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我的母亲总是先于我醒来,她会先准备好我的午餐,然后出门。
每天傍晚,我的母亲会在外面吃过晚餐之后才回家,静静地梳洗完毕后就又回到属于她的房间,打开收音机关上房门,在晚上九点睡去。
我们生活在相同的空间里,但几十年来,我们就像是同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唯一的交集是她为我准备的吃食,我们之间没有嘘寒问暖、没有母女间的心里话、没有“我爱你”。
当我注视着她,我知道在那震耳欲聋的沉默之下,藏着让她难以面对、无法言说的秘密。我知道在紧闭的双唇背后,是令她窒息且摆脱不去的耻辱。
这天,我终于鼓起勇气与她开启对话,但我真的准备去好面对她将给出的答案了吗?
我们又是否都能够好好面对那些已经被埋藏许久的过去?
《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我是从这些社会抗争里面长出来的小孩。」
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个周五晚上,媒体在第31届泰迪熊颁奖前两小时收到了获奖名单,「最佳纪录片」一栏赫然写着「全景」(Panorama)单元参展的台湾影片《日常对话》。按照惯例,主办方会提前通知获奖者,没有保密需要,我就给影片的发行人发信息祝贺。不料对方全不知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带着导演和剪辑师风尘仆仆地赶来。黄惠侦导演一下红毯就说,如果没有我的消息,他们可能礼貌性地出席一下,就会早早回去了,因为「颁奖从来就没有我什么事啊!」也难怪她会这么想,这部长片处女作属于我们常说的「私电影」范畴,围绕导演自己的母亲展开,不像通常意义上容易拿奖的影片。影片去年在台湾提名金马奖,却惜败给关注台湾文学史的《日曜日式散步者》。
黄惠侦的母亲出身台湾新北市的一个底层家庭,以举行「牵亡阵」仪式为业。这种源于巫蛊习俗的丧葬仪式曾经在台湾地区非常流行,其内容不但有法事,还有歌舞和特技,这些在片中都有表现。但与东亚文明一脉相承,从事丧葬业的人长期受到歧视,是一种底层职业。她母亲的另一个边缘身份是同性恋者,但七十年代在家人包办下结了婚,丈夫是领日薪的油漆工,嗜赌,把夫妻俩赚来的钱挥霍一空,还对妻子家暴。在黄惠侦十岁左右的时候,妈妈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丈夫,起初担惊受怕到处躲藏,后来才渐渐安顿下来。影片后半段,在母女之间的一场对话中,我们得知黄惠侦小时候还受到父亲的性侵。不过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黄惠侦的许多经历,对剧情片编导来说,简直就是一部悲剧的完美开端。但因为个人努力和一些她称为「运气很好」的巧合,她不但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成年人,还拍出名震顶级国际电影节的作品。《日常对话》以「私电影」的形式切中了数个社会议题:性少数群体与家庭伦理、女性地位、家暴,甚至社会阶层问题,但她坚持说自己的片中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虽然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但她们之间交流很少,从母亲的性向到小时候被父亲性侵的事情,大家曾经都是沉默不语。在某一时刻,黄惠侦意识到,如果要让双方都一生无憾,就不能再沉默下去,需要好好谈谈。影片就是从她俩的谈话开始,层层剥茧,把社会与家庭的悲喜呈现出来,讲明白,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
「对话」、交流是整部影片的题眼,而称其「日常」则有复杂的多重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导演在与母亲补上多年来本该有的「闲聊」,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反讽的文字游戏。但实际上,宏大的命题也好,深沉的个人痛苦也好,持平常心的坦诚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正是《日常对话》的魅力所在。而影片能有这样的效果,首先是导演自己已经放下了过去的遭遇。采访中聊到她幼年被亲父性侵时,我一时不知怎么开口,黄惠侦说:「有什么就直接问。好像大家说到这个都会支支吾吾,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柏林映后交流的时候,观众也都会对这个话题字斟句酌,不知是为了避免对我造成二次伤害,还是避免让大家尴尬。」也许这些有违社会伦理的事情太「见不得人」,所以我们能够用来谈论它的语言都已经带上了各种情感色彩,无法中性而淡定地谈论它。
影片巨大的社会意义是黄惠侦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今年年内,台湾有望成为亚洲第一个认可同性婚姻的地区,而《日常对话》预定公映的四月,正好是法案在「立法院」二读的时候,算是凑上了热门话题。影片无疑会让人们对LGBTQ群体更多一份同情,因为黄惠侦妈妈的悲剧,其实都始于一个不该跟男人结婚的女子,迫于社会压力做了大家认为「应该做的事」。或许多一些宽容和自由,很多错误都不会发生。黄惠侦在镜头前问母亲有没有后悔生出自己和妹妹,妈妈没什么可后悔的,但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她绝对不会要孩子。
影片另一条有力的线索是「底层叙事」。在很多人印象中,台湾是一个教育发达、人口素质极高的地方,但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底层,导演的妈妈就属于这个阶层。黄惠侦小时候接受正规教育很少,和妹妹一起跟着妈妈做「牵亡阵」的营生,基础教育自学成才,后来托台湾成人教育的福,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的作品一直以底层为基本关怀,特别关注移民和外来劳工问题(台湾称为「移工」)。2006年的纪录短片《八东病房》选取台北仁爱医院八东病楼中的移民护工,因为那里的病人都需要长期护理,而跟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一样,这样的工作就落在了移民劳工的身上。2009年的《乌将要回家》跟随菲律宾人乌将,讲述了在台东南亚移工的艰辛。当我们看着特朗普的「筑墙」闹剧和美国人跟墨籍劳工的恩怨时,也许没有想到,类似的问题离我们如此之近。其实在资本全球化的结构之下,这些都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顽疾。
《日常对话》之后,她又将注意力转到了原住民权益问题上,将以「三莺部落」为拍摄对象,继续纪录片创作。三莺部落是一个居住于新北市境内的都市边缘原住民群体,长期面临政府的拆迁威胁和不公对待。黄惠侦曾参加声援他们的活动,一起抗争,现在则要转型为旁观者来拍纪录片,但因为与拍摄对象已经熟识,双方没有隔阂。她说:「我是从这些社会抗争里面长出来的小孩。」
柏林的泰迪评委们似乎比金马奖评委看得更加仔细,看出了这部纪录片从私人生活的细部着手,却连接着宏大的社会命题。也许「私电影」进行社会批评并不是头一回,但《日常对话》涉及话题之多、之广,还是令人惊叹。在这样的基础上没有放弃刻画人物关系和个人情感的优势,可以说是对「私电影」这个类别的一种艺术革新。
这部影片另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作,片尾的版权所有者不是哪家片厂或独立制片公司,而是导演本人的名字。即便如此,制作团队还是聚集到了一批能人甚至名人。制片人李嘉雯(Diana Chiawen Lee)是一位美籍华人,参与制作的《好莱坞华人》(Hollywood Chinese,2007)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并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配乐林强是侯孝贤、贾樟柯御用的著名音乐人,最近又与两岸新锐导演赵德胤、毕赣合作。剪辑师林婉玉是台湾小有名气的独立电影人,作品《台北抽搐》(2015)在台北影展上得到评委会特别奖,她这次以《日常对话》获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对于纪录片来说很是罕见。整个剧组名单上最响亮的名字还属监制侯孝贤,侯导在2008年支持三莺部落的抗议活动上认识黄惠侦后,就慷慨地把自己的名声「借给」她,但她筹资依然采取非常「独立」的方法,主要在电影节上做基金提案。之前有台湾媒体报道称,侯导得知此事对黄惠侦团队说:「你们怎么这么客气,没有拿我的名字去要钱?」
陈凭轩:作为有突破意义的「私电影」,《日常对话》总共拍了多久?片中有一些看上去像你和妹妹小时候跟着妈妈做「牵亡阵」的影像,又是怎么得到的?
黄惠侦:最早是1998年就开始自己一个人拍,断断续续一直到2014年才在台湾找到第一笔资金,正式成为电影项目。最开始真的就是一部「私电影」。至于童年的镜头,那不是我和妹妹,而是我妹妹的女儿,她们跟着自己的妈妈做「牵亡阵」。我小时候的影像资料肯定是没有的,纪录片也可以选择找人来演的方式重现没有捕捉到的历史,但在我的片子里,用外甥女的影像来代替我和妹妹的童年,对我来说更贴近真实。小时候是我和我妹妹跟着妈妈一起工作,长大以后就是我妹妹带着她的两个小孩跟我们的妈妈一起工作,这两年妈妈年纪大了不做「牵亡阵」了,就剩下妹妹和两个外甥女,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对我来说,看着她们就像是看到自己小时候一样。在这种无法绝对实拍的情况下,我们在影像的意义上保持真实。
陈凭轩:片中你说自己没有上过学,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台湾肯定也有义务教育把?你又是怎么从辍学儿童成长为电影艺术家的?是自学成才吗?
黄惠侦:台湾从1968年起就有「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了,但是政府并没有做什么实事来帮助有困难的人,而对于底层的人来说,生存还是比教育重要。我上过三年小学,之后就跟着妈妈到处做「牵亡阵」了,她很多朋友的小孩到国中(相当于大陆初中)毕业完成义务教育后也都不再上学了。这样的情况,不要说你惊讶,很多台湾中产以上的朋友听说后也很吃惊。
那三年小学让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查字典。因为「牵亡阵」的工作不是每天都有事,一周总会有几天空闲,我辍学以后就用这些时间自己查字典看书。看的东西很杂,大都是其他小朋友不要的学校用书,也有课外书,后来还有漫画、小说,也会看电影。九十年代台湾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电视「第四台」开始出现(即台湾有线电视合法化后,台视、中视、华视「老三台」之外的电视台——访者注),我在上面看了很多东西,包括电影。不过「自学」这个词我不知道用在自己身上是不是恰当,知识分子才会说「自学」,我当时就是有什么看什么,像海绵吸水一样。
正式开始接触电影也是一个巧合。1998年我二十岁的时候,成为了纪录片的被拍摄者,当时杨力州导演(台湾著名纪录片作者——访者注)来拍我们做「牵亡阵」这种特殊工作的年轻人。这个行当在我小时候还算兴旺,现在就非常少了。被拍了以后才知道世界上有种电影叫作纪录片,而这种电影只需要一台很小的家用摄影机就可以拍。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家庭录像很盛行,DV的价格也不算很贵,就意识到自己大概也可以拍纪录片,拍完还能在电视上放映播出——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拥有了诠释自己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机会。我很快买了摄影机,再到处去学影像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术。
后来因为想要学做纪录片,很巧地到了社区大学学习。九十年代是台湾社区大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最初有一群人想要做成人教育,后来就发展成了面向成年人的社区大学,可以去学很多才艺,比如插花、日语、跳舞等。这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想去正规大学读书根本不可能。那时候二十岁已经成年,家附近正好有一所社区大学,我就去那里学习。每家社区大学的学制不太一样,我上的那所办学人是夏林清、郑村棋夫妇(分别为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和左翼「人民民主阵线」创办人——访者注),他们是台湾的社会运动家,带着一群辅大的学生,目标非常清楚是要做「知识解放」。
我们住的地方是新北市一个家庭小加工厂的聚集地带,有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小工厂老板,年龄在四十到六十之间,经济状况还不错,就想要来上课。「知识解放」的成人教育透过这些看起来像是才艺补习班的课程吸引他们来,但目的是要教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什么叫作社会结构,个体是在怎样一个社会经济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我去社区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纪录片的制作,但后来学到更多的东西是「知识解放」的内容。所以我说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和知识储备,光是学会怎样用摄影机、怎么剪辑,我不觉得能做出好的纪录片。纪录片与社会学、人类学有很深的渊源,需要对更大的命题和根本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理解,这不是技术教育能够做到的。
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女孩,在二十岁那年成为杨力州导演的拍摄对象,家附近又正好有这种关注「知识解放」的社区大学,对我来说是极其幸运的事情。跟很多国家一样,台湾的阶层流动非常困难,而且越来越两极化,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就会跟妹妹一样,继续以做「牵亡阵」为生。实际上,小时候跟我一起做这一行的小朋友,现在长大了基本上还都在做这个,很少有转行的。
陈凭轩:片中谈到社会阶层的时候总是跟母亲的性取向结合在一起。在西方,性少数者往往所处社会阶层越高,遇到的困难越少,但从片中看来,这在台湾甚至东亚社会似乎并不适用?她的兄弟姐妹对此避而不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黄惠侦:生活在底层的人更懂得活下去是不容易的,他们无法像其他所谓「正常人」那样在较好的环境里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去生活,而是必须要用一些源于生活的「奇怪」知识或者通过各式各样的「旁门左道」来生存,所以他们反而更能接受所谓不主流的生活方式。我从小接触的很多女性都是「姨太太」,搞不好还是第三、第四个,所以我妈是女同性恋这件事,在那样底层的世界里,并不是唯一「奇怪」或者「不正常」的。因为生活的不易,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中产的环境里,家人可能会更在意,因为人生活舒适了以后就会很要面子,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才会通过面子观作用于其家庭成员。
妈妈娘家人对她私生活的避而不谈,我觉得主要是他们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谈论这件事,这跟他们接触到的社会文化资源是有关系的。这些人本来就不善言辞,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很「直接」,表达关心都像是在骂你一样,我妈现在跟我女儿讲话有时候都会让她觉得很受伤。他们更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细致地谈论这些在全社会都很敏感的话题。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很多维度。比如,他们的避而不谈也是对她的一种保护,是以默许的姿态给她以自由。另外,这个阶层的人很多也没有「谈话」的习惯,片子里你也看到我妈妈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那种坐立不安,里面有大量沉默的片段,我需要十分耐心,因为这不是她所习惯的交流方式。
陈凭轩:影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但并没有获奖。可以说评委对其中的社会议题和类型创新不感兴趣吗?
黄惠侦:评奖这种事情一直是很难说的,因为评审会有很多方面的考量,比如一部作品对纪录片艺术和制作有什么原创性历史贡献,或者影片的社会话题性等。《日曜日式散步者》是一个形式很特别的片子,可能在艺术贡献上会比较受重视。而对我们这样的低成本、小制作影片来说,能够入围就是一种肯定了。
就像你说的,我们的片子内容上可能也是有社会意义的,比如对台湾的LGBTQ社群来说,《日常对话》可能也是一种「第一次」。就艺术史来讲,它对「私电影」这样的形式也是一种发展,我们在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未必你的特点就是评审的考量,他们必须要在价值上有一个取舍。所以奖项真的不是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
陈凭轩:您提到小制作,那么像这样一部「私电影」是怎么找到资金的呢?金马和柏林之后,你们准备上院线公映吗?
李嘉雯:《日常对话》是真正的独立制作,没有公司,版权归导演本人。片子拍完以后我们才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就叫日常对话影像制作有限公司(Small Talk Productions)。项目制作阶段在台湾拿到一些资金,也有2014年韩国釜山电影节的亚洲纪录片合作基金(AND Fund)。日本放送协会(NHK)也投了钱,他们算是联合投资方,但是没有长片的版权,短片版权也仅限日本市场,并且有时限。
黄惠侦:这部片子目前在台湾只有金马影展放过,本来我们是不想公映的,因为台湾整个电影环境的原因,上院线费用昂贵,不仅影院要拆帐,发行商也要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独立制作来说,找到的钱都花在影片制作上了。一般上院线的电影都是要有些名气的,我们原来觉得这个片子是不会赚钱的,就希望找其他方式传播。后来金马奖提名以后就有发行商主动来找我们,其中有几家甚至说没钱也不要紧,可以免费发,盈利后再拆帐就行。但我们选择发行商的时候还是很谨慎,虽然有几家比较大的公司来找我们,最后选择镜象电影(Mirror Stage Films)也是因为觉得他们的发行人是真心爱我们的片子,对LGBTQ社群也很有感情。既然有人免费发行,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当然也愿意。
陈凭轩:去年十一月,涉及同性婚姻的「民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一读通过,三月底「司法院」进行宪法审查,如果没有违宪嫌疑,四月份就会进入「立法院」二读。你们的片子此时上映,是特意抓社会热点吗?
孙宗瀚(发行人):4月14日的公映日期是早就定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预知法案的二读时间。
黄惠侦:这只能说是巧合吧,其实我整个片子的拍摄制作都跟同婚议题很巧地凑在一起。2012年关于「多元家庭」的法案在「立法院」提出,那时候我正好决定要把这个片子拍完,在筹集资金。之后几年我一边拍片子,一边就看到外面对同性婚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反对力量也忽然都冒了出来。我们开拍的时候正好有规模很大的反同游行(应为2013年11月——访者注),我当时去现场看,有点被吓到。我本来以为台湾社会已经足够宽容开放了,涉及婚姻权的法案一提出,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还是持保守观点的,只是以前没有必要发声。从2012年要立法开始,台湾社会上就有一群人开始专门做反对同权的社会运动,有些宗教人士制造出很多骇人听闻的言论,连气候异常都能扯上「同性婚姻天怒人怨」。台湾的教会跟西方一样很有钱,也会投入很多资源在这些事情上面。后来我也慢慢意识到,这个纪录片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所以希望我的片子也能让更多人来关注同性议题吧。
陈凭轩:影片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公映,势必会成为舆论焦点,而您的母亲作为影片主人公,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黄惠侦:我应该不会让妈妈「上一线」,因为她一定会被媒体欺负(笑),大致上是我自己来应付媒体。但是台湾的媒体关注度会不会真的那么高呢?我看未必。首先反对同性婚姻的媒体肯定会力求降低《日常对话》的曝光率,根本就不会来关注——他们只会想要挖掘同性恋社群不光彩的一面,才不会给人家看一个女同性恋养大的小孩还能拍电影还能去柏林影展呢!即便是支持的媒体,可能也就是抱着「抢新闻」的心态来的,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个片子是有社会公益性的,所以只要有媒体来我都不太会拒绝,这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人来发声的。
陈凭轩:这些社会议题您平时会跟母亲聊起吗?她眼看就要成为台湾「同志偶像」(gay icon)那样的符号化人物了呢。
黄惠侦:(大笑)我有试着跟她聊过,但她对这些事情完全没兴趣。我妈是一个完全活在体制外的人,骑机车没有驾照,罚单从来不交,也从来没有投过票。她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关注这些事情是浪费精力,所有的官员都是一样的,选谁对她的生活改变都不大,所以花一天去投票她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妈妈不会朝这个方向去想,我也不会强求,她就每天去打牌、跟女友相处,只要过得快乐也挺好。符号式人物应该还会有其他人,我妈应该不太可能啦(笑)。不过如果因为这部片子,会有更多人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那也是一件好事情。
陈凭轩:片子里你采访了自己的两个外甥女,她们现在都十几岁,似乎对同性话题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这可以代表台湾年轻一代的想法吗?
黄惠侦:肯定可以,台湾的年轻人对同性恋身份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大概有七八成,对他们这代人来说那根本就不是问题。其实如果没有老一辈的话,同性婚姻在台湾根本没有多大阻力。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长大,每个人都有手机,属于高资讯人群。再加上社会环境逐渐开放,性少数人群选择不再躲藏,我外甥女就说在学校里有这样的同学。接受信息丰富加上平日与性向多元的人士相处,自己也会变得更加宽容。她们很小就知道外婆是女同,但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感到羞耻,觉得是很正常的事。
陈凭轩:虽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是禁忌,但一部纯粹的同志片对今天的世界顶级电影节来说,可能还是有些「无聊」。你的片子被柏林选中,似乎是因为它触及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和议题?
黄惠侦:今天我看到一个评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说《日常对话》「不是一个容易的片子」。其实我二十岁动手拍的时候,只是单纯地想要讲一个关于自己家庭的故事。后来接触到「知识解放」那群人以后才开始意识到,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不是真空存在的,它一定是存在于一个国家、社会甚至全球化的结构之下,也就要放到这个脉络里去讲述和理解。小时候我总是想自己怎么那么倒霉,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事情,后来明白不应该这样来看。我们家会发生这些事情,跟社会是有关的:如果不是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期待,我父母也不会结婚;她会去生小孩,也是当时的社会观念把生育当作女人的人生价值。而且妈妈是女同,为什么我就会觉得低人一等?那也是从外面来的声音,是有大人在我面前说这样的事情很恶心或者不对。我妹妹跟我完全不同,因为她比较小,接触社会比较晚,也没有大人跑去跟她说妈妈的是非,所以她从来没有觉得妈妈的性向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小时候总觉得只有自己的家庭才「不正常」,只有自己的妈妈才是个「怪胎」。后来慢慢知道,其实很多家庭都有为社会所不容的地方,如果你把我的同性恋妈妈置换成一个精神障碍者或者外来配偶,特别是东南亚人或是过去的原住民,都是很受歧视的。在社区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需要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遭遇。其实就是站得远一点来看我们这个家,我们也是社会的一个注脚,所以我是有意在社会脉络里讲这样一个家庭故事,再通过它来反应社会意识。
陈凭轩:片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是您与母亲谈到当年父亲对你的性侵,您觉得母亲当年就知道吗?您是怎么原谅母亲的?这段经历对您后来跟自己的先生相处有什么影响吗?
黄惠侦:其实拍摄之前我就觉得,她知不知道并不是重点,我们之间坦诚地谈一次这件事情,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以前作为她的小孩,我还是会责怪她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我,这也是我们两关系一直很僵的一个原因。2012年我成为人母,这个身份的转换让我看事情的时候多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忽然意识到孩子的小伤小痛在母亲眼里都会被无限放大。我可以想象她当年的痛苦和自责。所以可怕的不是她不知道,而是她知道,却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事情的经过就会变得比事实更加可怕,她用这样的想象来折磨自己。我知道她一直责怪自己,却从来也不敢跟我说,明明跟我住在一起,却要通过妹妹来问我过得好不好,这也是她的心结。我跟她谈这件事,就是要告诉她: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理解你,过去的事不是你的错,那时候你也是没有办法,我原谅你。不然我们俩都要一辈子背负这件事造成的精神负担。
我妈当年对这件事的反应,说到底还是跟社会观念和社会阶层密不可分。你也知道华人社会有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发生这样有违人伦的事情,很多女性都是选择藏丑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没有资源,她没有其他方法,否则也不会跟父亲在一起十年才离开。即便确凿地知道性侵的事,她又能做什么呢?
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这件事情虽然一度严重破坏我跟妈妈的关系,但并没有对我的成人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我小孩的爸爸,拍片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他不想入镜,但是帮我带小孩。那时候我女儿才两岁,非常黏我,所以他还算是帮了很大的忙。
陈凭轩:片子拍完以后,您跟母亲的关系有改善吗?
黄惠侦:有,但不是说每天都会拥抱那种,只是你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气息有了变化,在一起生活的氛围变得轻松起来了。因为小时候成长环境的原因,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以前每天给我做很多好吃的,那就是她唯一能够表达爱的方式。但现在我们之间的一些结解开了, 关系也变得顺利了。
说来好笑,真正让妈妈特别开心的是看这个片子。她去看了一次放映之后,回来心情好了整整一个月,那是我从小到大将近四十年从来没见过的。也许作为电影被拍摄对象出现在大银幕上,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惊喜吧。
陈凭轩:这部片子里以母女三代为主线,加上大量的女性受访者,还是有女性主义的一面?
黄惠侦:我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书,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但从内容和人物上而言,可以说它是一部「女性电影」——我本来还想找一个女性团队,有了女制片人、女剪辑师,但摄影师实在很难找到女生,就找了个「有女性特质的男性」(笑)。片子刚出来的时候,关注我们的记者、影评人也都是女性。影片在放映的时候,男性观众很多都有坐立难安的感觉,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并不知道为什么。柏林第二场放映有一位日本男性观众,一看完就跟我说:「很抱歉在你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你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父亲那样的。」重复地讲了好多遍,对我来说这很有趣,为什么他会这么焦虑?也许只是想要舒缓自己心里的压力吧,艺术作品有时候很能支配我们的情绪。
《日常对话》这部片子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回到人。性别肯定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给不同性别的人有既定的角色。但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想回到一个「家人」的意义上去,或者更广义一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样做到真正认识这个人、理解这个人,怎样跟她一起生活下去。
我当妈妈以后懂得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世上没有任何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跟每个人相处都要从头去建立两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跟自己的母亲,还是跟自己的女儿。没有人生下来是属于谁的,女儿爱你不是理所应当的,是需要你去经营的。当然也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做父母是要学的。我妈妈没有机会学,因为她小时候生活真是非常困难,她的父母能把他们兄弟姐妹养活就不错了。连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很匮乏的时候,往往无法谈论细致的情感需求。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东西我小时候没有得到,就特别想给女儿。所以她出现在这个片子里,也是证明我想要悉心经营这份母女关系吧。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3月6日,完整版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授权,严禁以任何方式转载、引用、洗稿。图片由柏林电影节官方提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严禁盗图。】
平凡、普通的问答 :女儿问母亲如果往后我出嫁了你怎么办 ?
感受:很普通的问题、每个家庭都会遇到这种事回答这样的问题。 从回答中看出,母亲的性格会有点儿 直率 任性 随心所欲 没有耐心 ,母女相处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存在。(不知道是因为问题本身还是有摄像机的原因)
【功能:把人拉的很近,共感、共情的东西 时间:02:31】
描述了女儿生了孩子后一家人相处的现状。
感受:在看这一段现状描述的时候完全云里雾里,印象中除了老太太过后只记得小朋友很可爱。大致知道这里面人物之间应该有关系,但是什么关系却完全不知。直到配音的出现才解释了这一切的人物关系、时间关系、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人物关系:关系不好时间:十年「猜的 女儿都生孩子」)
【功能:让你不知所云,然后再突然告诉你。有种满足感。吐槽部分:当时老太太从门那边走出去,我以为是进到那里了。一直晕着 没想到是在出门。还有感觉饭菜真的做的不错,都流口水了。女儿的孩子真的好乖、好可爱。时间:06:45】
描述:母亲日常:自己在家做的不吃 专门蹭外面的,还跟人打牌啥的。很潇洒~
配音:爆梗:直接指出母亲女同身份(但是当时我想着会不会只是女性朋友。没往那边想~)
以女儿视角看待事情:哀怨 困惑 不解 浓浓的纠结疑问在其中 又有着深深的自卑感
描述:母子间的日常;回到家冷淡的打招呼 之后各忙各的。没什么互动
配音:提出疑问:为什么母亲会不喜欢跟自己的孩子相处
【功能:构建了本篇的中心目的问题。为什么母亲不爱她的孩子。及其放大了好奇之心。忍不住吐槽的地方:配音真的在不断的爆梗和戳心。 那个提问真的戳到我了。心中一痛,深感哀伤。配音词写的真好、真合适。时间:10:42】
描述她的家庭情况:从家庭成员、家庭经济情况、家庭里的人物关系、怎么面对贫困的家庭环境、又是如何承担、对现在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当时的儿童时的女儿又造成什么影响、她又有什么渴望。
感受:这个职业有点罕见,对他们生活的拮据感到揪心,对于儿时女儿的想法更加感到心痛 难受。对于如今二女儿从业也感到难受。(仅个人观感不要上升)
【功能:共情篇幅很强 贫困的童年 幼时忙于挣钱养家而无法上学 无所作为的父亲 处境让人很心疼。吐槽:这个讲述的逻辑顺序很有意思。可以借鉴学习。时间:13:06】
描述:妹妹描述了当时他们的生活状况 以及妹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的
感受:女儿俩小时候生活过辛苦(细节) 母女之间关系的疏离感 以及女儿对母亲爱的渴望 。让人会很渴望知道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局面。
【功能:多一个视角 多一种角度和说服力 学习:画面和解说的时空不同但是总有一种关联性在里面,让人产生共情。「人物 、人物的某种行为」 时间:14:30】
描述:女儿对自己母亲的认知 以及 对于她母亲的疑问
为什么结婚? 为什么不爱我们?
感受:完全是女儿视角,在诉说:为什么妈妈不爱我?
有种悲凉感悠然而生。
【功能:到这里相当于冲突的提炼。女儿对于母亲种种行为的不解达到高值。矛盾也完全展现出来 时间:15:13】
第七部分 一触即发
描述:女儿照顾自己孩子的日常状态
配音:现在的这种状态更加促进女儿行动的动力。
感受:期待、隐隐的有些激动感。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女儿已经态度如此坚决的时间,感觉肯定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出来。
【功能:蓄势待发 提高期待值 因为主角她要行动了 时间:17:15】
描述:母亲被追问时不耐烦 不安 紧张的状态
父母的那种保守的情感 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愿多说什么了
配音: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你以前的事情?没什么好讲的
有什么话是想跟我和妹妹讲但没有说得吗 ?有,但是我不想讲虚的。
你觉得有人了解你吗?什么人会了解我
我和妹妹想要了解你。沉默 不安
感受:母亲的外壳在慢慢的打开
子女强烈的爱意使得母子之间的关系缓和
【功能:契机 也是一个开端吧!】
描述:童年那些美好的过往 从小像男孩子 人缘又好 不爱读书
感觉:妈妈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人物性格
问到想不想回老家时,快乐的气氛一下子掉下来了。
让人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
【功能:暂时没想到 作为一个引子,一环套一环】
描述:前往姨母家的过程 车上母亲在深思什么 热闹的亲戚见面送礼
感觉:母亲有一种近乡心怯 感受到她的期待渴望还有她的那种顾虑、担忧 真正亲人见面还是很亲近的感觉
【功能:一种过渡和铺垫 】
描述:画面上是他们这几天去游玩的地方。声音则是讲母亲家人对母亲事件的参与度以及看法。虽说是从母亲的视角讲述
感觉:母亲那辈儿,兄弟之间的关系淡薄。
【功能:看到了其他视角看待母亲的事情 】
描述:去给外婆扫墓发现墓碑上不会刻女儿的名字、回溯外婆生前与母亲的情感羁绊、当初母亲自己的家庭也存在父亲的暴力行为。和姨婆一起吃饭
感受:母亲和外婆的情感羁绊很深 以及 原生家庭中父亲一直扮演着施暴力角色。
【功能:铺垫 原生家庭的不幸】
第十三部分 家庭审判
描述:各位亲戚的口中得知母亲的婚姻、整个家族对母亲这类乡下大龄女性的态度、以及对社会问题女同的态度
感觉:人性的薄凉、社会默认规则下女性的地位、违反规则的话会有什么样对待的下场、母亲在那种背景下的无力凄凉
【功能:真实的矛盾冲击】
描述:问母亲有没有自己跟子女讲过交女朋友的事情?
问妹妹母亲交女朋友对自己生活有影响吗?
包括小侄女对奶奶的性别好奇的事情,有的支持有的对事情不太清楚。
感觉:整体上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温暖 包容 。包括新一代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功能:整个有缓解问题张力的作用 】
️第十五部分 母亲的女朋友们
描述:开场一段自白,点明了。女儿看待这件事的态度。母女两人冲突关系的源头之处。母亲的风流史影像集。那些漂亮阿姨是怎么认识母亲的?又是怎么追到的?母亲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真爱~
感觉:这段看的很幸福甜蜜,站在当事者的角度来看。真的感受到幸福、快乐的感觉。恋人们彼此的珍惜、他们之间的亲昵。
【功能:打节奏使用】
描述:给其中一个女朋友工作并且使她成为家庭一份子、后面留恋赌博挥霍无度、另一个女朋友则是说她失败的家庭问题所以才被母亲追到、得知母亲在外声称两个孩子都是自己领养的之后母女关系又一度跌至冰点。
感受:母亲的义气、花心、谎言,女儿感受到僵硬的母女关系
【功能:母女之间关系的激化矛盾 吐槽:好神奇 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来了。这个值得好好研究研究。母亲的情感史只是作为一个引子罢了。重点还是在于母子关系上面。】
感受:独白=女儿的伤心失落 家暴问题=母亲承受着过去家暴留下的阴影 那种绝望、痛苦、无力无助感
【功能:第二矛盾冲突的出现 画面使用很强,可以说跟对话多半是毫无关系的。但是在最后总能找到连接点。 时间:57:00】
描述:大女儿的不安问题:出逃会不会带我。母亲坚定,肯定的要死也要三个一起。那段出逃经历:身无分文带着两个幼崽出逃、靠朋友接济、穷困潦倒时靠赌博搏一搏、娃娃无书可读、关于丈夫找到自己的信息四处乱窜、不安、穷困、忙碌一直陪伴自己多年。直到多年前他自杀。
感受:强烈的不安、压抑
【功能:问题的直面揭露 让人压抑。 吐槽:画面使用极具氛围感,值得好好学习。每个画面的使用都很考究。】
描述:独白 :希望这段阴暗过往带来的影响,可以在今天消解掉。谈话:争执母女两觉得对方都讨厌自己、女儿先迈出一步对难以启齿的过往提问、展开母女两人对当时的争论、并提出了女儿最关心的问题,母子之间的关系疏远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女儿提出渴望能和母亲的关系变得缓和。
(真的是很有勇气的人呐)
感受:强烈的撕扯感、震惊、对她父亲的唾弃、对她渴望亲情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动容。
【功能:转折点 吐槽:这一段母女之间感情对谈,使用的画面技巧也真是绝绝子。每个画面都有自己的意义.好细腻。值得学习。时间:01:12:52】
描述:回到乡下时平凡且安静和谐的相处、转场:过去的事情都被淘汰了。没有什么好怀念过去的。二女儿出嫁时欢乐开心的时光、头两个孙女出生时和他们相处的愉快。
提问:如果你有选择还会结婚吗?
会生小孩吗? 后悔生下我们吗?(也是对亲情极度渴望三连问)
感觉:轻松 快乐 回忆状态 以及 感受到女儿深深的不安和那个受伤的心灵对亲情的渴望。
【功能:答案 结果的铺垫 吐槽:疑问为什么在深刨之前母女间存留的重大问题,之后,要给出过去的那些快乐时光。还有,回到乡下时那段快乐时光。仅仅是为了最后的提问做的铺垫吗?让大家了解,母亲还是有温柔、跟孩子关系融洽的一面呢?】
描述:母亲出门会买女儿喜欢的菜并且坐下一起吃饭
感觉:母子之间的关系真的缓和下来了
【功能:结果 吐槽:无功能的行为画面留白真的好好。怎么判断这里需要留白给观众思考的。】
描述:三代之间的有爱互动,女儿一直在鼓励孙女和母亲都往前迈出一步。
感觉:爱真的需要勇气,好像终于明白这句歌词的含义了。女儿真的是充满了勇气,勇敢修复爱的伤痕,找到爱。
【功能:结果 哇这个故事讲的真好。太绝了 】
“Documentary is about someone else, fiction is about me.”
“纪录片关于他人,而故事片则关于自我”
这是引自戈达尔对于故事片和纪录片的不同描述,也是多年以来纪录片在大多数人心中所成形的固有印象:它的表现对象可以是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物传记,可以是一场历史事件,也可以只是一碗挂面的制作过程。纪录片之所以留下不夹带私人感情的印象,也正是因为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定义的先入为主。而纪录片难道不可以私人化吗?从他人到自我,这中间所需要逾越的障碍是什么?
纪录片与故事片本并不是遵照真实和虚构归类的那般泾渭分明。纪录片并是简单粗暴地将真实进行拼接,故事片也并不意味着不真实。事实上,两者之间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无论是制作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在面对素材是都需要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只是与故事片制造影像的再现和重塑,纪录片的记录方式不被容许有太多虚构的空间,这就需要制作者以与众不同的视角进入真实,在拍摄、剪辑和拼贴的过程中重新编排叙事链。于是当一部电影承载许多私人化的情感和思想之后,故事片的作者还可以遮遮掩掩将自己隐藏在浮夸想象和润色修饰的掩护之下,以一种蜿蜒曲折的方式抵达观众,和乐于将电影与导演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观众玩捉迷藏游戏,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则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无畏的态度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袒露在观众面前。
黄惠侦的《日常对话》就是这样一部私人化的纪录片,它的镜头对准创作者的母亲、对准母亲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段落。黄惠侦在一段段与母亲、家人、母亲的前女友们的对话中试图抽丝剥茧出一个在她心中成谜的母亲。
你知道妈妈是个同性恋吗?
母亲阿女在前夫、女儿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情愿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更愿意与朋友们一起看戏、赌博和玩乐,这样一面的她似乎更加快乐自在。对于母亲,黄惠侦总是感到困惑,而这种困惑在她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没有消散,反而越发鲜明。
阿女是一个被认为是“T”的女同性恋者。T的说法,最早来自台湾的女同志运动。在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台湾,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深入人心——阿女所出生的台南家乡就是连家族墓碑上不允许出现女性名字的传统农村。最早浮出水面的女同志,是一些举止打扮甚至思维都非常男性化的女性。这些人,自称为T。T是英文Tomboy的缩写,原意是“男子气的女人”,本来并不只是用于形容女同志,但是T被台湾同志用来指代那些男性化的,或者扮演男性角色的女同志(也就是“显性的”女同志),并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开来。
黄惠侦曾记录下这样一个片段,儿时童言无忌的外甥女因为阿女打扮过于男性化而提出性别质疑:“阿嬷到底是男还是女?”、“阿嬷从来不穿裙子,但是女孩子都穿裙子。”黄惠侦本人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她坦言小时候曾因为母亲的性取向而感到可耻,因为她所接触到的社会不理解更不包容阿女这样的人。而当她向阿女仍生活在农村的兄弟姐妹询问是否知情时,他们大多露出冷淡而麻木的表情,继而否认、回避甚至是听而不闻。现如今儿孙一辈已经可以接受并且支持性少数群体,然而阿女出身的台南传统文化对于她女同性恋身份仍然是不解和忽视。
而另一个曾经让黄惠侦感到蒙羞的是母亲的职业——她是葬礼上表演“牵亡阵”的艺人。黄惠侦和妹妹从六岁起就跟随母亲一同演出,因为无能的父亲不能给家里带来任何收入,她们从没有上过一天学而每天在送葬队伍里赚钱糊口。她在20岁时就逃离了这份职业。在传统文化中,丧葬从业者向来是中国人觉得晦气也看大不起的人群,更不用说像阿女这样在葬礼上进行表演的艺人。在丧葬习俗占据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阿女这样的“牵亡人”因为人们对于传统仪式的执念而有了经济收入和存在的理由,但却不得不处于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话语之外。
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作为一个送葬艺人,阿女既不被传统社会所认可,也被现代社会所远远抛下,误解、歧视和贬低树立起一道无形高墙,将她阻挡在主流价值观之外,圈禁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之中。提及女同性恋,阿女在回答女儿问题时却有些满不在乎:“ 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潜台词则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这背后折射出传统文化中人们面对苦难时隐忍和压抑的脾性,也透视出性少数群体在台湾曾多年被贬斥、被隐形、被边缘化的生活现状。
传统观念和主流文化在阿女周围筑起高墙,大约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她也在自己和最亲密的家人之间筑起一道藩篱,阻隔开那个在女儿面前沉默寡言甚少感情流露的母亲和社交圈子里判若两人、容光焕发的阿女。
你记忆中的妈妈是个怎样的情人?
尽管阿女可能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在传统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她不得不走入婚姻生儿育女。阿女的前夫是个无能而暴躁的酒鬼,她在这段婚姻中常常遭到殴打,因此在黄惠侦十岁时她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丈夫躲藏起来。在这之后阿女也开始交往女朋友,这是女儿们知之甚少的另一面。
在几位女朋友描述里,阿女是个喜欢漂亮的姑娘、主动大方、而且温柔体贴的伴侣,但也十分地不可靠:
“阿女心情好的时候喊我宝贝!宝贝!但没心情的时候就会不理不睬。”
“她知道我喜欢看戏,追我的时候经常带我去看歌仔戏。”
“我前夫常常打我,但阿女对我很好,甚至会帮我洗内衣。”
“她送过我一个玉镯,我曾经带在手上十几年。”
“我以前想和她一起存钱买房,但阿女总是很快就把钱给散光了。”
在与母亲前任情人们的对话中,黄惠侦更是惊讶地发现阿女竟编织出一套关于婚姻和女儿的谎言。她谎称自己结了一周的婚就受不了丈夫而离婚,谎称黄惠侦和她妹妹都不是亲生而是领养的。这套大家在孩提时经常听到大人拿来当玩笑的说辞,在成年后的黄惠侦听来却是格外的刺耳和痛心,阿女看待过去的方式将她和妹妹的出生圈划在一段被埋葬的记忆里。
这段婚姻既不能给她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也不能保障她生存的基本条件,甚至还常常受到前夫的拳脚相向。事实上阿女并没能在一周内解脱,而是忍耐了十几年才从中逃脱,她也没有以离婚为手段,而是名不正言不顺地东躲西藏。因为喜欢女性和自己的“男子气概”,阿女对于前夫的家暴感到羞耻,她试图抹消掉那段失败的婚姻记忆,进而否定自己曾经的妻子身份也否定自己生下孩子的事实,而在情人面前建构起一个勇于抗争、叛逃婚姻的果敢形象。
你知道爸爸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吗?
采访家庭成员和母亲的前女友是在探究他人记忆中的阿女,黄惠侦在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母亲时还缺少最后一块关键拼图,打开她身上最后谜团的钥匙则在于母亲自己。当纪录片镜头对准餐桌旁的母女二人时,她将这些问题直接抛向阿女。她想要问她对家人为何如此冷淡疏离,她是如何看待她的家庭和子女,她又是如何面对过去的伤害。
与母亲的对话并不总是通畅,阿女并不是一个健谈的采访对象,尤其被问及关于自身的问题时,她常常沉默不语,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直接说:“别拍了”、“我说不下去”,继而离开镜头的直视。然而黄惠侦明白,母亲拒绝沟通是一种自我保护,封闭感情的自卫和下意识的逃离让她可以暂时回避那些痛苦记忆,麻痹过去给她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自己和亲人之间划下深深的鸿沟。即便如此,无论是母亲还是黄惠侦自己都无法从回忆中的阴暗角落得到解脱,那些经年累月的误解和失语只会成为割裂亲情的利刃。
黄惠侦告诉母亲多年以来她的困惑和不解,以试图撬开母亲封闭外壳上的一个口子。她向阿女诉说年幼时发现自己在父亲床上醒来时的绝望和恐惧,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和母亲和妹妹睡在一起,她隐约觉得母亲是因为这件事而对她产生疏离的隔阂。黄惠侦想让母亲知道,她既是父亲家庭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也因母亲对往事的回避和否定而备受煎熬。虽然她在十岁时就和妹妹一起随母亲逃离家庭,虽然父亲早就自杀身亡,但她感觉到自己和母亲灵魂里都有一部分被关在了10岁前和父亲同住的小屋里,不见天日。
黄惠侦向母亲倾诉这些往事,一方面是想得到母亲关于爱的回应,另一方面是想告诉母亲,是时候揭开遮掩伤痛的障眼法,将那段记忆进行超度。
阿嬷你爱我吗?
在电影的结尾,黄惠侦年幼的女儿与外祖母阿女嬉笑打闹,不断问她:“阿嬷你爱我吗?天真烂漫的孩童可以脱口而出的问题,在成年人那里却是如鲠在喉那般的艰难。
黄惠侦想探究的,也最终是这样一个问题,母亲是否真的爱我?她向母亲表达了她的爱,她告诉阿女因为亲情,所以她最终将母亲接到身边同住,替她偿还债务。但阿女在对话中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复,她依旧不声不响为家人做好早午餐,然后出门和朋友们度过一天。当黄惠侦哭泣时,已经离开房间的阿女又默默回到桌旁,镜头记录下她缓缓伸出手向黄惠侦递出一张纸巾。黄惠侦并不能从阿女口中获得想要的答案,在镜头和访谈拼凑出母亲的图像时,最后一块拼图的钥匙也许就在阿女的沉默无言中。
《日常对话》是私人化的,不仅仅在于黄惠侦对母亲长达20年的影像记录,也不仅仅在于自己童年伤害的袒露和泣诉,更在于它成为了一个探究母亲内心世界的通道,承载了她的疑惑、她的求索、她的痛心和她的爱。黄惠侦说,除了以这种方式,她不知道如何让母亲敞开心扉。也正是阿女的在对话中的缺席,与女儿在同一屋檐下的形同陌路,给母女二人之间并不顺畅的日常对话,创造了澎湃的情感张力。同时《日常对话》也打开了一个成长于旧时代的女同性恋者的家庭生活,打开了一个乡土台湾的遥远窗口,窥见更多存在于这窗后悲欢离合的叠影。
前几天看了部纪录片,《日常对话/small talk》,导演黄惠侦。经好友大虫推荐知道的,果然很适合我。年近40岁的女儿即导演本人,拍下关于母亲的日常,以及母女对话。特别之处在于,她的母亲,是个女同。
这部片子有太多打动我的地方了。
1
纪录片开头,一个女性面孔映入眼帘。染成黄色的极短发,淡淡的眉毛,微微张大的鼻孔,淡漠的与主流审美无关的面庞,非常中性的穿扮。她每天上午给女儿和外孙女做好午饭,就出门呆一天;晚上回来后,就洗漱好回自己房间。和女儿、外孙女没太多沟通,像半个局外人。这样的女性,不符合母亲的形象,也不符合外婆的形象。
她是怎样成为母亲的呢?
二十岁出头,她被迫按照社会主流进入婚姻,嫁给另一个村里不甚了解的男人,接连生下两个女儿。丈夫婚后赌博、家暴,养家更无从谈起。大女儿十岁左右,她带着两个女儿匆忙逃离家庭,四处躲藏。男人则四处寻找,放话说找到后要杀了她们。由于没有户口本,两个女儿都无法读书,跟着她做牵亡,就是在葬礼上进行一些超度亡灵的歌舞仪式。这是一份不被看得起的工作,也谈不上挣多少钱。每次女儿出去工作,她都很害怕女儿被丈夫发现带走。
女同性恋的身份、痛苦的婚姻经历,她都埋在了心里,拒绝往外诉说。对于女儿拍纪录片的行为,她勉强配合,时不时抗拒。伤疤被揭开,总是痛的。
也许因为进入婚姻并非她所愿,她和女儿之间的感情淡淡的。她也赌博,还很会找女朋友,都是非常有气质的姐姐。经常带着女朋友在外打牌,也曾带着女朋友和女儿们住在一起。
她的女儿,又为什么要拍母亲呢?
2
片子进入到三分之二处,答案揭开。女儿和母亲坐在桌子两端,前者主动,后者沉默。女儿说,“你不是一直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拍摄吗?因为我有很多话想说,但说不出口,所以想用这种方式说出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你不爱我,你很恨我。比起两个女儿,你更爱那些女朋友们”。最震惊的,是女儿的这段话,“你小时候为什么要让我和爸爸睡?你以为我小就不记得了吗?你知道为什么每次他睡着后我就跑回来吗?因为他让我摸他的生殖器官,还让我用嘴”。女儿泣不成声。母亲开头反应很大说,“我哪有让你和他睡”。后来则更加沉默,落泪,说真的不知道这件事。
一切说开后,女儿说,“在我生了小孩之后,每天看见我女儿都很开心,她每天看见我也很开心,很希望我的妈妈,每天看见我也会很开心”;“我是很爱你的,所以才会在离开后又回来,还把你的债务也承担起来”。
我不知道要用怎样的词去形容女儿,形容这位导演。她说话温温柔柔的,对着自己的几岁女儿,无比耐心有爱。她的精神深处创口一片,被父亲猥亵、害怕不被母亲爱,可又对母亲付出了她能付出的所有。拍摄这部纪录片,对于她,是情绪的出口,是寻找答案的方式,也是努力在爱着母亲。如果不是她的坚持,这些对话不会有,她将无从知道母亲的种种过往和内心世界,母亲也不会知道女儿的心思。
导演说电影出来后母亲很开心。虽是隐私和伤疤,但人其实都渴望被看见,被理解。
3
开头我说这部片子很打动我,实在有太多类似的地方。都是被父亲猥亵,都是恐惧于不被母亲爱,都是尽力想要去了解母亲、解决关系中存在的症结。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当口的人。长辈们则是从过去到现在的人,ta们很多人也没有被好好地爱过、支持过。有时,我们讲的话ta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多讲讲,以ta们能明白的方式讲讲,向ta们表达我们真实的感受,有痛苦也有不舍,还有爱。真心,是会被慢慢感知到的。
纪录片的最后,导演的可爱女儿问外婆,“你爱不爱我?”外婆闲闲躺在床上,“你那么坏我还爱你。”小女孩嘟嘴,“哼,我也不爱你了。”导演温柔鼓励她再问一次,说阿嬷只是开玩笑。小女孩又问了两次,听到肯定回答后一下子变灿烂了,“阿嬷说爱我耶。”笑得人心都化了。
亲爱的朋友,不妨和你在乎的人,多些对话吧。
HC=黄惠侦
JY=黄静远
JY:你怎么理解“为难”这个状态的?我感觉,这个状态在片子里常常被显现(激发和定格)出来。对我而言,这种“无言”与“身体语言”的混合与片子清晰的初衷正好形成对应。
HC:“為難”也許算是我與母親某種共通的生命基調吧,對我媽來說,這個社會的許多規範與價值都令他為難,成為母親這件事也是。對我,“為難”就是一種雖然我做得到,但做了是違背我心意的狀態,是一種比較不容易被閱讀到,但又非常需要被理解的情緒。
JY:为什么,在语言上,会围绕“是不是爱我”这个句型?我觉得,“爱”这个词不见得是片子想探索的主题,至少它不是这个片子要围绕的东西。
HC: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應該是第一次有人認為這部片子所要探討的並不是愛。
為什麼片中會一直出現「你是不是愛我」這樣的問句,我想那反映的是我們太缺乏可以用來把“愛”這件事說清楚的語言與詞彙了。拍完片子之後我覺得“愛”這件事實在太抽象了,我仍然沒有辦法去形容它。那些問句,或是片中所有的對話與問題,在問的或許都是同一件事,就是我所在乎的那個人是不是也在乎我?我們都期待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因為那樣,自己的存在才是被肯定、有意義的。 也許那個問題是個必經的關卡,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可能我不是一個擁有足夠智慧的人,我就是得透過追問這個問題,才能往前跨過那一步前往理解。
在片子仍在拍攝的當下,那個疑惑是真實存在的,只是當時我還未能真正明白我帶著的那個疑惑後面,之所以需要得到一個答案的原因是什麼,就是人為何需要明白自己是被愛的。愛到底是不是這部片子所要探索的主題?端看觀者如何理解及定義“愛”。
你覺得對你而言,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情感,最困難與最動人的部分分別是什麼?
JY:具体的说,对我而言,最困难的是这个:我妈的爱在她看来是发自内心的,在我看来是非常缺乏理解他人和世界的意愿的。最动人的是:她的出生和所处时代并没有给她多少爱;但是她对我依然倾其所有。所以这个最困难加上最动人,结果就是一个悲剧性的情感习惯。
我现在很多工作就是在深入和质疑这种情感习惯,以多少逃脱它的控制。我这种痴心妄想也可能是很不理性的。我同意你说的“太缺乏可以用来把‘爱’这件事说清楚的语言与词汇了”。但是我和你的不同之处也许在于,虽然同样的感受到“缺乏”,我会远离已有的表达,也希望不需要用“爱”的框架来谈这个事情,您也说“爱”这件事实在太抽象了。
HC:我覺得談論家庭以及母親與我的關係,不太可能脫離愛這個框架,因為催生這部電影的,正是始於對於愛的種種疑問。而且我也不知道這個框架的邊界在哪裡?什麼才能算是與愛無關?如果我已經知道也設定我要對話的對象是我母親、是普羅大眾,當然就會是以最容易理解的語言去說。溝通單靠語言本來就已經不易了,用更遠離常規的詞彙去描述,很可能只會增加我想對話的對象(我母親)的理解困难。
JY:关于“沟通单靠语言本来就已经不易了”这点,我深有同感。但是,你妈妈语言的常用方式是什么?是谈爱么?在观影中我得到印象是:直接说爱,承认爱,恰好不是你妈妈的语言;它是你想要你妈妈说的语言。而且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这就是爱的强制性嘛。当然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什么不是你妈妈的语言,我谈的只是一个观感。可能是因为文化和语境不同,我觉得“你爱不爱我”不是一个普通大众的语言,而是一个媒体的语言(比如流行歌曲或者家庭电视剧等等)。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很多时候媒体语言就是大众语言。 HC:我倒覺得說愛是我媽的語言,只是他過去沒對孩子說過,但他一直在對他的伴侶說,甚至可能每天說。他平常愛看的歌仔戲、連續劇,把愛都說爛了,但我覺得人們很難在那些戲劇情境裡頭進一步思考愛到底是什麼。說愛的後面其實帶來了強制、規範、不自由,那些才不是我媽會使用、能理解的語言。
舉個例子,我媽現在會告訴我女兒,我當然愛妳媽媽,因為她是我的小孩啊。愛這個字眼有點像是一個最大公約數,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跟一個六歲的小孩對這個字的詮釋肯定不盡相同,但卻又大抵都能理解,所以我說那是我媽可以理解的語言是這個意思。
至於愛的強制性我也不會否認這點,因為它是真的存在,人們對於愛的給予跟索求其實都有其自私的部分,幾乎像是一種本能,在我們對給予愛、索求愛的對象,以及愛這件事情本身產生理性的認識與理解之前,多數人可能都是被那種本能給驅動著,去與他人互動。 JY:谢谢你的解释。我看片中采访你妈妈的女朋友的片段,还有很多他和女友在一起的片段,感觉他确实是一个很多情和柔情的伴侣。说到语言,说这点我父母辈和你妈妈是很相似的。一方面他们也总在看那些带不来思考的电视剧,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理解“爱的后面其实带来了强制和规范”:其实这是互为因果的循环。
对“爱”这个字在公共领域的出现和运用,我的理解确实包含了很多我的投射吧。比如,在写母亲项目中涉及到的以爱为名义进行的各种事情(包括拒绝接受孩子同性恋,逼婚逼生孩子),一些以塑造母爱为方式的革命教育爱国教育,等等。这些都让我倾向不用母爱来谈母亲。我和你一样,有对于爱的种种疑问。
HC:所以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很需要有機會去搞清楚那些關於愛的疑問,這根本應該放到國民義務教育裡頭去。我們現在的現實是人們對愛有許多理所當然的想像或期待,所以我們從來不好好去思考它、談論它。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藝術可以成為那個促進我們思考這事的媒介。在你發起和組織寫母親的項目之後,你對於母親這個角色的定義是否有什麼新的看法?
JY:对的,这些缺失下,艺术可以是那个促进思考的媒介。我不希望我们只有用媒体语言作为对父母用的“大众语言”,好像现在就只有用“艺术”来促进了——这个和您拿起相机来发问和纪录可能是一种类似的动机。说到母亲这个角色,一开始我觉得我无法定义它,所以一帮朋友来一起唠叨一下这个事情。随着“写母亲”项目的深入,越是觉得她是无法定义的。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起经历每个人都在试图去描述的过程;一起让这些描述和我们自己面面相觑。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范式语言不断代言我们情感的世界。我们想要在一个临时的共同体里通过“邀请描述”,“回馈描述”,“遇见描述”来接近甚至创造一种语言。可能和台湾不大一样,“集体”对我们(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人)而言是一个很纠结的词。它在过去的形式很有限,我们被各种好的坏的历史印记控制,我们难以找到一个“培养共同感知”的操练场所。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和私人生活无法正常相处的问题。 HC:如果你有機會選擇,你會選擇成為或不成為一個母親?為什麼?
JY:我尽量选择不成为母亲。有不少原因。其中,第一,我觉得很多人都做母亲了,不缺我一个;第二,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我挚爱的事情,我经常苦恼于没有足够时间投入,所以不想分心。第三,我确信我可以用我的精力帮助更多做了母亲的人。第四,我对繁衍这个人类行为有很多困惑。那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要孩子的?
HC:我在幾個不同的情況之下都考慮過要有小孩,但真正下定決心是在有了孩子之後。有些時候我還蠻相信「有命」,生死有命、貧富有命,我女兒的到來對我來說可能也是某種有命的安排,但我同時也覺得不該認命,不希望自己重複多數女性在有了母親這個身份之後的不得不。有孩子是我生命中的一項新功課,我還在過程中,而且我得很認真的去看懂題目然後解題作答。因為那不只是關係到我,也關係到我女兒之後可能會如何理解養育孩子以及成為母親這件事,我希望我們都能在這個過程中,學習發展出一種對她對我都好的母女關係。
[1]“清创手术”-黄导演曾经在一次对谈里提到“曾经有观众问过,你不觉得这是在逼你妈摊牌吗?可我觉得,这就像我们身上有一个伤口,过去我们只是在找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盖住伤口;但实际上伤口没有好,它反而腐烂了。而我拍片的过程就是清创手术。挖得深一点,把腐坏的部分挖掉了,我才能够真正帮她重新上药,我们才有痊愈的可能。所以我会说,残忍当然残忍,但是你会觉得医生做清创手术很残忍?不会。这是必须的,这样你才会好。”
关于对谈者
黄惠侦
《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是一名自由影像工作者,曾任台北市纪录片工会秘书长。2017年,由于其纪录片《日常对话》获得小泰迪熊奖而被人们所熟知和关注。这名成长于“社会大学”的纪录片作者一直关注移工、原住民、土地等议题。
黄静远
1979年生于广西,2006年毕业于康考迪亚大学艺术系获学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现工作和生活于北京。她于2017年7月发起“写母亲”的共同写作计划。
同性只是话题,家庭关系、与苦难和解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主题。看着导演的样子,你会觉得温柔除了品质,也许更是一种天分。否则一个早辍、备受重创的乡野女孩要怎么消解那么多的阴暗面,成为如此柔和文雅的一个人。铁T老妈反倒让我看到一种生命力,命如草芥的女人们,在如此见缝插针的活着啊。
以为要讲女同,实际指向是男权和男性之恶,外婆妈妈都被家暴,导演被父亲性侵,自己的老公也缺席了原因不明。舅舅和姨妈对妈妈性取向的态度耐人寻味,中国家庭总是习惯台面下随便搞台面上憋着什么都不说。铁T妈妈家里家外反差好大,我都要嫉妒拉拉了,她们掰弯直女太容易,基佬掰直男就难得多。
在BIFF基金和台北文化局的支持下,这位非电影专业出身的生活纪录者得以建立一个小而精的团队,包括监制侯孝贤、配乐林强以及一位很好的纪录片导演剪辑师等,从而有了这次私密和坦诚的分享,观赏性又高于home video。在近20年的素材里,导演与同志母亲从疏离到信任,她们也分别与自己的不堪过往和解。
比较对象是华语纪录片,它还是相当别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风流的老阿嫲。话题从不被认同的LES转向了女性与母亲的苦难角色,重返故地,但如果跟河濑直美那种来自于家庭录影的探索相比,《日常对话》的搬演摆拍还是有点局促——认真来上一场又一场敞开心扉的对话,似乎不应该只是这样子啊。
这不仅是一次对个人家庭史的回顾,更是一场与同志母亲跨越代际的和解。横亘在至亲之人之间的心结与僵局,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黄惠侦用一部私密细腻的纪录片《日常对话》,与母亲做一次“了结“。用柔和的方式,审视特殊年代和语境中的同志生存状况,还原作为个体的同志对爱与生活的渴望。
声口和视角的不对应有时让我有点晕,不过还是哭得稀里哗啦。好像在台湾宣布民法违宪的第二天看意义非常。不过最让我喜欢的是竟然有一段在讨论母亲的情欲爱恋,而不仅仅是身份认同。几处追问跟得太棒,言语和画面的矛盾呈现了更多丰富信息。PS,被家暴的羞耻感甚至高于同性恋身份。
#柏林电影节# 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跟父母同龄的华人同志的故事。此片是为了完成导演的精神治愈,消弭她与同性恋母亲的隔阂,随着故事的讲述,母亲那张平淡到麻木的面孔下隐藏的多重、复杂的身份被一点点揭露,惊人的家庭创伤也被揭开,感觉很震撼。
很好的生活流电影。在女儿面前她总是面无表情、木讷少语,完全无法想象和女友形容的甜言蜜语、知情识趣是同一人。那种介于熟悉和陌生之间的磕磕碰碰,是近现代中国家庭对性取向欲说还休的厚重缩影。保持日常对话吧,也许有一天它会石破天惊,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我爱你”...
导演对自己女儿温温柔柔讲话的样子特别好
這屆金馬很驚豔的一部片! 我應該會用溫柔堅強來形容它吧。導演女兒與同志母親的生命故事。看起來很樸素,但其實片子張力十足,破碎疏離的母女關係。鼓起勇氣尋求再溝通與對話的可能,面對才有治癒的開始。梳理家庭情感之餘,同時也是兼具社會觀察的電影
把秘密说出来,那里藏着很多爱。
⒈台湾选这部同性题材纪录片去申报奥斯卡,获奖几率渺茫但挺有意义;⒉看片前曾误以为内容是出柜的女儿和父母之间的对话,看片时还挺惊讶:原来是妈妈喜欢女生呀!不过较真地计较下片名:母女之间难得掏心掏肺的对话应该不算是日常的对话;⒊外孙女真是可爱,「阿嬷爱不爱我?」那段反复看了几遍;……
那些曾經的過往,不會是骯髒的,那些人生的磨難,不會是不堪的,那些,是可以晾曬在陽光下的。從從不溫柔的現實裡,撈出來一絲理想主義的溫情。女兒鏡頭下,T媽媽的人生是這樣的。女兒自己的人生也是如此,從牽亡人,到二十歲時遇見那群老師們,再到成為紀錄片導演和社運參與者。善良真的可以傳遞⋯
20170417 雖然看得出母女的將來生活不會有什麼改變,但那句「我不怪你」「這次我想帶我媽媽從以前的房間走出來」對兩人來講都是最大的救贖。兩個世代的對話,溫柔堅強及勇氣。
3.5 作为处女作,它很诚恳,也有很多女性生活细节的体现,是最大的成功之处;而相对于讲述一个les妈妈的的故事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它更多是关于母女关系的修复,LGBT主题多少只是很小的表面一部分吧。电影本身可以组织和剪辑得更好一些
关于我妈妈的一切,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但不剥开难以和过去和解,难以敞开心扉继续一起生活,通了,明了了,一切就释怀了,不让沉默变成隔膜,不让伤害继续在心底潜藏。
一直压抑了80分钟的眼泪在最后一个“我爱你”的回答爆发了。纪录片其实不意味着粗劣和观赏性的丧失,这就是一部投资很小但艺术性和人文性兼具的好纪录片。透过片子看到台湾的温良,和他们对于时代的勇敢。巧妙的剪辑和精良的画面以及音响,让我觉得即使不是这样的主题,它也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 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
特别羡慕台湾的是能把这样电影拍出来上院线的环境
两周前认识惠侦与婉玉,后来在台北巧遇一起聚餐,小世界多么温暖,谢谢你们。 从伤痕中生长出来的平常生命,用爱和理解勇敢面对成长的痛苦与灾难,推荐给所有对原生家庭心有戚戚的朋友们,期待有一天在中国看到影片。谢谢你们的鼓励,期待未来,保持谦虚,爱,真诚,勇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