谊地久天长。

隔着轮渡踏过了奈何桥，留下遗书饮尽了孟婆汤。在时代的列车上早已不能复生，在命运的航班里竟然还会怕死。一代一代老去，一代一代长成，一场场热潮，一次次狂欢，我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看尽了历史的荒唐，却依然走不出时代的罗网。

（文/杨时旸）

负疚与忏悔，成为了王小帅近期电影中的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对中国电影而言，这个如此重要的命题长久的缺席。上一部的《闯入者》中，王小帅将镜头对准了由历史、制度造成的对他人的戕害以及自我啃噬，他将此包裹进一个略带悬疑色彩的故事中，历史伤痕形成的毒箭在看似失却力度、隐遁多年之后，突如其来地射入了当下的生活，让当事人知道，良心的折磨一直存在，而忏悔是必经的出路。如果说《闯入者》着重去写历史、运动中的伤害与悔恨，那么《地久天长》则在保有这个主题的同时，将一切更加推进一步，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多声部叙事，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绝不仅仅讲述“失独”。

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有着中国式的叙述腔调和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它涉及人心的善恶，东方隐忍的正面与反面，个体之恶，制度之殇，历史和时间对于恨意和忏悔的加深、提纯或者淡化。从表面上看，它是两家人从交好、离散到重逢的个体叙事，搅拌起身后数十年沧桑之变的飞扬尘土，但这所谓的平民史诗的背后，生活的滚滚洪流之下掩藏的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力度之根——忏悔、道德重压以及——良心。是这一切真正驱动着这个故事，一直让其保持着紧绷的力度。极少有中国电影愿意直面忏悔与良心，这抽象的知识分子化的概念，在消费主义的声色大潮之中，有着不合时宜的冷硬之色和古旧锈迹。但这两个概念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如今多重问题的根源与核心，即便人们故意回避，不去谈论那一切，只寄托于时间冲刷过往，但实际上，没有历经忏悔和对良心的拷问，曾经的很多记忆不会淡化反而会被加固。

《地久天长》从一个孩子的意外死亡开始，那场事故让耀军、丽云和英明、海燕两家陷入了难以启齿的伤痛和不知所措的关系之中，耀军和丽云自我放逐到南方小城避世而居，时过境迁，当年工厂里的几家好友都各自向前，孩子长大、自己老去，人生暮年的重逢，作为子女一辈的浩浩终于开口说出当年的真相。坐在那间狭小的老屋中，面对被时光封存的旧家具，面对着照片上曾经年轻稚嫩的脸庞，浩浩所做的其实就是忏悔。当年最好的玩伴，因为自己的虚荣和孩子气的莫名其妙的情绪，溺亡于水库。在故事的设置中，耀军和丽云早已知晓一切，也选择了谅解，但是，只有施害者自己主动说出全部，良心的折磨才算真的终结。有时，惩罚并不来自于外部的规训，而最严厉的部分反而是来自内心深处从不停歇地啮噬。

人们都会留意到《地久天长》中那些关乎集体记忆的各式符号，实际上，那一切所代表的时间流转不过是这个故事的表面涂层，而其下方的深层结构和被小心掩藏的主题才是力量所在。孩子，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从孩子的夭亡开场，由一个新生命的降临终章，完成一个苍茫的闭环。这个故事中死去的孩子其实不只一个，溺毙于水库的星星是一次显性的死亡，而还有两次隐性的死亡更加残酷，也更加耐人寻味。一次是丽云人流做掉的胚胎，另一次是耀军与英明的妹妹一夜之欢的意外，最终也被舍弃。一个死于个体无意识的恶，一个死于系统之恶，一个死于人心幽微闪烁后难以名状的无奈抉择。这三场死亡扭结在一处，合力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溃烂伤口。

而这几场死亡相互作用，在多年之后，逐渐酝酿出截然不同的后果。星星的溺亡，看起来惨痛，是一切的发端，但相较而言，反而是最易于被时光冲淡的，那毕竟是一场意外，而那个被强制流掉的胎儿，历经世事流转，却愈发刺痛人心。这一切之中最痛彻的部分无可挣脱地降临在两个妈妈身上，失去两个孩子的妈妈丽云，以及浩浩的妈妈海燕，海燕的儿子杀死了对方的儿子，而自己则挟制度之名杀死了对方尚未降生的第二个孩子。海燕的自责开始叠加、发酵，演化成了一段说不出口又无法甩脱的梦魇。多年之后，海燕的失声痛哭，她到底是为了哪一场死亡而悔过呢？或许更多的是为了当年得知对方怀上二胎后，自己强硬的立场，直至如今，她是否能够想清楚，造成这一切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己到底是棋手还是棋子？如今，她有了机会，是否能像儿子那样，直面说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故事中，两代人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悔恨的方式，父母一辈在不知所措之后本能地选择回避，逃离，将一切交付时间，而到了子女一辈，当浩浩长大，长成父母当年的年纪，他决定面对面地悔过。这是一种进步。但就在这进步的背后，却又显露出另一种残忍的色调，我们可以忏悔那些个体的、显性的、因由意外的伤害，但更深层的、系统性的恶，仍然没人愿意忏悔和担责。海燕生前痛苦不堪，但临终时贴在丽云的耳边也没能说出一句直白的歉意，即便比父母辈清醒很多的浩浩，在提及母亲当年逼迫她人流产时的决绝，也依然本能地为其开脱，归咎于不可言说的时代性的无奈。我们敢于宣之于口进行悔过的或许仍是表浅之恶。这故事里每个人的命运都被一只并不显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大手肆意妄为地揉捏过，却没人能够质询。

世事翻滚向前。人们期待忘记此前的一切荒诞与不堪，因为跳舞而以淫乱之名被严打的新建，如果看见自己当年的筒子楼里挂起暧昧的霓虹灯，是否只会慨叹，而那些将他绳之以法的人们又作何感想？当年暴力相向的计生干事，冲向一个只想保护自己妻儿的丈夫，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又做着什么啊？他们都可曾想过，自己在一个怎样的系统中曾扮演过怎样的零件。

在忏悔的时候，浩浩说，负疚感就像一棵长在身体里的大树，一直在长大，要把自己撑破，所以，他选择说出来，不顾一切代价。可我们的周遭还有多少人的身体里掩藏着不断被负疚感催化的大树啊，那些人难以理喻的暴躁、扭曲、做出莫名其妙举动，在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身体内的刺痛。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来自道德的重压和良心的催逼。

王小帅愿意给这个故事安排一个舒缓的结局，新生降临，养子回头，苦难一生的夫妻找到了儿子那个立于衰败荒草间的敷衍的墓碑，完成一场纾解，这是终可告慰的魂灵，可那些连墓碑都不曾拥有的灵魂呢？他们会永久地飘荡吗？他们在等待着更多人的忏悔之声，对他们进行抚慰。

（首发 腾讯大家 专栏，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

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首发于腾讯新闻 氪娱

▲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

胤祥 发自柏林

今年柏林电影节是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作为主席在任的最后一年，某种意义上，这个事件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一个「总结」——2019的柏林电影节，可以看做王小帅、娄烨、王全安，三位中国第六代导演中坚力量的一次集合。

▲迪特·科斯里克2002年开始担任影展主席至今

宏观来看，很容易发现第六代导演的作品皆有一个从最早期「边缘个体的生存状态」到「史诗」的变化过程。从《小武》到《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的贾樟柯如此；从《月蚀》到《白鹿原》的王全安如此；从《周末情人》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娄烨如此；从《冬春的日子》到《地久天长》的王小帅也是如此。第六代终于获得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位置，「时间」和「人与时代的关系」成了他们可以处理的命题。

▲娄烨、王小帅、贾樟柯

——这两个关键词是讨论《地久天长》的切入点，也是讨论第六代创作转向的入口。

当然还要描述一下大前提，为什么国际电影节的入围与加冕对「第六代」这样重要。

即便被认为代表中国艺术电影最高成就的贾樟柯，《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的国内票房成绩都很尴尬，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经由国际电影节的体系，贾樟柯的作品早在「世界首映」之前，就通过国际销售收回了投资甚至产生了利润。这是国际电影节「圈子」的运行方式，因此国际电影节，尤其是「A类」或是「三大」，其入围和获奖，是电影作者、电影流派、电影运动的重要参考标准。

再看今年的奖项分配——《地久天长》收获两个表演奖，《恐龙蛋》（王全安导演）虽然评价很高，但空手而归；再参考戛纳、威尼斯近年的情况（比如贾樟柯已经连续几次在戛纳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了），也就说明了「第六代」在电影艺术上已经不再是先锋，同时他们也不再需要电影节颁发给导演个人的奖项来获得支持。世界电影艺术的风向标总在微妙地转动，中国第六代导演已不是站在最前面的那批人。

▲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

颁奖前王景春的影帝呼声比较高，而咏梅拿奖着实算是爆冷（本届大女主戏实在不少），不过这种奖项配置也比较符合柏林的逻辑。此前的《45周年》，跟横扫各大奖项的女主且抢下一个奥斯卡提名的兰普林阿姨比起来，男主（几乎只得了柏林一个表演奖）肯定是要弱不少。同时发奖给两个主演，是证明了以演员为主的评审团的偏好。

一部影片两个奖，其实是默认的上限（2011年《一次别离》三个奖实属罕见），能收获两个奖，表明评委对影片相当认可；当然没有拿到其他的奖，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部影片是有缺憾的。

回到影片。

《地久天长》堪称王小帅的野心史诗之作。故事横跨改革开放四十年，把国企改制后工人命运，与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两个沉重的主题融合在家庭情节剧当中。

王景春和咏梅扮演的刘耀军、王丽云夫妇是影片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周围还有好友沈英明（徐程）、李海燕夫妇（艾丽娅），沈英明的妹妹沈茉莉（齐溪），以及张新建（赵燕国彰）和高美玉（李菁菁）夫妇，他们同在「包江制造厂」工作，算是「三个半」工人家庭。

影片的核心就在他们之间的「牵绊」上。

刘、王夫妇的儿子刘星，与沈、李夫妇的儿子浩浩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两家关系非常要好，也有片中合影为证。故事的核心冲突是刘星和浩浩一起玩耍时意外溺水而亡，而此前担任工厂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的李海燕为了工作，说服教育连拉带拽地让怀了二胎的王丽云去堕胎，因为手术期间大出血，王丽云丧失了生育能力。

主要的故事线是实打实的家庭情节剧，而且是典型的所谓「东亚苦情戏」的套路——

「一连串的不幸倾倒在主人公的身上」。

但更重要的是故事的辅线：国有大中型企业四十年的变迁。

影片的美术和服装非常用心，对年代感有着极好的还原。影片的两个主题「时间」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由这条辅线揭示出来。从八十年代初国企的欣欣向荣、工人的业余生活、流行歌曲、乃至「严打」、南下淘金，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下岗风潮（苦情戏必须的套路，要把下岗作为接连发生的人流-丧子之后的最终暴击），下岗工人自谋职业的全国流动，再到近些年全面商业化的地产经济。

这条线才是影片真正重要的故事，也是导演在花了很多力气去营造的，影片的「史诗」感也正是来源于此。

「国企」是背景或者空间，决定了人物属性，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则是时间的度量。

影片则采用了相对复杂的非线性结构——大致上保持了一个相对顺序的时间结构，但时间线上跳跃很多，大概有六段相对集中且彼此有明确时间跨度的故事，并且用层次较多的闪回在六段时间内反复穿插，制造了悬念并强化了情感。其实把时间线理顺了是特别典型的电视剧故事，不过通过剧作和剪辑把时间线搞得比较复杂，实现了较充分的电影化。

▲王源和导演王小帅在一起

当然影片最后半小时确实是可商榷的地方不少，首先是这半小时风格变化很大，不如前面那么精细节制。

而更重要的是结尾多重的和解（尤其是养子与刘、王夫妇的和解），是否可能或者是否有必要？

颁奖礼上面选的那段颁奖视频很说明问题：

为王景春和咏梅颁奖的时候，短片选择的是同一个影片片段——临近结尾时候，夫妻两人去给夭折的亲生儿子扫墓的那场戏，大概十几秒的视频两人一句台词都没有。

▲颁奖视频放了两遍的就是这场戏

不只一个外国记者感叹，如果影片结在这个地方会更好。

要指出一点是，影片既然在包头拍摄，原型也是包头钢铁厂，主要人物没有使用方言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大概是有市场考虑在里面。

另外关于片长，必须承认对于这个故事格局和「史诗」文体，三个小时的片长是必要的。

人物的命运需要时间来细细铺陈，而精巧的时间线也必须给与足够的时间来让观众体会。

结尾处两家人的命运正如两家人的居住空间一样，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时隔多年回到包头，当年的宿舍竟是极少数还没拆迁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就跟他们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分明就是在说他们的人生从丧子/下岗的那一刻就停滞了，这种巨大的悲剧感又被如今已经成了地产大亨的沈英明的豪宅营造的对比所强化。

而只有在这个时间停滞的国企职工宿舍里，浩浩才代替母亲做出了最终的忏悔。

我相信这是王小帅导演的态度，历史/变革中被剥夺被伤害的人，尽管他们沉默隐忍，但导演讲出了他们的故事。

脸不是演员的全部，正如表演不是电影的全部。

演员还有身体，和身体带出的状态；电影还有空间，和空间带出的情境。

无法通过身体传达状态的演员不是好演员，同样，无法通过空间传递情境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王小帅对此是毫无所知的，他只会剥削演员。

这位第六代导演如同从“解放前”流放到了二十一世纪，对此间发生的影像变革一无所知。

于是，他只能动用古老的拍片理念完成作品：将重心完全依托在演员的表演上。

其它的尽管退居其次吧，只要做到表面功夫就行了：场景、道具、台词……无一不如此。

这是为何整部电影精确还原历史，观众却感觉不到时代感的原因。

王小帅可能知道自己的弱势，于是采用了乱线叙事的方式。

但这没用，对空间造型或环境语汇一无所知的人，别谈什么影像真实感。

比人物更重要的，是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人必须生活在环境中，王小帅不知道。

人不能凭空像从哪冒出来的，摆着一副大脸，他有历史、有成长、有创上…

电影中所有出现的空间或环境没有承载任何情绪的原因在此：与人物毫无关系。

电影中所有情绪都是从演员的脸和台词强迫观众接受的。

观众共情的是演员的表演，而不是观众被拉入到电影空间（／情境）里感触到情绪。

两者有本质区别，代表着前现代的电影与现代电影间的分野。

演员当然是好的，但没有导演能够让演员达到表演上的完美。

越是强求的表演，越容易露出破绽，如同钢丝上行走之人，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使他丧命。

优秀导演寻求的是如何发挥演员个人优势，从指导手法上规避劣势。

王小帅对此是不懂，他完全依赖演员的表演来建构自己的电影。

甚至像王源这样的鲜肉演员，如何能拿着摄影机一直拍呢？

王源临走前跪下来到底是干嘛？贾樟柯的侠义江湖，还是专门拍给外国人看？

你的电影呈现是侯孝贤那样的人情社会吗？需要跪下来报答养育之恩。

你的人物都是牵线木偶，哪有自己的感情，所以跪下来到底是干嘛！

可怜的演员们被过度消费了，如同工具，其中没有丝毫的爱。

这种表演的强迫一旦达到极限，随时都有崩解的危险。

齐溪不就崩解了吗？将拍摄现场变成表演课作业的展示现场，你说可悲不可悲。

如果不是王景春和咏梅这样级别的演员，电影还能看吗？

不能了，至少在王源身上，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可看性。

你要明白你不是伯格曼，你的演员也不是丽芙·乌曼；

你拍的也不是抽象的哲学电影，你如何能将摄影机从头到尾对准演员的脸？

拿摄影机从头到尾对准演员脸的是电视剧，不是电影。

脸不是演员的全部，演员还有身体；身体能带出人物的状态，而不是演员变为简单的表情工具和提词机器。

王小帅只能算从电影学院出来的好好学生，精通一整套规整的学院式手法，被其限制、被其戕害。

再说一遍：电影是空间、是环境、是情境、是情绪……唯独不只是表演。

表演不是万能的；呈现人物状态的是情境，不是表演，这就是电影独特的“表演悖论”。

看看达内兄弟如何用演员的后脑勺拍戏（《他人之子》），或布列松如何通过演员的手跳出舞蹈。（《扒手》）

再多看看娄烨的电影（环境和情绪），至少也瞧几眼贾樟柯的作品（空间和情境）。

这种低级的导演手法还是穿越回“解放前”好好发挥吧。

表演悖论／表演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