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

一、转折年代的矛盾双方——“山杠爷”何以被告？ 《被告山杠爷》，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法治相关电影，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故事，主人公是我国西南某较偏远的村子堆堆坪的村支书山杠爷。他“治村有方”却触犯法律成为被告。电影上映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苏力先生也写了一篇《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探讨了“西方法治”和“本土法律资源”的关系，该文也奠定了大家对于本电影讨论的基调，也就是西方或者说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分析“为什么西方/现代法治不能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该电影的时代语境，我们会发现，苏力先生的文章一笔带过的“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社区的秩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重要的大背景。 九十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就是三农危机，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农业税、提留等税负非常沉重，但是政府基本没有为农村提供任何应该提供的、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事实上，当时农村所有的公共服务几乎都是自发组织的，组织者呢，就是少数或合格或不合格的“山杠爷”们。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那个特殊的、大转型时期的历史环境下，这一矛盾的双方——山杠爷和“上面”，代表的至少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治”和“现代法治”，为什么呢？ 从山杠爷这边来说，“他是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交汇处,他既是国家权力的末梢,也是乡土社会成员。”他的身份是“村支书”，其权威的来源，并非完全来自传统的乡土宗族，而是部分来自“上面的授权”；其行为的标准，也不仅仅是基于乡土社会的要求，更是基于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当然，这种要求可能部分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山杠爷对于“上面”基本是言听计从的，村民们同样如此。山杠爷去乡里开会、用开除党籍威胁懒汉，都是其表现，祠堂里面挂满了的奖状和毛主席像，更是显示出山杠爷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执行者。他或许是“人治”的，但是并非是一个传统的宗族家长，他的很多粗暴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代法制建设缺失、行政命令与法律不分的后遗症。他和这个村子一样，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乡土中国要素和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长老加党员”。 而那个时代的“上面”，也就是政府，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中，一方面，它是“半个现代政府”，有着基本上现代化的政府架构和法令——多说一句，这套架构和法令还很不完善，夹杂着苏式和西式两种不同的色彩，那位穿着类似军警制服却满嘴现代法治术语的的检察官就是其代表。另外一方面，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它的执行力和对基层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我们可以在电影中看到，当地组织建水库、建小学、修路等等事情，政府都没有介入，实际上，除了执法者偶尔的出现，这个村子可以说并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公共服务。而当时的农业税、低价收购粮、三提五统等已经让农民不堪重负。1999年甚至发生了江西增城活四万余农民冲击乡政府，杀死乡长等多名乡镇干部的恶性事件。而在法治方面，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健全的法制体系，不管是法律文本还是法律实践都极不规范，就拿电影中山杠爷触犯的刑法来说，电影上映的1994年，使用的是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尚未制定。1979年刑法虽然也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没有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名体系也不合理，口袋罪过多（比如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等极其荒诞的罪名），可以说是一部过渡期的法律，事实上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的，所以只存在了18年。 另外，实际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村干部的公共形象和在实践中的角色，也与电影中表现的不尽相同，电影有意塑造了一个近乎完人的形象，但是显然这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公共形象中,乡村干部并没有山杠爷的权威和德性,他们或是在收税时“干部进了屋,数字一公布,大人吓得筛,小伢吓得哭,有钱就把钱,无钱就撮谷”；或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给钱就收,不给就走”,可怜巴巴地向农民“讨饭”。 所以说，电影中体现的矛盾，更严格地讲，应该可以说是我国改开初转型期间，带有现代色彩的传统秩序与相对不完善且孱弱的“现代法治”之间的矛盾，是一种随着时代的转型必然出现，且随着时代的转型必然消失的现象。

二、“山杠爷”的未来——本土法律资源与新时代的法制建设 电影中的山杠爷，作为一个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现实中自然有一些与其相似的人物，这些山杠爷式的“能人”，认为“一个村跟一个国家,说到底是一码事。如果把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村,国法就是村规。” 比较典型的，就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他也是很会治理村子，把经济社会治理得不错，也是私刑审判村民犯下刑法。当然，禹作敏比起山杠爷是更像是一个封建家族族长一些，地位也更高，山杠爷知道自己违法后很自觉地接受了调查，禹作敏可是敢扣押检察官，出动私人武装与警察对峙，和省部级官员谈条件的，最后抓捕禹作敏，是向他谎称天津市委书记要和他进行沟通，才趁机将他逮捕的。 为什么说禹作敏和山杠爷相似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行使了乡村社会里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权力。山杠爷监督全村道德，并且对于违反者进行私刑处罚，禹作敏同样如此。他从敬老的传统出发,把老党员、老复员军人组织起来 ,专门调解邻里关系、婆媳关系和各种矛盾 ,推动了社会风气转变。同时，他也领导了村子的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比山杠爷更加辉煌的成绩。当然，他们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山杠爷尚未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做出反应，但是禹作敏很快接受并且推进了工业化，这大概是因为其处于天津，思想较为开放。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禹作敏还是山杠爷，他们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其违法行为，是实实在在的——虽然这种行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使然，并不能过分苛责个人。而在时代的发展进步，工业化、现代化、法治化逐渐成熟起来的现代，当时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他们的行为，就是一定要消失的了。有人认为，借助于宗族权力, 国家可以在成本极低 (甚至是无经济成本) 的情况下实现对于乡村社区的治理。 这很明显是只看到了经济成本，没有看到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如果我们放任基层组织由宗族、习惯等等前现代的势力控制，出现一个山杠爷的概率不算很大，出现禹作敏这种敢于暴力对抗中央的土皇帝，概率倒是不小。 而且，在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3.89%，乡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的时代里，所谓“宗族”的力量，是无法依靠的了。当初苏力所写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也显得略有些“不合时宜”了。苏力认为“中国自古即有法治”，并且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律应该去适应山杠爷式的“本土法律资源”。这里的“本土资源”，主要是以当时的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为基本内容的。但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山杠爷时代的乡村社会，已经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以此作为分析中国法治现实的背景,势必不能形成涵括当代中国社会的正确结论。毕竟，我们的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未来可能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本来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和经验就很难照搬到现代都市和工业化社会,更何况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包括乡村社会本身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在进一步加剧。因此,对中国法治与土本资源的关系,必须把“本土资源”放大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其他各种条件以及整体环境中来认识，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不能回到人治、宗族的道路上去。

剧作以古老的乡约村规和当代法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建构叙事。山杠爷恪守传统，彰善瘅恶，大公无私，深孚众望。但他“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宗族式基层管理方式但却酿出了人命。他关押不交公粮者，拆人信件，打人，虽合理却不合法。作为新旧时代交替的人物，他是法盲，和村民一样，以为村规就是国法，沦为悲剧人物。影片触及了上世纪末农村法制建设的症结，极具“历史纪录”价值。

《被告山杠爷》在单纯的故事层面上看可能只是一部讲述偏远山村的当家人山杠爷为群众着想，却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村里搞“独裁”最终因触犯法律而受到法律制裁的电影。但如果稍微深入一点点去看，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故事背后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有多么的深刻。

虽然电影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通过剧情中设计的台词和画面上演员穿着的服装以及道具置景我们获取到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1.文革结束后；2.改革开放开始；3；国家开始痛定思痛进行法制建设。在片中不断的有角色提到例如批斗这样极具有文化大革命色彩的词汇，而恰好只有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人才可能对这段历史依然历历在目；在电影中各个角色的回忆里，出现了包产到户，山西挖煤打工等一系列改革开放后才会出现的事件；而关于法制建设的主题，电影从一开始就通过山杠爷孙子的台词留下了伏笔——当孙子告诉山杠爷他的行为是违法的时候，三杠爷表示不相信。而这一事件的发生，除了为后文埋下伏笔，也是侧面交代出我国正在进行法制建设的时代背景，普法教育已经开始逐渐普及到农村。再深入一点观察，山杠爷也只不过是当时社会上许多干部的一个缩影，堆堆坪发生的事更多折射的是八十年代法制建设时的普遍现象，我们更应该去思考如何在“法治”和“人治”之间进行一个折中的取舍。

在社会背景衬托下，几个主要的元素被导演安排完毕，其中几对主要矛盾——新旧时代的交替，城市和农村的矛盾以及法律法规（法治）与民意和现实（人治）不匹配的问题逐渐展现出来。在电影里导演并没有去大力渲染偏远山村的贫穷，这非常值得我们去深究，因为导演始终把主要矛盾放在法制与现实的主要矛盾上，过度地去渲染贫困反而会使电影主题脱离正轨。关于如何凸显法制与现实产生冲突这个矛盾，导演是很巧妙的将新旧时代交替和城市与农村这两段矛盾当做“绿叶”去衬托“法律”这朵红花：用文革时期的落后思想做事，却是为了整个村子的利益着想——将人绑起来游街，私拆别人的家信，虽然这一系列的旧方法有效果，但法律无情，这是新时代的规则向旧时代的规则开了火：而城市和农村这对矛盾体现最深刻的地方，则是山杠爷对法律的理解和城里来的检查官产生了冲突，双方各执一词。山杠爷表示这我们堆堆坪有堆堆坪的规则，我们这地方的人没对读过书，刁民是不吃城里人那一套的。主张用人治来管理村庄。而检查官则是强调以法治人，一切以法律为标准，哪怕在管理上山杠爷是对的，但他还是违反了法律，虽然检查官同情他，也为他感到遗憾可惜。在导演范元看来，山杠爷工作方法尽管有许多不正确之处，但在其生存的土地上却是行之有效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问题。

实际上如果只有这些矛盾的话，那么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张力还是不够的，导演在所有矛盾冲突里设计了一个中间点——山杠爷在学校上学的孙子。从一开始正是孙子在学习到法律知识后才向爷爷提出了关于法律的疑惑，才有了写信去求证到底是爷爷对了还是课堂上老师讲的对。上文提到在导演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而在一个世界观还没完全建立的孩子眼中，他不会去思考那么深的问题，将这样一个孩子设计成一对矛盾的承受点，本身就很具有戏剧性，在剧情上也显得更加合理。

在叙事结构上导演并没有去使用多么高深复杂的结构，一是考虑到题材限制，还有对于观众群体能不能看懂的考虑（考虑到了农村放映？）叙事上只是采用了简单的插叙，通过现实时空检查官不停的走访将每个当事人的回忆串联起来，就像电影里山杠爷说的：“当事人比我知道的清楚。”一样力求客观公正，尽量避免了电影被主观情绪过多的干扰：镜头上，导演用了很多“景框式构图”将山杠爷框在其中，给人压迫感。另外构图上非常的造势，将画面里用人铺的满满当当，有意无意的形成前景中景和后景，显得“热闹”，对于环境交代也只是用的是空镜头摇一下交代堆堆坪四面环山，对外交通不便利的常规操作。

2018年《我不是药神》上映掀起一阵舆论热潮，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核心与《被告山杠爷》所见略同。都是体现了法律与现实产生错位。而《药神》在结尾致敬了《山杠爷》这部24年前的电影，她们都有一个结局——不被法律认可的好人在警车上受到了无数民众的致意感谢。让观众感动的稀里哗啦，真的是很好的感情升华处理。同时也能让观众对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去进行跟深刻的思考。

《被告山杠爷》采用的是简单的线性结构叙事，然后在故事的发展中加入回忆的插叙。《我不是药神》同样是经典的线性结构叙事，但并没有采用时空交错的手法去进行艺术加工，只是单纯的按照时间线发展下去。这是两部电影在叙事结构上的差异。但这两部电影同为现实主义题材，它们在艺术表达上是可以看出很多共同理念的。涉及到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我们总是要在现实和艺术中进行选取，虽然两部电影里都出现了“黑暗”的一面，也是现实主义题材所要揭露的一些东西，但是“黑暗”的一面并不代表生活本身，要以恰当的艺术方式去把握住社会的主流，引人思考，不回避现实生活的问题，才是现实主义电影的正确创作方式。过于黑暗的可能会引起观众不适，甚至被相关部门限流，而太过正确的又显得虚假教条化，或许相关部门觉得满意，但观众却嫌弃枯燥乏味不愿意看了。

色彩&镜头

《被告山杠爷》是导演范元处女作，同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民及普通观众的观影水平问题，没有设计复杂的长镜头调度，只是以蒙太奇为主，进行插叙回忆叙事的编排。构图也多是上文提到的景框式构图。采用的是胶片摄影机拍摄，在画面呈现出的质感上就与《药神》有着区别。《山杠爷》在服装置景呈现的色彩上选择更贴近大山生活的绿色青色蓝色，主要以比较高饱和度的冷色调为主色，其中我们常说的藏蓝色就是主色。其次在画面上色温偏冷，人眼看上去显得淡蓝，是比较贴近现实主义题材的色调，可以让观众保持一种较为平常的心态，以期能在观影时能更冷静更深入的对电影主题进行思考。同时淡蓝色的画面也与堆堆坪村深处于大山之中的自然环境更为符合，也能使电影显得更加真实。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急剧向现代化转型，在经济发展、物质进步的另一面，是艰难转型过程中的撕裂与阵痛，《被告山杠爷》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山杠爷的悲剧，就在于外面的世界已然旧貌换新颜，可山里的风景却是一成也不变，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人治与法治之间就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紧张关系，山杠爷也就成了过时的人，与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扞格不入。

当然，依据费孝通老先生的理论范式，乡土中国本来就是个熟人社会，具有遵循差序格局、信奉礼治秩序、服从教化权力的特点，因此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就需要尊重基层逻辑和乡村实际，适当发挥传统习惯与村规民约这种习惯法的作用。

不过，山杠爷的被“清算”虽然悲情，却不冤枉，他德高望重，他大公无私，但贤能政治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向好人暴政。影片中山杠爷采取打人、关押等暴力手段来完成上级任务，这只是冰山一角，殊不知有更多山杠爷式的基层干部（更多的是连山杠爷也不如，甚至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在计划生育、上交公粮等过程中，为了贯彻上级意志，采取十分冷血暴烈的手段，制造了多少桩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