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柿子

老太太说，哪些不习惯都是假的，只有孩子们过得好是真的。哪些政治的这边那边也是假的，人们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记录着父亲弹孔的X光片和战绩锦旗都被拿来当成应付学校的工具，姥姥和小孩都不在乎政治，只是当作谈资和用品了，哪些荣耀和血场上涌洒的严肃和敬畏尊崇都被生活的淡影冲没，这又是喜剧又十分深刻。孩子们和玩笑式说出来的尴尬的一些回应，都是很犀利的。姥姥忙了一天，也不知感恩的说道锦旗真难看，那么大的锦旗送给亚军，旗帜根本不重要，就是一个应付学校的形式，那个失去意义的人旗子在一个错的处境里出现显得那么好笑，也让失去的意义找回了被审视被调节和重缅的位置，奶奶的脚好臭，爸爸这样不如接着去打仗不要回来，我可是已经结了个一次婚，我为了表忠心刺的字，回来继续跟司令干。不上学的可以继续睡觉，奶奶偷偷带着去看电影，牙磕掉了的父亲。他们去了那边什么都有，但还是穷苦，将军又如何，不打仗了找不到工作，一家人讨生活艰难，父亲生气之后小心翼翼又把国旗放好，为兵还是为家，又是一样的问题，多么矛盾。生活艰难，齐白石的画再好也只能卖掉。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背负的命运在被贫穷和饥饿追赶着跑的日子里，留下了一个一个尾巴，什么时候可以不再只是为了摆脱贫穷和饥饿的正视作为人的生活，而非牛的马的鸡鸭鹅那样，为了吃食。他们告诉你，还有一种答案，有了家人有了家庭与爱，哪怕贫穷与饥饿，也能有滋味，因为相伴的幸福快乐就是时光本身的意义。

红色出现在红柿子里的姥姥生日和结婚礼上，强调着古开今日的节日和庆贺传统对于人的文化塑形作用，若没了这些仪式，人将如何认识自身？而国家与故土所象征的，是节日的传承、传统的顺遗，失去节日，失去红色的柿子，千百年后，就不再有今日，不去希求国别、民族时，一切多样化就失去了意义，独特性在记忆与真实的情感中给予人们的形式意义也失去了生命，那么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

返璞归真。对细腻的生活经验的捕捉太有意思了，比如男孩儿想入非非时的喷嚏，比如姥姥拿水杯盖起不小心用烟头烫坏的桌布。电影里的大家庭生活经验，和回家倒卖小商品、做养殖的场景，勾起了我90年代成长的许多回忆。大陆电影里少有的兄弟姊妹的趣味和温情，在台湾电影里常见。几十年前的两岸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有共同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性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使得大陆的我们这一代人对台湾上一代人创造的电影作品产生共鸣，上个时代的错位，创造了这个时代的对位，我们似乎和他们是同辈了。叙事结构如散点透视徐徐展开。多处演员的表演，尤其是副官喜宴上的表演，极为精彩。但和杨德昌对比来看，人物刻画的饱满程度还是稍显不足，《牯岭街》里每一个人物，仿佛皮肉之下有关节和骨头，又好像风筝，只需几根龙骨便轻巧又结实地把人物撑起。本片中的人物尤其是孩子们，面容就显得模糊了，这也跟两部电影中矛盾和冲突的强度不同有直接关系。南方的榕树，阔叶和院子，让人想起童伟格的小说。

台湾电影佳作,华语最好的亲情和家庭电影之一,也是除无言的山丘外王童最好的作品。

最喜欢那种久违的浓浓的中国传统味道,恭良温俭让。

没有大的戏剧冲突,12个小孩,一家人的生存琐事娓娓道来,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好看有趣有味道。

温情是王童电影的灵魂。浓浓的亲情贯穿始终,很温暖很感动。王童在告诉观众,生活虽然艰辛酸楚,但亲情可以让生活变得温馨。

每个角色都很出彩，老太太特别突出,她就是中国传统智慧的化身,乐天知命，随遇而安。

中将父亲太平民化了,少了一点将军的气派。8.6

秋天的时候，橘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寒霜就要来了。鲜艳的柿子映衬着枯叶，在庭院里很扎眼。这种年头，爱吃柿子的不多了，导致在超市里并不容易买到。但柿子的中国情结，并没减弱。先说这种植物本产于中国，种植遍及全国山河，无论热带寒带，它都能生长，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它，是典型的中国植物；再说柿子树多种植在庭院，是为中国人自汉代以来的民族习惯，柿子树，也成了中国人的家园情结象征物。

最后说，大画家齐白石真的非常爱画柿子，其流传下来的柿子作品不可胜数。柿子寓意“世“、”事”，柿子满筐，喻为“事事平安”，所以齐白石笔下的柿子多为双层、平底，呈现吉祥平安之意。吴昌硕等很多历史上的画家，也非常喜欢画柿子，柿子算是中国艺术家们喜欢表达的一种艺术形象。

王童的电影《红柿子》，用一幅齐白石画的柿子图来结构整个故事，从柿子图失落，到柿子图复归，然后再到柿子图流走，描绘了从大陆去台的普通一家人的生存状况。柿子图跟故事情节的结合并不紧密，仿佛一根断线的风筝，时有时无，故事情节也呈现出断线般的跳跃连续，但总体上，还是按照时间线来讲述这家人的总体情况的。有人分析说，这部电影围绕着姥姥这个角色进行描绘的，姥姥是主角，但我并不这么看。我看到的是，姥姥不过是这个故事中所有人物的纽带，用她来牵连所有相关人物，但故事表现的，并不是姥姥这个人，而是这个大家庭。

这样结构故事的电影，在台湾此类影片中比比皆是。杨德昌、侯孝贤都喜欢这种“流水账”一般的讲述故事，王童的不少电影，也是如此的。因为讲述的生活琐事，所以情节上冲突少，线索也很难凝聚，缓慢的节奏大概会导致不少人看不下去。但如果能坐下来，深入进去，会被故事中的那股情绪所吸引，不知不觉看下去的结果，直到剧终，才发现已经看完，仍然意犹未尽。

是的，这类电影好看的地方，就是那股情绪，那种淡淡的、却沁人心脾的味道。它像是散文，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并没有说故事那样激动人心，但这面画一画，那面描一描，点点滴滴，细细碎碎，假以时日，一幅逼真而有意境的图像就呈现出来。本人是学美术的，深知此道，以西画为例，要绘制一幅到位的作品，指望着一次性成功，所谓“一挥而就”，是不太可能的神话，真正的好作品，都是要从简单的草图到单一的色彩，然后逐渐描描画画，逐次丰富，然后突出细节，最后才能形成立体的、丰富的、有细节有冲突的好作品。这部电影就是这样：线条、线索，都是粗略的，故事情节是细碎跳跃的，但层次之丰富、角度之多位，每个人看了，或许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解读。

拿母亲这个角色来说，就很立体。起初从大陆撤台的时候，她是位大家闺秀的形象，识文断字，又不食人间烟火，有勤务兵和佣人服务，她容貌秀丽，衣着光鲜，并不很懂得生活的艰难。所以临上船那一刻，她还在等丈夫来，说“我一个女人拖家带小的，没了他，怎么办”；到了台湾，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她从未遇到过的生存的艰难，她不得不脱下旗袍，挽起裤脚，庭院养鸡，忙里忙外，渐渐就变成了莫泊桑小说《项链》中的“玛蒂尔达”，什么都会干了。镜头也是随着生活的变化，变化着母亲的外形的，她渐渐头发花白，脊背弯曲，满脸沧桑。等情节到了她主动要求丈夫出租房屋补贴家用，甚至还机警地跟租客谈判、看穿“洋买办”的奸计的时候，这时候的她，早就跟最初撤台的时候判若两人。

你不能改变生活，就会被生活改变。大时代背景下，政治的灰尘落在每个普通人肩上，都重如泰山，绝不是那些骗人的政治口号描绘得那么轻松、激情的。父亲这个角色，是响当当的军团司令（类似我们这边的集团军司令），手下掌握着十来万人马，位高权重，但政治游戏并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次的军事失败（电影中侧写的那次反攻大陆行动），就被终结了政治生命。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如果当初本来是鸡鸭，尚有俗人的求生本能；但他却是高高在上的凤凰，学起鸡鸭来找食吃，却未必比鸡鸭有本事。我们看到了他卖画被坑、推销内部供应品被冷落等等失败的求生之事，当他作为普通一名父亲在公交车上被司机不小心急刹车给跌倒的时候，满嘴的鲜血，失声的痛哭，让人热泪盈眶：你能想象吗，这可是当初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啊。他真的努力了，但这不是作战，他真的不行的。

生活就是这么真实，残酷。我们在社会上扮演各种角色，但最终，我们还是自己家庭里那个父亲、母亲、姥姥、儿子，女儿。也只有这些，永远不会改变，才具有意义。所以，片中的姥姥跟失意的父亲说，“（职业上的）那些事都是假的，只有家人过得好不好，才是真事。”想通的父亲尽管还在求生之路上不断失败，好在，他不再纠结了。

万幸的是，他们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养鸡、种菜，甚至挖坑养牛蛙；而在同时代的大陆，风风火火的大跃进亩产十万斤，反右，文革，热火朝天，把每一个人都卷入了政治的灰尘迷雾中，无法自拔，什么都姓公却不能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稀里糊涂死了好多，穷了很久，到了裤子都穿不上的时候，发现对岸尽管也不能算很富裕，却至少已经可以称为“台胞”了。台胞者，八十年代对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之尊称也，在大陆民间，意味着“台湾来的，很有钱”的意思——已是截然不同了……

唯有两岸的柿子树，真的是同一种属，结的果子，都一样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