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迁往台湾的一家人,在表面平静的日子下,各怀心事。祖母(唐如韫)对大陆念念不忘,一心想回去;父(田丰)母(梅芳)虽也有“外省人” 身份的尴尬,却也清楚知道回大陆只是梦一场;姐姐(萧艾)差不多已当自己是台湾本地人,偶尔伤心落泪是因想起为替父母分重担放弃了念大学;小孩子阿孝咕(游安顺),则只想着自己如何玩得痛快,完全没有大陆的概念,而对父亲的死,他只觉突然并无太多伤心。
可是因为家庭的特殊,懵懂中阿孝咕也知自己并不完全相同于同龄人。尽管表面上他做着多数成长中男孩都会做的事(四处打架、开始中意某个女孩子),内里却已埋下会突然裂变的种子,只等某个契机的来临。
时间或许要推回到民国三十七年,因父亲工作举家搬到台湾的侯孝贤,那时尚在襁褓。台湾在几经易主之后,终日处于一种惶恐难安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许可从侯孝贤一家的生活细节中得以窥见:本以为来台住一两年,因此只买便宜的竹制家具,那样走时也可丢掉。
就在这种随时可能会离开却始终不知道那个日子究竟会在哪一天会来临的时候,台湾禁严,于是异乡人和台湾原住民一起,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 也许是导演的父亲本身多病早逝,直接影响到了他影片中父亲这一形象的塑造,而我们又可见这种父亲形象似乎一直处于某种“受伤”的状态:《风柜来的人》里的父亲因意外变得痴傻瘫痪,从前威风的父亲形象只出现在其死后的追忆里;《恋恋风尘》中唯一出现的父亲的场景是因其腿伤,主人公拿着拐杖去迎接。而父与子之间又始终是无言的,本片中仅有的父子默契也只是阿孝守在拆信的父亲旁边,眼巴巴地接过信封上的邮票。 这种无言的气氛弥漫着整部影片,侯孝贤的片子一向不重于叙事,而是动用各种元素和感官去营造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往往最终指向一种苍凉无力之感。 在正片里,随着几个固定镜头和画外音的结束,影片中人物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个全景固定镜头,出现一副台湾乡土的图景:人们在树下摆上桌椅闲聊,来往的人不断,很快出现呼唤着“阿孝牯”的声音来源――阿婆,镜头跟着她四处寻唤,最终定格在她焦急的脸上。 而被呼唤的人――阿孝,和一群孩子在不远处玩玻璃弹珠,之所以是不远处,是因为在环境音中还隐现着阿婆的呼唤。 以表现家庭关系和长镜头风格,又时而在片中出现门框构图,因而又常与日本古典大师小津安二郎联系在一起。但是相对于小津叙事的严谨,侯孝贤的影片显得更加随意散漫,这种散漫在《童年往事》里尽显无疑,琐碎的对白,随意撷取的日常片段,几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人物的大段台词往往没有回应,成为一种独白,从而成为影片气氛的一部分。 种种散漫构成了阿孝自在而又压抑的童年时光。这两种对立来自于两种环境,前者是外部――伙伴之间的玩闹,后者是笼罩在家庭的无言的气氛。 侯孝贤的书里写:“那时作为小孩子你不会去问,也没有人主动说给你听,但是你心里会有感觉,自身会有一种状态,所以你会往外逃。这其实就影响到我后来的电影。” 如果我们揭开家庭变迁和日常琐碎的幕布,就会发现影片凝聚情绪的源头并不仅仅在于人与事在岁月长河中一点点的流逝所带来的哀愁。 广播中台湾的双十国庆,从村头树下着军装的人骑着马匹奔腾而过,年幼的孩子兴奋地说出“反攻大陆”,在台湾某领导人逝世日子闹事而被子弹房老板教训的主人公,以及家人留在大陆的孩子。 这些隐在家庭生活背后的时代背景,共同构成了“异乡人”家庭的种种惆怅。 这种种惆怅和不安,在父亲去世的晚上表现得也许最为直接。镜头跟着小主人公移动到洗澡的屋子,突然一声来自母亲凄厉的呼喊,使阿孝惊恐回头。这时镜头长久定格在这张带着恐惧不安的面孔,紧接着,没有任何转场镜头,画面直接切到成年阿孝的脸部特写。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理解为这种惊恐状态在阿孝成长时代的一种延续。
于是我们又从中体味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家庭关系,背后透视着当时台湾的普遍的不安心态。 成年后的阿孝呈现出某种“牯岭街少年”的状态,寻衅滋事,拉帮结派,跟着心仪的女孩,一路无言。如果说这个阶段的不安一方面是来自于成年,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母亲――母亲的患病。 在阿孝半夜梦遗起身发现母亲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经过设计的镜头:伏案写信的母亲的脸映在墙上父亲的遗照上,形成了重合。这不仅仅是在预示着母亲的重病,更在构图上形成了两人,或者是三人的对立,也是青春与衰老,生命与死亡的对立,是成人时刻与预示死亡和死亡的三重奏唱。
与台湾另一位大师杨德昌不同之处,在于候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传统文化的因素、家国和故乡的思考。《戏梦人生》直接以传统布袋戏为题材;《刺客聂隐娘》使用文言对白,画面传达出一种禅意和空灵;史诗巨片《悲情城市》以开阔的空镜头俯瞰山河,让人不由心生感怀山河故土之情。 在一部纪录片中,侯孝贤提到一次香港的台湾电影节,那时的香港是连接台湾和大陆的一个枢纽,他说当时看到大陆的片子只觉得感动。倒不是因为片子内容,而是“他们的讲话,大陆的景色。” “意识还是大陆的教育,像见到故乡一样激动。” 可这并不意味着能把他和政治上的倾向划上等号。他也坦言对大陆并无印象,从地域的区隔上,自己也是一个台湾导演。 说到天天都要回大陆的阿婆,导演抹了把眼睛。 阿婆从一开始就出现在银幕中,一直处于一个呼唤的角色,在阿孝丢钱被母亲教训的时候,阿婆坐着人力车归来,“迷路”的这一特征随之出现。于是呼唤、迷路、大陆,这三个毫无关系的名词同时出现的时候,会使我们产生某种富含意义的联想。 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似乎就透着一股豁达,阿婆闲来无事便一直在包银钱,说是死后可以带去用。而从导演的纪录片中,阿婆也是觉得祖坟不在台湾,始终不是家。 根深蒂固的认祖归宗感,使阿婆一次次独自走去回大陆的路。第一次阿婆说带阿孝回大陆时,阿孝拒绝了,随即去追挑衅的玩伴。镜头跟随阿孝,在画面上抛弃了阿婆,观者并不知被拒绝的阿婆后来如何。
第二次阿孝考上中学,阿婆再次苦口婆心让阿孝一起回大陆。 “沿着大路走,没过多久,过了河坝,就到了梅江桥,再走几步路,就到了湾下了。” 阿婆的这段乡音婉转得像是一曲童谣。 在阿孝陪同阿婆的这一路,也许是影片中最为温暖的一抹亮色,祖孙二人一路走,摘下沿途的芭乐,在路人家里喝水,一时兴起的阿婆玩起了丢芭乐的杂技活儿。 但我们早已知道这条路是不可能行通的,阿婆在向本地人问路时,由于语言不通,两人均无法听懂对方的话。这可能映射着当时台湾的某种尴尬境地,而这种尴尬在《悲情城市》里直接表现为梁朝伟所饰演的主人公的失语。 此后阿婆多次迷路被拉车的送回来,但影片并未言明原因,只在一次无意中,从阿婆手中散落一地的芭乐,让我们再次回想起祖孙二人共回大陆的那个极其温馨的午后。 温馨,却苍凉。
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小津风格的是枝裕和,处理起家庭关系的风格习惯,某一时刻与侯孝贤的方式能引起共鸣。同样的静谧无声和闲散,对物的固定特写,空镜头的转场,镜头里积蓄的情绪力量。 但看完侯孝贤的影片,你很难去握住一些东西,你甚至很难用语言去复述一件完整的叙事,仿佛整部片子处处是闲笔,处处是情绪。 经历了两次送黑发人,儿孙又各自长大的阿婆,终于在影片中渐渐沉寂了,这种沉寂是阿婆本人的消沉和存在感的剥夺。甚至躺在竹席上死去,手背上爬上蚂蚁才被发现。 在此,影片所有的情绪――起起落落的归于平静,人事消逝的苦闷,生命无常的哀思,以及昙花一现的温情,都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但同时这种爆发的力量却极其温柔,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悲哀和安宁。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候孝贤成了检验影迷和其他影片的一杆尺。
侯孝贤和是枝裕和的镜头里都有这么一条长长的路,步履不停的走着一位要回故乡的老奶奶。
自然派的温情被侯孝贤把握得很好,镜头语言细腻、亲切。
“一直到今天,我还常常会想起祖母那条回大陆的路,也许只有我陪祖母走过那条路,还有那天下午,我们采了很多芭乐回来…” 。跟阿婆走在乡间小路那段,是最美好的童年回忆。
最喜欢前半段,,其实也并没有讲述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日子就像流水般悄无声息地逝去,真真切切地带我回到了童年故乡的小镇:明晃晃的阳光下,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雨后湿漉漉的街道,白背心,蓝裙子,台球室,空地,赤脚疯跑,充耳不闻家人的呼唤,天空无限高远,夏天仿佛永远不会结束。
跟六年之后的牯岭街有太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侯孝贤柔和些,一切归于平静而非暴力。侯孝贤这个名字本身也成了伤心事,不孝也不贤,可这就是童年,失去方知珍贵,过去才是开始。
看最后蚂蚁爬上婆婆的手背,就想到了熊谷守一里观察蚂蚁的段落,分外动容,生命的繁盛与衰微,不过如此。想一想自己二十五岁了还把自己当孩子,心态与十年前几无差异,原因也不过两点,没有经历至亲的逝去,没能建立自己认可的亲密关系。总的来说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幸运多一点吧,衰老是生命必然的规律,着什么急长大呢?想起那天对同事说的话:你想缅怀青春尽可以去,我不需要,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挺青春呢。
成长就是失神的阿婆手中掉一地的芭乐。那天个快乐的下午,足以与奥雷连诺上校面对行刑队,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下午媲美。
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世界上没有唱不完的舞曲,没有走不完的岁月。少年终要长大成人,远走的岁月不再复返。人生的旅程上,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向青春作最后的告别,留下了记忆,带走了云彩。
侯孝贤模仿小津安二郎模仿得很尴尬
看到父亲,母亲,祖母一个个离世,我才知道,原来是亲人撑死了我整个童年。一开始有点看不进去,后来缓缓的音乐响起来,亲人的离开也从灰色的变成雾蒙蒙的米色,它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客观。
我开始在新绿的树叶下慢步走,一面允吸着充盈着叶芽和树液芳香的空气。我小步走着,将公文、办公室、主任统统抛在脑后,只想着一些肯定会遇到的快乐的事,想着种种尚不知道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原野的芳香使千件童年往事涌上我的心头;树木被六月骄阳晒得暖暖的,用芬芳的魔力、颤动的魔力,浸润着我。
弹玻璃球、打台球、反反复复的打架、看的这几部都有类似的关键词。没有什么太完整的故事线,松散的记录着回忆中的一些碎片,从中总会找到一点你的、他的、或是更多人的。
最美是阿孝陪祖母走长长的路,一路蝉鸣,阳光把马路照成河水,走不回大陆我们摘了好多好多的芭乐。结尾处祖母的死,我最不能够释怀。
父母是一座又远又近的山,父母去世,山倒了,你就要面对真正的世界。山去了哪里,在你的名字里,在芭乐的味道里,在满意或不满意的生活里,山消失了,你一直在山里,这就是人与父母的关系。
闷人皇帝啊~这片子是在看到最后面我才觉得心里面堵堵的,然后想倒回去重新看一遍。人生的生老病死就在侯孝贤的平淡与忧伤中缓慢的前进,没有特别想要表达什么观点,就是回忆,就是人生。
写实的摄影只剩构图可见功力,整个故事就如勉强还有时间顺序作辅的琐事杂记,零零散散,却有一股浓烈的情绪作为凝聚一切的力量,感知到它便会喜欢。我猜侯孝贤不仅是拍自己,而且也是给自己看。好比他在胶片上书写自传,你说这部电影不好,就跟指责人家的童年活得不好一样幼稚。
侯孝贤前期代表作,自传式成长题材影片,展现了导演童年至青年时期的琐碎回忆及家中三位长辈的先后离世。本片叙事较为零散,但质朴恬淡的气质足以令观者动容。侯孝贤的低机位摄影、灵动配乐和叙事风格都有小津安二郎的风范,而固定长镜头的应用更是别具一格。台球,弹子球,群架,芭乐,情书。(8.5/10)
似乎所有人有关童年的回忆都是相似的,玩过的游戏打过的架,炎炎夏日消磨过的时光。今日端午盛夏,去江边看完赛龙舟,蒸枧水豆沙粽吃,把脚搁在书桌上,风扇吱呀吱呀响,我又看完这部电影,像回了小时候一趟。
直接引用我导师的话吧:“看过《童年往事》,你会明白,故乡为什么会那么刻骨铭心,那是因为故乡记得住自己的身世,倾听过自己的成长。”“片尾兄弟几个人呆坐在地上,已经欲哭无泪,看着死去的祖母;失去的苦痛和无奈,在时间和空间中飘散,青春竟可以是如此‘法相庄严’(阿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