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本来发在评论区，排版太难看，就发这里吧。 我的观点是，这只是一部电视剧，不是历史论文，没必要符合《三国志》。至于说人家不符合《三国演义》的，这部戏和《三国演义》有一毛钱关系吗？ 我才疏学浅，转载一篇剑桥历史专业的学者写的文章。标题是《莎士比亚搞对了他的历史吗？》，主要探讨莎翁的历史剧，比如《亨利六世》，是否符合史实。文章很长，截取一小段给大家看看： 我的大致翻译：莎士比亚犯的史实错误是数不清道不完的。但是，就像每一个优秀的好莱坞编剧都知道的那样，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总是排在叙述正确的历史之前。那些用莎翁的《亨利六世》来了解玫瑰战争的人，就和那些相信《拯救大兵瑞恩》讲了一个真实的二战故事的人一样聪明。 It would be impossible and tedious to list all the examples of Shakespeare’s historical distortions. As every good Hollywood screenwriter today knows, a cracking story always comes before historical acccuracy. Using Shakespeare’s Henry VI plays to learn about the wars of the roses is about as wise as trusting Saving Private Ryan to tell you the true 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文章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theatre/william-shakespeare/10106855/Shakespeare-did-he-get-his-history-right.html 作者wiki：//en.wikipedia.org/wiki/Dan_Jones_(writer) 再举一个例子，亨利五世里面有个人叫Hotspur，为了戏剧效果莎翁改了他的年龄。这和军师这剧改了华佗死期，曹家兄弟年龄，是不是一样？那些骂军师的，要不要也去骂骂沙翁？还有人物刻画。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亨利六世没有莎翁写的那么伟大。算不算洗白主角？何况这剧才刚开始，求告知它哪里洗白司马懿了。 人家剑桥历史系的学者都觉得没必要抠莎翁剧的史实，我们凭啥要求一部国产通俗电视剧完全历史正确？还是观众们觉得你们比莎士比亚更知道怎么写剧本？ 何况，从这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编剧懂的挺多的，不可能连人物哪年出生都不知道。比如月旦评的来历、吉平也在谋反之列、郑玄。观众们真的在看这部剧之前，就知道这些人和事了？反正我是不知道。骂违背历史不如骂编剧考据癖。修改人设、时间线并不是无知，是尊重历史和讲好故事之间的取舍。这，就是这部戏和其他瞎编的神剧的区别。 不符合时间线并不代表它不是历史剧，脱离史实也不该被如此诟病。 那么，一个好的电视剧应该是什么样的？基本的要求是故事逻辑通顺，人物性格合理。然后就是令人信服的摄影，音乐，演技，灯服道效化。最后是中心思想。只要以上几点做得好，在国产剧中基本上就鹤立鸡群了。注意一点，主角的台词和价值观不一定是这部剧的价值观。这一点一定一定要分清。 总之，这部剧看了两集我感觉还可以，肯定不是烂剧。它可能有它的问题，但绝不是网上骂的不符合历史。有些人黑得太不到点上了，看着实在难受。今天先打个四分，关于剧情的评价以后再另写一篇。

冯仑有句话：伟大都是熬出来的。混官场，尤其混到顶级官场，首先就要懂得这个字：熬。活久见，斗不死的牛人，你只能把他熬死。那什么人适合混呢？喜怒不形于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用荀彧形容司马懿的一句话：静水流深。司马懿熬死了两代魏皇帝，他孙子终于熬出头。

司马懿

跟杨修一样，李白和苏东坡那种巨婴式的人物，混职场肯定混不好，牢骚一大堆，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连老板都不放在眼里，没事就点评皇帝。自恋，极度自恋。也难怪，粉丝多，走到哪都众星拱月，连皇帝都是他们粉丝。

所以，对饮成三人的李白基本上活在自己幻觉里，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酒和月亮。一天到晚喝酒的人能做什么具体工作。苏东坡还能做点具体工作，但瞧不起人，不吐不快的毛病改不掉，也是没用的。

苏东坡

这就是才子最大的问题：不能忍。杨修被杀之前对司马懿说：你知道你我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汝能忍，我不能。不过老实说，杨修没有辱没老杨家门风，他对司马懿又说：我在那边等你，倘若你能忍到最后，过来告诉我，此时走和那时走有什么区别。说完慨然赴死。

杨修

杨修绝对大户人家出身，弘农杨氏是当时四大士族门阀之一啊。按东汉算，祖上有连续四代都出了总理啊、军委副主席这些人物。

要倒到西汉，那他的老老老老老太爷，就是当时参与分项羽尸的。

这么大的士族，除了历代当大官的人多，还要精通一经，大士族门阀最起码的一个特征就是：由武入文，精通一经，传世。杨家精通的是《尚书》。

所以，杨修瞧不起司马懿家是有道理的，司马懿家虽然算半个士族吧，但跟杨家太不好比了，完全两个阶级。

《楚汉传奇》 项羽

从出身来说，杨修根本不需要参加工作，他工作纯粹是为了理想。

他在社会上风评那么好，《军师联盟》里他搞月旦评，被他认可的文化人呢，比得个什么文学奖牛逼多了。

这在当时叫：清谈，就是一圈文人在一起，搞个沙龙，喝喝咖啡，谈谈文学艺术和时事。纯粹吹牛逼，具体事么不干的。

月旦评 石壁

当时有三个最牛逼的话篓子：孔融、祢衡、杨修。这三个话篓子是当时最能写最能演讲最能辩论的。跟他们说话，你讨不到半点便宜，抬杠能把你抬到翻白眼。

祢衡是个大毒舌，开始没人鸟他，他就靠撕逼出名，一个一个撕过来，谁有名撕谁。他说这天下的才子我只看得起两个人，老家伙是孔融，孔融大他二十岁。小兄弟就是杨修，杨修小他两岁。其他人在祢衡眼里都是碌碌之辈。

祢衡见谁怼谁，荀彧牛逼吧，他说荀彧一张死人脸，直接可以拿去吊丧。

司马朗，就是司马懿大哥，他说司马朗是个屠夫，我怎么能跟杀猪的搭话。

所以，祢衡这种人怎么能找到工作的呢，这就说到当时职场的招聘模式，靠推荐，三个话篓子互相欣赏吹捧，曹操一度还靠孔融装点门面，拉拢知识分子。孔融就给曹操推荐了祢衡。

但这个祢衡比孔融还刺头，孔融就已经很刺头了，曹操要禁酒，他跟曹操抬杠，说这个没酒怎么过日子，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座下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他还说尧就是因为一顿能喝千杯，才成为圣人的，这叫什么鬼。

曹丕呢娶了袁绍的儿媳妇甄氏，这女的美啊，曹操父子三人都想搞一腿。话说这跟你孔融有屁的关系，你也要讽刺，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的妲己许配给自己弟弟周公，我本来不相信，看今天你们这么做，我相信了。曹操听了直接暴走。

祢衡也老骂曹操，曹操怎么容他，发狠说，我弄死你跟弄死一只麻雀或老鼠那么容易。

祢衡的职业生涯，于是开始踢皮球了，曹操把他介绍给刘表，刘表也不能容他，又把介绍给黄祖，黄祖急脾气，有次祢衡骂他死老头，他一气之下就把祢衡杀了。

所以啊，逞口舌之快容易遭无妄之灾啊。

曹操

绕了一大圈，终于说到杨修，杨修跟他们一路人啊。

才思敏捷，曹操反应都没他快，有快三十里地之说，就是一个问题杨修想出来了，曹操要走三十里才能想出来。

杨修什么都不缺，出来工作，就是想靠辅佐曹植，结束当时气数已尽的汉，他跟那些愚儒是对立面。杨修看那些愚儒对汉的愚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多疯子。

曹植

杨修是个激进派，急于求成。但是他和孔融一样，都是理论家，孔融居然还做过虎贲中郎将，也没看他打过什么胜仗。杨修打仗就更不行了。不过，他内外事务总能知晓啊，还善解隐语，一度很能博曹操开心。

但问题来了，才子啊才子，遇顺境时光芒万丈，遇逆境时则容易犯下低级错误。他太自恋，太低估老板，出几次彩就忘了自己是谁，公司是谁的公司。

曹操什么人啊，那么多谋臣，都是一路靠实践过来的，剖析问题全面又容易落地，加上又有城府，毕竟打仗治国又不是考试写文章。这些实力派尚且都服曹操，谓曹操善断。善断就是他能从大家的意见中选取适合公司发展的。

杨修呢，遇到意见不被采纳，就开始耍个性了。司马懿善稽首，杨修常振衣。

杨修

你看司马懿看到曹操，那个稽首的动作做得多标准，那是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惶恐、绝对的谨小慎微。

司马懿 曹操

那杨修呢，首先不得不说，他那高傲的范儿绝对正。弹冠振衣，最喜欢穿白色的衣服，以喻内心高洁，那叫一个讲究。

其实呢曹操作为老板，能笼络这么多人，当然也是有胸怀。但凡事都有度，解鸡肋军令隐语乱军心，加上说杨修是袁绍之甥，这两点是曹操书信里为自己杀他找的借口。

所谓量变到质变，这个矛盾非一日之寒。曹操杀了杨修还跟他老子杨彪动情地讲：足下贤子，侍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绳之，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

什么意思呢，曹操说啊，你这个儿子啊，仰仗你的势力，处处跟我作对，我好多次想杀他，气得不行，但以为他会改，就一次次原谅他，但一味地让步，恐怕有一天他把你们这个家族名誉都毁了，从这一点考虑，我才杀了他。

有人觉得杨修说几句真话招致杀身之祸，有点冤。但话说回来了，几千年来，又何尝是他一个杨修如此呢？

知识分子给别人打工，领人家薪水，汲汲于功名，但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话痨，对当下不满，讽刺发牢骚。

孔子那时候话不投机就跳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春秋那时候鼓励跳槽啊，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

永远在路上的孔子

秦汉大一统，都没法跳槽了，知识分子你还这样，朝上不说，朝下瞎议论，议论什么，无非是厚古薄今。

李斯跟秦始皇说：这些臭知识分子，整天说古代谁谁谁如何如何好，对现在诸多不满。秦始皇直接讲话：坑之。都刨坑埋喽。

三国里曹操算是很有胸怀了，然还是解不开和那些清谈才子之间的疙瘩。所以杨修内心不服输，但现实中终究是个loser，司马懿静水流深，笑到了最后。

一种“生活化”的历史剧

历史一旦被尘封，我们对他的任何描述，便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观色彩。尽管历史文本（譬如“正史”）与文学文本的性质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带有“虚构性”，只是文学文本有意“虚构”，历史文本则往往是在力求客观时，不知不觉中调动了人类的想象天赋，以试图还原历史真实；何况，一些历史文本还会囿于官方禁忌、个人好恶等主观因素，避讳或夸大，这些无疑也是“虚构”因素。既然“虚构”不可避免，是否意味着“历史真实”只是虚无呢？《军师联盟》第一集其实就给出了答案：“我辈治学，就是要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上合圣贤之精神，下利国民之策略，决不是断章摘句，相互争斗。这篇文章（指《咸有一德》）上可规劝君王，下可教导庶民，就应当流传于后世。研究注疏，怎么能说是无用之功呢？学识之对错不仅仅在乎于文字，更关乎于态度。”当然，司马懿（吴秀波饰）的这段台词所谈论的是学问，但或许也融入了导演和编剧有关历史剧的见解。早在郭沫若，便提出过“失史求似”，即强调不拘泥于史实，对历史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从而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这种“历史精神”大抵正是台词里所说的“态度”。而历史剧本身也正是“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既然是“重塑”，就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还原”。或许，学习历史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在追问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重新认知自我，从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乃至完善我们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这便是“重塑”。换言之，“重塑”实际上是我们与历史的“对话”过程：我们在断简残章中和古人进行精神交流，并在此交流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

月旦评上，司马懿与杨修的精彩论辩

《军师联盟》无疑是一次“重塑”历史的尝试。不过，相较于以往的“历史剧”，该剧的确另有风格，故而不少观众认为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通过观看全剧和该剧的纪录片后，笔者窃以为该剧的某些“漏洞”未必是因马虎而留下的“疏漏”，反而可能是创作团队有意为之的“革新”。就从该剧总体上看，它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模式。最为典型的“宏大叙事”便是《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贞观之治》等聚焦于某一帝王的历史剧，上述这些电视剧当然不失为佳作（其中《康熙王朝》可能硬伤较多），但几乎无一例外以某位帝王为主要视角，其关注的也多为重大历史事件（如《雍正王朝》中的九龙夺嫡、摊丁入亩等，《康熙王朝》中的平三藩、收复台湾、三征噶尔丹等，《汉武大帝》中的七王之乱、凿通西域、汉匈战争等，《贞观之治》中的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等），总之，总逃不掉一个“大”字。此外，《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等历史剧又属另一类。这类历史剧不再聚焦于帝王，而从较为微观的事件出发，且这些事件往往还具有鲜明的虚构性，如前者的“改稻为桑”和后者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均为编剧刘和平所杜撰，但又都还原了历史精神，可谓是“以小见大”尽管以“小”入手，落脚点仍是“大”，这个“大”即包括历史社会风貌，又包括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如《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帝朱厚熜的“制衡之术”及海瑞的“君臣共治”，再如《北平无战事》里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文化传统（如两剧中的士大夫文化及《北平无战事》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乃至两剧都有所表现的“贪腐文化”）及其嬗变。总之，以往的历史剧，无论是聚焦于重大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还是以微观事件切入，其所表现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与“大”有关，这或也符合多数观众关于历史剧的“期待视野”。《军师联盟》却打破了这一“期待视野”，它着重关注的是“小”。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议论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如果说以往历史剧更多关注的是“飞扬”，该剧则花费了不少笔墨去表现“安稳”。首先是三国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都将历史记载与人物日常生活结合了起来，如华佗的麻沸散及古代外科手术与张春华的难产，华佗的五禽戏与司马懿的每日晨练，再如曹操的节俭与清汤蔬菜汤饼以及曹丕对葡萄和弹棋的痴迷。上述戏剧细节均依据于历史文献记载，但基本又都是远离“宏大”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处理，基本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赞许。此外，该剧的又一“安稳”化尝试却遭来了一片骂声，这便是该剧后半段（自曹操去世后开始）大量的家庭生活描写以及渲染这一描写的喜剧色彩。而有趣的是，无论东西方，大抵喜剧总不及悲剧高贵：悲剧常以英雄为主角，鲁迅语“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格调崇高；喜剧则常以普通人为主角，鲁迅语“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气氛滑稽。平心而论，观剧时，我也觉得后半段总体上不如前半段，并认为这些元素和影视剧的商业性密不可分。但结合该剧纪录片中导演和演员的解说，我同时又建议不妨将这些处理视为该剧创作团队的一个尝试，即试图在与“宏大”息息相关的历史题材中表现日常生活，从而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诚如导演张永新在该剧纪录片《何以论英雄》中所言：“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不想去做伟大，我们要做的是实在，要每一个人都是脚踏实地的、双脚踩在泥土里的人。”故而，我们在剧中看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被一笔带过，以司马懿夫妻拌嘴为代表的各类鸡毛蒜皮，却被施以浓墨重彩；在人物塑造上，也十分重视细节描写，如曹丕没完没了地吃葡萄，再如曹操把落在桌案上的面片捡起来吃，又如杨修美滋滋地烤肉（都是吃货）。全剧，也以司马懿个人视角为聚焦，尽管在上部里多少有些“美化”之嫌（在上部四十二集中，司马懿的人物塑造没有曹操、曹丕父子的人物塑造成功），但大概还是表现了司马懿作为普通人的欲望、理想、情感以及喜怒哀乐惧等情绪。只是，目前来看，电视剧对司马懿野心骚动不安的表现或许略有不足；不过，司马懿是一个成长性人物（任何人都是），性格亦极为复杂，大概并非是天生的野心家，其性格是在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慢慢积累而成的，相信在下部中，吴秀波会有更为精彩的表演。

“肥皂剧”既视感的司马府故事线

诗人与政治家

于和伟饰演的曹操无疑是众多版本的曹操中较为丰满的一个。鲍国安扮演的曹孟德自然珠玉在前，尽管有《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镣铐”，鲍氏却依旧将曹操的亦奸亦雄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我幼时观看剧版《三国演义》时，竟然对曹操又爱又恨。于版的曹操亦不逊色，尤其横槊赋诗的情节最为观众津津乐道，这里的确鲜活地展现了孟德“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夕阳浊酒，瘦马西风，壮心不已，英雄迟暮。“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孟德之诗，妙就妙在对人生苦短的深刻揭示上。曹操是卓越的政治家（“揽申、商之法术”）、军事家（“该韩、白之奇策”），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政治家和诗人往往具有迥然不同的性格，能将二者集于一身，正是曹操的超凡之处。政治家所需要的是刀剑般的冷静，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避免最糟”，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求得生存；而诗人所需要的却是烈火般的热情以及春水般的柔情，是深情，他们所渴求的又往往是“求得最好”，在理想世界中寻觅世外桃源。总之，政治家难免是冷漠的现实主义者，诗人则常常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当然，政治家和诗人都有万般不同类型，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因此，曹操时而残暴如恶魔，时而又慈悲如菩萨，时而如强盗般可憎，时而又如婴孩般可爱。剧中的曹操，对政敌心狠手辣，毫不留情，逼迫董承咬舌自尽、缢死董贵人，并将王子服和吉平枭首示众。不过，在政治斗争中，这种“心狠手辣”却必不可少，甚至可被视为一种当机立断的果决，是一个政治家必备的基本素质，因为“在权力的游戏之中，你不当赢家，就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中间地带。”（[美]乔治·R.R.马丁：《冰与火之歌·卷一：权力的游戏》（全三册），屈畅、谭光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吕思勉先生亦在《替魏武辩诬》一文中议论道：“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是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吕思勉：《三国史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3页。）《三国演义》里，董承一方被赋予了“政治正确”，代表匡扶汉室的“正义”一方。实际上，董承一方也未必没有政治野心，须知，刘协先后为董卓、郭汜李傕挟持，后又成为曹操的傀儡，倘若董承“诛曹”成功，也未必不是下一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于和伟版的曹操，除去“横槊赋诗”的经典桥段外，有两个片段令笔者印象深刻。其一，是官渡之战后，在焚烧部下通袁书信前对两位儿子曹丕、曹植的考察。前者建议“查而后烧”，从而将通袁者一一找出并剪除；后者则怀揣宽仁之心，认为应该付之一炬。此事载于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本只有寥寥数语：“公（曹操）收绍（袁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剧中，编剧则发挥想象，加入了曹操试探二子态度的情节。这里，二子的不同态度或共存于曹操心中：以曹公之聪明，未必不知有哪些人可能暗通袁绍，他心中也许早有警惕与提防；但在另一方面，孟德又有宽厚大度的一面，能站在部下的立场思考，从而理解、包容他们：“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此外，曹操也有其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一面（田余庆便持该观点，见其《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载其《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曹丕“矫情自饰”、工于心计，曹植却“性简易、不治威仪”，率真随性。（参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曹操对曹丕的苛刻、对曹植的偏爱，大概也投射着曹操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他或许厌恶权术，崇尚真情。除此之外，曹操对曹冲的宠爱，或也与该幼子的宅心仁厚有关，曹冲曾为救一库吏（仓库中马鞍“为鼠所啮”）“以刀穿单衣，如鼠啮者”（《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7页。）可惜，曹冲早夭，曹植也似缺乏君王气度。一次擅闯司马门，一次被征解救曹仁时“醉不能受命”（参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致使曹子建最终与魏太子之位无缘。曹植之性情放纵不羁，于审美上看固然潇洒脱俗，但于现实中看却荒唐至极，魏晋名士之风度多类此（如《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即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20页）虽为一篇政令，却也是一篇抒情性自传，字里行间，真率诚挚之情如泉而出、如溪而下。他坦率承认，他不会因贪恋虚名而放下权力：“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页）作为诗人，孟德不乏率真之性情；作为政治家，曹操又不得不紧握权力，乃至一再集权，以适应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军师联盟》第一集，华佗劝说曹操归隐山林，曹愤而将华下狱，便正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与多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实际上，曹操年轻时，也一度欲隐居山野，以待政治清明，可惜不遂人愿：“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一旦开始“权力的游戏”，便至死难有片刻安宁，乱世之中容不下一声空山鸟语。奉天子于许都后，曹操一再集权：先任大将军、封武平侯（建安元年九月），不久又将大将军一职礼让给袁绍，改任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元年冬十月），后又升任丞相（建安十三年夏六月），以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最后乃至相继受封“魏公”（建安十八年五月）、“魏王”（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甚至“设天子旌旗”（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戴十二旒王冕（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架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页。）以上集权行为，一方面显示着曹操日益膨胀的野心，另一方面又是迫于形势的应对策略：“汉末魏初，三国之间的战争频繁，客观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权独揽……”（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曹操、曹丕父子

言归正传，除曹操借军中通袁书信考察二子外，剧中又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曹操戏，是曹操、荀彧诀别一场。荀彧对曹操的情感复杂，既失望于曹操与匡扶汉室的理想渐行渐远，又始终感念其明公的知遇之恩，并真诚敬佩曹公的经天纬地之才。曹操对荀彧的态度极为复杂，不能简单以真情假意论之。一方面，作为普通人，作为荀彧的朋友和同僚（二人皆为汉臣，一为司空、丞相，一为尚书令，荀彧为汉廷官员，并不在司空府、丞相府任职），曹操对荀彧自然有掏心掏肺、坦诚率性的一面，剧中曹操与荀彧的一番话，也当是肺腑之言；不过，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作为荀彧的主公（曹操与荀彧虽同为汉臣，但事实上荀彧也追随曹操多年，视之为明公，曹操也将荀彧誉为“吾之子房”；这里很有意思，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一心复兴韩国，任为韩相，与刘邦也本是联盟抗秦的关系），曹操却不得不剪除异己，以维护政权稳定与政令统一。因此，曹操既希望能与荀彧继续同行，又担心他对汉室的忠心会威胁自身的统治，矛盾之中，最终以空食盒试探之。空，或许多义——既可以是已无汉禄，请君自裁；也可以是虽无汉禄，可食魏禄，这全看荀彧自己的选择。因此，荀彧之死，虽无疑有曹操暗示与胁迫的诱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荀彧的自我选择。荀彧之死，大概也使曹操羞愧万分，记得易中天说过，曹操不敢篡汉，或许也是因为他无法忘怀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剧中，荀彧死后，曹操命人细查荀彧的书简，这又是他政治家的一面了，但此事并不能代表他真诚的一面就是伪装，只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面，这些不同层面之间可能还看似矛盾，但又都是事实。人是什么？一撇一捺，一笔是兽性，一笔是神性，这才立起一个“人”。一言以蔽之，不是人有好有坏，而是每个人的人心都有好有坏，而且这好坏的界限往往含糊暧昧，或只在一念之间。

荀令君

“这江山谁也带不走。”二十三集，魏王曹操薨。曹操死前，又会想到些什么？是黄泉下向自己追问“母亲（指丁夫人，长子曹昂之养母）在哪”的曹昂，还是为救自己而身亡的猛将典韦以及英年早逝的天才军师郭嘉，或是因为继承权而渐行渐远的三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也许，他忽然想起多年以前，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时他只是付之一笑，也许觉得正合心意，也许暗想狗屁不通；能臣或奸雄，本也只在一念之间；能臣或奸雄，又岂能全凭自己选择？

在父亲曹操文治武功的耀眼光芒之下，加之曹植的“八斗之才”，魏文帝曹丕似乎稍显黯淡，其实曹丕并非庸才。尚为魏太子之时，便能当机立断地平定魏讽之乱，足见不乏果敢之胆识。称帝后，曹丕在经济上推行屯田制；政治上限制宗亲、禁止后宫外戚干政，推行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尽管此制度为门阀垄断政权之肇始，但在当时看的确有效地巩固了魏国政权），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在军事上以伐吴名义和安抚方式解决青徐豪霸割据问题，还重新凿通西域、设西域长史府 ，尽管最终未一统三国，这些都显示了曹丕作为一位君主的政治、军事才能。事实上，曹子桓文学上的才华，也并不逊色于其父其弟。南朝梁，刘勰便在《文心雕龙·才略第四十七》中探讨道：“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0页。）刘勰充分肯定了曹丕的文才：“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同时，刘氏又指出了这二曹的差异：曹植才思敏捷，诗歌绮丽、奏表俊逸（“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相比之下，曹丕则更为理性，致使其思考往往缜密完备，也因此使其笔力稍显迟缓（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加之，南朝的谢灵运、钟嵘等奉曹植为诗歌天才，故使俗论多扬曹植而贬曹丕。这其中大体也反映了当时的审美倾向，如崇尚藻饰、讲求对仗等。此外，“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曹丕因为身居九五之尊，其文学才华反被忽略；而曹植则因身世坎坷而博得众人同情，从而使其诗歌“益价”，同时，“诗可以怨”，政治上的失意又确实为其后期诗歌创作增加了厚重感，这便是名副其实的“以势窘益价”了。

及至明末清初，王船山（王夫之）在其《姜斋诗话》中甚至完全颠覆了传统对二曹的认识：“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 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清]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在王夫之那里，曹植反成了堆砌辞藻的“凡才”，而曹丕则成为清新脱俗的“仙才”。就曹植的诗歌创作而言，的确多用对偶，辞藻华美，大概符合南朝的主流审美，故被谢灵运尊为“八斗之才”；曹丕之诗婉丽幽深，更开创七言诗之先河，其散文则清新流畅，饱含深情，不落窠臼。载于《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略》的两篇《与吴质书》，便是散文中的佳作。尤其第二篇，深情流露，字字恳切，足见“矫情自饰”的曹丕亦有真诚坦率的一面：“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4页。）东汉末年以来，江山飘摇，世事动荡，士人常有人间无常之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亦感慨道：“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4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寿几何？’元吕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其实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之文才，各有优势，“文人相轻”之弊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已一针见血地指明：“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魏]曹丕：《典论·论文》，载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曹丕此论，颇见政治家的博大胸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魏]曹丕：《典论·论文》，载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军师联盟》不止一次出现了曹丕的这句名言。）但魏文帝曹丕终未完成其父未尽的统一功业，其后，司马氏的大晋江山也仅在不足四十年后（公元280年灭吴统一至公元316年洛阳陷落），便只余下江南；但前者的《典论·论文》却流传至今，大概文字一直是人类对抗遗忘的一种有效方式。

作为诗人，曹丕亦是个有趣之人，剧中着重表现了他喜吃葡萄的“吃货”侧面以及爱好狩猎、弹棋的“城会玩”侧面。实际上，曹丕擅长弹棋，见于《世说新语·巧艺》：“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余嘉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原著，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37页。）曹丕可能还爱美，陈寿《三国志·魏书·方计传》载：“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咬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杀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82页。）该故事在《军师联盟》中也有所移植，只是加入了郭照（即历史上的文德郭皇后），此外，马儿的命运在剧中也好得多，不但没有被杀，还充当了一回“月老”。曹丕还颇有幽默感，其中亦饱含深情：“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见余嘉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原著，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48页。）

曹丕弹棋

政治家的无奈

《军师联盟》中由李晨扮演的曹丕，最出彩之处，是表现出了曹子桓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无奈。李晨在此剧中的表演可谓渐入佳境，一开始当看到曹丕屡遭父亲曹操的冷落和政敌杨修、丁仪的挑衅或暗算时，笔者几乎忍不住要喊：“子桓，快撕杨修和丁仪的名牌啊！”直到李氏曹丕像个渴望被肯定的孩子在父亲面前哭泣时，我终于感受到了子桓的真实血肉。其后，没有“汉臣”概念的曹丕身披铁甲、腿跨骏马、剑履上殿，接受刘协的禅让。他一方面趾高气昂、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又给了刘协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山阳封公、保留天子礼仪，多少给乱世留下了一丝温情。汉献帝（山阳公）刘协和之后的魏陈留王曹奂，也均是禅位的末代君主里少有的善终者。

曹丕得到了帝位，但在曹丕称帝的背后，却盘踞着两大集团。首先是以曹仁、曹洪、夏侯惇以及第二代曹真、曹休、夏侯楙、夏侯尚等为代表的曹氏宗亲和夏侯氏姻亲集团，他们与曹操一同起兵，追随多年，大体是“寒族”地主，至少算不上儒家观念中的世家大族；与之相对的则是以陈群（颍川陈氏）、司马懿（河内司马氏）以及颍川荀氏、清河崔氏等为代表的士族地主集团。这两大集团间的斗争一直贯穿着曹魏王朝的始终，“高平陵事变”则宣告着士族（司马氏）地主的胜利和庶族地主（曹氏）的失败。陈寅恪先生认为：“河内司马氏是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替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陈寅恪：《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载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实际上，早在曹操时代，就已面临世家大族与曹氏集团的矛盾问题：“但是一个一个胜仗打完了，一批一批对手消灭了，曹操发现长江和秦岭锁住了自己前进的脚步，而世家大族又悄悄来到了自己的身边。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终归是已无法超越的。”（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0页。）实际上，孔融、崔琰、荀彧等皆是士族的代表，尽管他们都不乏高贵品质，但在现实中他们也代表着士族地主的集团利益。

魏文帝曹丕

剧中，曹丕的一段台词吐露了一位君主的无可奈何：“你以为朕想实行新政吗？我要是不给士族一些恩惠，怎么收服他们，靠你手里的兵？你今日杀他一人，明日，他们就会用千千万万支笔来写你，骂你是叛臣，骂你是汉贼，骂你百年千年。司马懿的新政刚刚传播出去，士族就联名请行新政。如果朕不推行新政，今日大典之上，这些汉臣便会举着檄文来骂朕。”尽管君王自称“孤”“寡人”，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他看似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似可以乾纲独断，实则无时不刻生活在各类利益集团所编织的网络之中。当一位皇帝将大臣当作维护皇权的棋子时，他也正充当着大臣们参与政治的棋子；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实行统治的，并非某位君主、某个统治集团，而是权力本身，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权力的运行规则，谁也无法超脱于这个规则之外。该剧中，提前出生二十年的钟会在太学里慷慨论说道：“我看，这新政的志向，不仅是在限制权贵，甚至是在限制魏王、限制天子。”这些政治集团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最终只有生存与灭亡的区别。而所谓的“胜利者”，往往并非是掌控命运的主人，而常常是时势的奴隶，正如剧中曹丕所言：“身为天子，朕的心意，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势。”回到主人公司马懿，最后究竟是司马懿的一生验证了“三马同槽”的预言，还是“三马同槽”的预言一步步迫使司马懿成为历史上的“司马懿”，恐怕难以辨析。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后成就司马懿的也不仅仅是他自己，更是他背后的士族集团，更是当时的历史形势，至于最后的结局是否如他所愿，也由不得他选择了。“人这一辈子，不但活个生死，还得活个对错。”我相信，作为成年人的编剧和导演都知道，人生不会有绝对的对错，倒是有绝对的生死。不过，如果只认生死，就意味着我们仅把自己交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人生难免太过冷漠、无趣；“人的对错”则正是人类的主动选择，即在本无意义的世事中主动赋予意义。人的力量虽是微弱的，但并非毫无作用，而那些微弱的人性光芒，积攒起来，也足以温暖我们。

“人这一辈子，不但活个生死，还得活个对错。”最后的结局是否如司马懿所愿，也由不得他选择了。

个人原创《虎啸龙吟》剧评：《细节中的精彩与争议：<虎啸龙吟>细节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