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

       她，纤弱女子，着一席素缟，为消逝的爱情，泣声恸天。她深爱的外国魔鬼，却令她为之薄命。她是舞台上的巧巧桑，便是他对于东方一切的幻想。而他，置身席间将她紧紧凝视，想象化身于平克顿，悲戚于她那无条件的爱。只是这爱情，却给了一个毫不值得的男人。。。
这并非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一幕，而是大卫•克罗恩伯格的《蝴蝶君》中的一个场景。影片改编自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百老汇同名戏剧，对于电影情节，在此就不多做介绍了。抛开影片的争议性不说，我认为其中所透露出来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文化与性别认知，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有趣的主题。

一．蝴蝶夫人情结

    对于这一荒诞的故事，可以有若干种诠释的方式。但是无论你将它看作是一个关于欺骗与轻信的喜剧，还是间谍编年史上的一个章节，都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急待解释。这个问题是最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也是造成这个故事不真实性的关键：
那便是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在与一个人生活了十八年之久，与之做爱，并且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却不知道他的爱人竟也是男人！
如果说剧中故事听来奇异，那故事的真实版本则堪称怪诞。在美国作家乔伊斯•瓦德勒的小说《Liaison》中，她讲述到了这一发生在60年代中国的传奇故事。
    伯纳德•布西柯——高仁尼的原型，初见宋丽伶的原型时佩璞时只有二十岁，而后者当时二十六岁。在黄哲伦半虚构的剧本中，宋丽伶是以女性着装登场，给人以魅惑女子之印象。而根据瓦德勒，1964年北京，真实故事中的时佩璞一直是着以男装，且并没有人将之误作女子。随着二人关系的深入，狡猾的时佩璞向布西柯宣告了“他最大的秘密”——他本是女儿身，却被当做男孩养大。对于这一点，很明显任何一个有着正常智力和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更不必说一个与他长期保持亲密关系的人。然而相反的是，布西柯全盘相信了。现实有时的却比虚构来得更加荒诞，正如在这个故事中一样，而这又使得先前提出的问题更加难以理解和解释。

    在瓦德勒的描写中，布西柯是一个腼腆，天真的人，脑袋里充满了从电影里萌生的对于冒险的幻想。在他对于东方的想象中，他始终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即是相信所有的东方女人都是温婉顺从的，她们对待丈夫忠贞不渝，就像是男人专属的奴隶一样。这一大多数西方男人都有的对于东方的幻象，在普契尼的歌剧中曾被充分展现，因此人们也给了它一个名字：蝴蝶夫人情结。有趣的是，电影中高仁尼初见宋丽伶时，后者正在舞台上出演蝴蝶夫人。这一充满意味的相遇，无疑强化了高仁尼的幻想。
正因顺从的东方女子是西方男人对于东方最典型的幻想，布西柯开始受控于他的想象来看待一切，并一厢情愿地按照他所追求的东方女人形象来创造他的时佩璞。1964年，是年20岁的布西柯在遇到时佩璞之前没有过任何的性经验。他在性上的生涩和笨拙固然解释了一部分他的无知，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源于他对于东方世界所抱有的种种错误的假设。他们极少做爱，所有的缠绵都只在黑暗中进行，而且总是以时佩璞发明的奇特的姿势亲密。而时佩璞，永远的衣着完整，从未在他的法国情人面前裸露胴体。对于布西柯而言，所有的这一切正说明了时佩璞是一个传统，保守和审慎的东方女人。他将她的矜持缄默看作是东方的含蓄，将她的极端羞涩看作是中国的习俗。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因为，所有的幻想暂时不论，这其中也涉及到文化误读的问题。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度，所有于他们的逻辑无法解释的现象都被他们自然而然地看作是当地风俗，而从不考虑其是否合理。相反地，越是这种难以理解，就越令他们受惑甚至兴奋于东方世界的异国情调。同样的例子见之于虹影的小说《K》中。又名《英国情人》，描写了伍尔芙的侄子，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于30年代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与女作家凌叔华的恋情。正如朱利安面对林强烈的欲望和神秘的本性时所想：“。。。。无非是中国迷信。。。。不过，很刺激，非常异国情调”，又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能被这样的妖女弄死，恐怕我也是全西方最幸福的男人！”布西柯，就像朱利安•贝尔，同样也可以认为与之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位温柔且美丽的尤物，她的神秘和异国情调令他神魂颠倒——这正是让西方男人无法抗拒的本质。

    在他们关系的初期，布西柯一直相信时佩璞是他幻想中的心甘情愿屈服于西方情人的东方女子。正因为此，狡诈精明的时佩璞才懂得利用他的幻想，来扮演一个他梦中完美和理想的东方女人，从而完成他作为间谍的任务，从他身上攫取有关美军在越南行动的情报。当谎言即将被揭穿的时候，时佩璞不惜动用了他手中的王牌——宣告怀孕，来继续着这一剂迷魂汤。
而另一方面，在这一场危险游戏和情感欺骗中，布西柯一直是一个对一切证据置之不见的傻瓜。他的源于对东方幻想的浪漫理想主义，让他不允许任何现实侵入他的梦境。因此，他是被他自己的幻想蒙蔽了双眼，然而这种盲目又终是自愿的，因为他是多么强烈地需要眼前的这个人是他梦想中的蝴蝶，而只有支配他的蝴蝶才能让他感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于是，他在欺骗面前的脆弱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解释：从心理上来讲，他太需要时佩璞是一个女人。布西柯爱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概念。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时佩璞助长和强化了这一概念，因为他狡猾地扮演着一个顺从娴静的东方女子角色，并灵巧地编织着布西柯的幻想。而蒙在鼓里的布西柯，却还一厢情愿地相信着自己是眼前这美丽而脆弱的蝴蝶的丈夫。
在这个关于欺骗，背叛和失去的爱情悲剧中，混含着布西柯的自我欺骗，和时佩璞的双面阴谋。他们的关系是一出荒诞的谜题，而同时，也是相互满足的。

二．政治隐喻

    间谍活动的介入使得这个故事带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这便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来分析它。
    故事发生的1964年，正处于整个世界风云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许多亚洲国家正经历着关键的政治变革，就像在中国，两年之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仇恨知识分子”的红卫兵监视了整个国家。而法国，在从印度支那撤军之后，正一点一点失去她的世界地位。另一方面，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这几个事件便形成了故事的历史大背景。

    回到电影中，两人初遇的场景，在《蝴蝶夫人》演出完毕后，深受表演感染的高仁尼告诉宋丽伶，她所扮演的日本女子在被她的美国情人抛弃之后自杀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而宋丽伶却回答道，他必然会爱这个故事，因为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女人都是娴静顺从，甘愿屈从于自己丈夫的“蝴蝶”。而“蝴蝶”一词本身也使人联想到诸如温柔和纤弱等女性特质，因此“蝴蝶夫人”便成为了理想东方女性的模范，强烈地激发着这些西方男人冲动的征服欲望。
    宋丽伶的回答一语道破了西方的东方印象，而这意义却不仅关乎性别，同时也是政治的。曾提出“东方主义”的E.萨义德说过，西方文化中一切关于亚洲的虚假和理想化的形象都只是欧洲和美国的殖民帝国主义的野心的证明。而这种“虚假和理想化的形象”，都源于他们作为白人和强国的地位优越感。这一主题在《蝴蝶君》中被较为深刻地探讨，正如宋丽伶在审判中的那一段严厉控诉：
    西方总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强大的武器，强大的工业，强大的资本——而东方是女性的——纤弱，精细和贫穷，充满了神秘的智慧和谜一样的女性特质。我是一个东方人，而身为一个东方人，（在他们看来）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男人。
    这一控诉不仅仅是对于这一场欺骗的终极解释，而更像是一场东方对西方的政治宣言，因为在西方看来，东方永远都是一个女性的受害者和被奴役的战利品。

    在这个令人悲叹的故事中，高仁尼一直扮演着一个爱情中的经典傻瓜形象，他是自己那过分活跃的浪漫想像的受害者，是一个天真和感性的情人。他把自己想象成大男子主义的平克顿，在他的体内混合着浪漫主义的风流理想，和荒诞不经的自负自大。他被他的异国蝴蝶所吸引，却又被他自己的欲望蒙蔽了双眼。这一出间谍欺骗正证明了西方对于温婉顺从的东方女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幻想。同时，我们又可以将之看作一部解构版本的《蝴蝶夫人》，高仁尼幻想自己是平克顿，而他的东方情人则是他的蝴蝶。可是事实是这样吗？我想在影片结尾，高仁尼自杀前的狱中独白为这种身份的颠倒作了最好的诠释：
    我有一个东方幻象：身材窈窕的淑女，穿着唐装和宽大的晨衣，为了爱上卑鄙的洋鬼子而死。她们生下来就被教养成为完美的女性，她们对我们逆来顺受，无条件的爱情令她们坚强。这种幻象变为我的生命。我的错，是简单和绝对的。我爱的男人不值得我爱，他甚至不值得我多看一眼。可是，我却将我的爱给了他，我全部的爱。爱情歪曲了我的判断，蒙蔽了我的双眼。此刻，我望着镜子，却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我有一个幻象，东方的幻象。在杏仁般的眼眸深处，仍然有女人，愿意为爱一个男人而牺牲自己，即使那个男人毫不值得。轰轰烈烈地死去好过庸庸碌碌地活着。因此，终于，在远离中国的监狱，我找到了他。我的名字叫高仁尼，也叫——“蝴蝶夫人”。
    这场悲剧性的独白中，高仁尼第一次使用了“男人”来暗指宋丽伶，这清晰地意味着他的东方幻象的破灭。被爱情欺骗的他，最终意识到，自己才是蝴蝶夫人，而宋丽伶，无情地糟蹋了他的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克顿。
    身份的颠倒引出了构建于东西方关系深度思考之上的政治隐喻。这种思考首先是性别的，其次才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它与西方人对于东方的种种观念紧密相连。在他们看来，东方是女性的，神秘的，顺从的，被奴役的。但是在《蝴蝶君》中，西方男人在这场关系中的失败，让故事变成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政治寓言，这是对白色殖民主义的天真和无知的极大的讽喻。高仁尼，他的命运无疑是西方帝国主义幻想破灭的象征，同时也是对厚颜无耻的欧洲中心论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傲慢自负的一记沉重的打击。
    还记得电影里，高仁尼曾十分坚定地告诉大使，越南将会屈服于美国的任何武力，然而宋丽伶却说，西方在与东方的一切事务中终将失败。至少在这个故事中，东方的蝴蝶，在与西方的较量中，于这一次，是胜利的。

   《蝴蝶君》是一部关于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观察与思考，其中有着对于性别角色的理想化，对于幻象的极端化，以及关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诸多主题。
    对于高仁尼，这十八年的时间里他都在进行着自我欺骗，他对于顺从的东方女性的西方大男子主义幻想，都是建立在西方人的帝国主义迷梦之上的。因此，他也太需要通过对一个温婉柔弱的东方女子的控制和支配，来完成他的种种幻想。深谙其中道理的宋丽伶，便懂得了如何在他面前想尽一切地展现东方的神秘浪漫和异国情调。她的操纵是完美的，因为她太懂得一个男人想要从女人身上找寻的东西，以及他的幻想。那些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人，忽略了在人的精神中，幻想的无可限量的潜力，从而也无法理解一个被幻想冲昏了头脑蒙蔽了眼睛的人，当然也就忽略了这种幻象如何隐喻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
   《蝴蝶君》便是通过一个法国外交官和一个京剧名伶的恋情，揭露了这种西方帝国主义幻想。讽刺的是，一切被西方视为必然的东方形象，诸如西方是主宰的而东方是被奴役的，都在这场恋情中被推翻了。在与东方的较量中，西方不可能永远占据上风，他们的优越感和自负终有一天将反过来扇他们一耳光，就像在《蝴蝶君》中一样。


2009.6.21

    有梦的人是可怜而可恨的。

    高仁尼梦想着蝴蝶夫人，“无条件的顺从的爱”“纯粹的牺牲”，她爱的男人不值得她爱，但她将全部的爱给他，并为他而死。他对这种牺牲的评论是“动人”。
    西方人梦想着东方，宁静而神秘，温柔而凄美，然后由这梦想产生出占有欲。他们掠夺这美丽，然后感叹被留下的动人残缺。他们背叛了蝴蝶夫人，然后编出歌剧，赞美她的坚贞。

    宋丽玲在第一次见面便说，若是金发的女子爱上矮小的日本商人，为了他的移情别恋而自尽，你只会觉得她愚蠢，你觉得动人，只不过因为你觉得东方女子应当为你们牺牲。高仁尼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第二次见面，宋丽玲唱的是《贵妃醉酒》。同样有着移情别恋的爱人，杨贵妃她醉，她怨，她放浪形骸借酒妆疯拿着太监撒气。这是东方女子不示于人的真正内心，不宁静不顺从，然而同样高贵美丽，同样爱得咬牙切齿地真。
    然后高问她：你愿意做我的蝴蝶夫人吗？
    ……真正的对牛弹琴。

    抛开东西方不谈，大约人都是这般地做着梦。所以柳湘莲非得看见尤三姐剑上的血，才信她是“刚烈贤妻”。“最可爱的妻子”芸娘即便丈夫不要也得为他纳个妾，还活活为这事急死。关盼盼守节自然是不够的，还有人要问到她脸上：你怎么还不去死呢。为了爱情牺牲到最后一分一毫，是多么美好的故事。至于霍小玉临死的诅咒，是多么煞风景，多么恶毒不可爱啊。
    梦外的人看着梦，再悲剧都与他无关，越凄凉越美丽，越值得歌颂与赞扬。爱情的极致就是殉情，不管值不值得，只要死的不是我自己。
    只是似乎都忘了，对于蝴蝶夫人来说，it's not funny。

    高仁尼是个执着的追梦人，没有比执着的浪漫主义者更好骗的了，只要梦境和他的幻想之间没有偏差，他就可以不要哪怕半分清醒。他的唯一一次反抗来源于宋丽玲对展示身体的不顺从，然而只要给了他“我怀孕了”这么个更大的梦境，他也就继续醉生梦死。梦里不仅有着最完美的女人，连他自己也可以成为最完美的男人，最完美的父亲。直到某天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成了butterfly，独自面对着赤裸的、残忍的、他从未正眼看过的现实。
    而宋丽玲未尝不曾做梦。编织着可笑的梦，却沉迷于被自己困在梦境里的人。那个完美的男人，完美的父亲，成了他梦里的butterfly。以为展露了自己的真实，便能得到原谅和爱情，谁知对方爱的是幻境和谎言。以为自己的背弃、欺骗、玩弄在真爱面前不值一提，以为哪怕自己不值得对方也会给自己坚贞和忠诚，以为高仁尼会奉献给自己那“纯粹的牺牲”，谁知自己入了戏，对方执着的却只是剧本。
    每个人都会做梦，却不知道没有人会和自己做完全一样的梦。所以张不开眼睛的人，以为完美的爱情是从天上掉下而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人，都活该在那车厢里对着碎了的梦境哭泣。

    高仁尼最终扮成蝴蝶夫人自刎，对他自然未尝不是求仁得仁。然而他没有想明白的是，无论他还是蝴蝶夫人，都并非为了爱人而死，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命运。他以为自己终于做出的“纯粹的牺牲”，他全部的爱情，也并非献给那不值得的butterfly，而是献祭给了自己的蝴蝶梦。
    也许错了的不是他，也不是他的butterfly，而是梦本身。纯粹的牺牲，无尽的付出，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无私牺牲的对面就是贪婪掠夺，完全无私的本质也不过是失去自我的自欺欺人。为了不值得的人而爱而死，本身就不应该被赞扬和歌颂。《蝴蝶夫人》美丽的终究只是音乐，而不是故事本身。
    若是每个爱人都记得牺牲当受偿还，付出须被回报，对方和自我都同等珍贵，那么爱情未必美丽凄艳，情人却能终成眷属。

    《蝴蝶君》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的故事是真实的。当然现实中的布尔西科可能原本就是同性恋只是死活不肯在公众面前承认，那么两位主角倒也算是势均力敌。时佩璞到死都没得到爱人的原谅，布尔西科也从梦里醒来，大家都活成了老头，也许活得不好，但总算还活着。现实里，没人做太过离谱的梦，分手的情侣们都爱着对方也恨着对方，都忠于自我，没人相信什么“纯粹的牺牲”。对我来说，这倒是不错的结局。
    而我们却看着这样一部电影，这样一个结局，这样一个不肯醒来的高仁尼。导演和观众感叹着他的以身殉梦，却忘记了这对他来说，也一点都不funny。

『有关键情节透露』

今年夏天，传奇人物时佩璞去世，一个正宗的扑朔迷离重见报章。文革时期，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尤工戏曲的中国男人时佩璞，乔装成女人，使得一个在使馆工作的法国男人爱上了他，乔装的女人甚至为对方“生”了一个儿子，使之心甘情愿传送法国情报。两人来往达20年之久，后来携子移居巴黎，以间谍罪双双被抓获，一根筋追求深爱的法国人方辨卿卿是雌雄。这糊涂的人和糊涂的爱，编成电影都有人无法相信。文革中国，潜伏的间谍疑云，西方人的东方情结，真实的蝴蝶夫人，男女奇恋之荒诞，这些元素的交织，随便从哪里切片都是五彩斑斓。

演出主人公René 的Jeremy Irons，是个靠眼神就能演完整部戏的妖孽演员，演蝴蝶君宋丽玲的尊龙，也下了很大力气练柔媚眼神灵活身段。触摸和肉体，相比之下，倒没有那么重要。整部戏着意塑造庭院深深的东方风格，从头到尾都是西方人的视角。但好在，作为主导的“人”还是完整的样子（很大程度上倚仗Jeremy Irons的传神演技），René的深爱和痛苦一样坚定不移，他不过是一个寻找爱的寻常男人，这是我最为之动容的。

关于René 的叙事是两条线，公开场合里，他拙于应对，他希望在认真工作而不是勾搭钻营中体现价值，他的会计工作因为耿直公允而得罪大部分同僚。他信奉以对等的信任换取对方的尊重，活在一厢情愿的世界里，趁着使馆的权力斗争他升职副领事，就职演说都紧张到打结还不失真诚。也有权位可以意气风发高谈阔论了，立即去暧昧了半年的美人家要求包养对方。这谨慎，内敛，较真，有些自以为是的男人，他的过去，电影没有交代，可知理想主义者的成长与隐忍史。

私下里，他放纵西方人对东方女人的幻想。从越南到日本到中国，东方女子总是能够满足爱情关系中一切受虐，拯救，控制情愫的化身。有何例外？有何不可？就算在他爱上虚幻之日告知一切，怕是他也会一往无前。这和他的信念也有关系，他需要爱，需要肯定，需要欣赏，这些需求远胜于其它。他需要和爱的人交流，他认为爱就是互相欣赏，他认为了解人就是互相学习，消除敌意。在他的心彻底属于宋之后，他也很少耍男人威风，难得酒盖住脸放任一回，也是撒娇“你到底是不是我的人”。尊重女方的角色，把女方的遮掩和癖好内化成习惯——只顾东方情结表面的鬼佬，在彻底占有对方后，有几个能如此平和厚道大度的？这除了爱，还有能有任何理由？在长城上，佳人相伴身旁，他回到少年一样洒脱雀跃，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狂放的时候。

René孤独到没有朋友，孤独到在异国人民中寻求认同，他以为爱上就了解了，就融入了，自己苦闷无着的精神就稳妥了，白人身份就可以忽视了。他是真的爱中国。宋讲述过梁山伯和祝英台，René大概没有听过高山流水的传说，但他相信已经在东方找到了许之以命的知音。这一个错误的坚持，让他误判了中国形势与外交倾向，同时命运般预示，他对所信的东西过于天真的结果——20年后的法庭上，迎面熟悉爱人面孔，仪表堂堂的三尺中国男儿，René咧嘴扯开的笑容，彻底解释了一切已有的疑虑，嘲笑的是自己的人生。

不管现实还是电影，双方从未提及一个词：“背叛”。据说，现实里男主人公是个双性恋，但Jeremy Irons演出的他，是个真正意义的男人，René最后说，我是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由男人创造出来的女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我想起René与宋初次亲密接触后，从宋家离开，黑沉沉的北京夏夜，让他一切感官敏锐，悸动不已。河边有中国老人在捞刚孵化出来的蜻蜓，“它还不会飞，晚上它就睡在这水边。明天早上天一亮就飞……”蜻蜓这种昆虫，一向是东西文化中的另类，近天空与水，似精灵似恶魔，是每个少年成长中的幻景，英文名就叫dragonfly。René茫然看着这古老中国的古老小生物，清凉夜风里，他浑身毛孔都要张开了，都在渴望中捕捉幻象的香气，那段表演的张力，也让我感到窒息。

尊龙很用心演出宋丽玲，刻意具备东方女子的风情，René称之为young innocent school girl，天真无辜得性感。他运出全部戏曲底子，务必雌雄莫辩。他发表超然于东西方的独立意见，成功吸引René注意，初次交锋，用的是“半抱琵琶半遮面”的点烟法，再次在家接待René他含羞奉茶，为自己的大胆举动感到害臊，为René的残忍感到伤痛，一路奔回闺房——这一切对René来说，真是无匹的香艳贴心。两人真的谈起恋爱来了，René狠心数月不见他，宋给René写的信，满纸柏拉图式的纠结爱意与少女式的赌气，收信的René也要举双手投降乖乖把心奉上；且控制力强大到同床共枕20年也不穿帮。

但宋最东方女人的一点，是他时刻承认对方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爱情的奴隶，内心却时时让男人捉摸不定。他实现了男人的所有梦想，甚至为他生下孩子，让男人脱口承诺：i will love you, rescue you, save you ,protect you！宋丽玲面具下的宋，何尝不是雌雄莫辩人戏不分，只因他生在中国，他有人生，他有组织，他被送去牛棚劳动，所以在配合完整了爱人的最终梦想之后，甘心用欺骗葬送了爱人。在巴黎的囚车里，他狠心脱衣逼René认清，打破两人多年编织的幻梦，裸身跪在René面前，表白痴心不变。他的人格和René一样完整，只是不够他的单纯亮眼，到头来还是为了衬托男主角。

关于西方的阴谋论抑或一次合谋：这部片在国内被禁得很显然，有人责怪这个片子又是一部西方人意淫中国典型之作——这又是，只有做父母的才说得自己的孩子（连这种心态也是中国特色的），我倾向认为，这是部很有现代意识的电影，谈不上什么丑化——谁能比将发生的事实默记于心的自己人，内部观者，更晓得它的丑陋呢？相反地，电影仔细再现了好多早已流失，或长期抑制的珍贵时代风貌。上世纪60年代的皇城根下，热火朝天的革命人民，使馆的红旗车，身旁的自行车洪流，全套蓝布衣帽，因斗争而坚定且紧绷绷的知识分子女干部……有一场戏写如火如荼的红卫兵破四旧，René骑着自行车路过游行队伍，对这洪流也惶惶然。影片给出的场景，纯然是René视角的，红卫兵烧了一大堆京剧头面衣装，René感到对美的价值的一种强烈抹杀，几乎让他眩晕——归根到底，他才发现，寄托其上的东西，这个东方国家的悠远炫目，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最后20分钟的结尾，处理得相当飙飞突进。René在监狱里表演，在观众面前化妆成蝴蝶夫人。在观众鼓掌声中割喉死去。他只是太孤寂太要人爱的一个人。假如René是个女人，也必然就是他渴慕的那种，女人愿为男人牺牲一切，虽然她的爱是毫无价值的，轰轰烈烈死去——“我有一个关于东方的幻想，身材修长的东方女人，身着中山装或和服，为着不值得的外国人的爱而死去。她们生来就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不管我们给她什么惩罚，她都毫无条件地接受，并且因为爱情的力量而变得坚强，这个幻想已变成我真实的生活……我心中有个东方的幻影，在那双杏仁般的双眸深处，她仍然是个女人，一个愿意为男人的爱而牺牲的女人……所以，最终在这远离中国的监狱里，我找到了她，我叫她René Gallimard，也叫蝴蝶夫人。”

看了真实事件里主人公初遇的旧照，当时René的原型布尔西科20岁，高大英俊，光华不输任何好莱坞影星，时佩璞当时26岁，透着聪慧沉稳。到了他们受审的庭上，布尔西科已经是个轻微发福面有怨色的中年人，而时佩璞依然眉柔眼秀——中国人天生的柔韧，赐予他抗拒时间的内力。他死了，布尔西科仍说，这辈子都不原谅他。遗忘淘尽了虚妄，留在脚下的只剩碎成瓜子壳的旧日时光，可以开始盖棺论定，两个人的故事移到银幕上去讲，戏说和人生原来根本是一路的，你试着不讲政治纠葛时代风云，看出的就是本质意义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深刻欺骗，爱欲纠缠。

布尔西科在狱中也自杀过，只是未遂，没有电影里死得决绝和艺术。
心不是死于屈辱，而是死于没了爱的绝望。这倒错的爱，和倒错的性别，以及倒错的价值，就这样落幕了。

不是有那句现成的话么，
深情即是一桩悲剧，必得以死来句读。

八十年代轰动法国的中国间谍时佩普六月三十日在巴黎去世，终年七十岁。法国媒体七月一日从时佩普周围亲近的人那里获知了这一消息。此案离奇之处在于时佩普男扮女装，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却信以为真。1994年，好莱坞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拍了电影『蝴蝶君』，一时街谈巷议。

京剧票友时佩普于1986年被法国特别重罪法庭以间谍罪判处六年徒刑。与他同时获判六年间谍罪的是法国外交部工作人员伯纳德∙博斯考特。伯纳德的罪名是从1977至1979年间，通过时佩普向中国提供了30多份法国外交文件。

此案被认为是法国侦破的第一起中国针对法国的间谍案。主角时佩普男扮女装，假戏真做，伯纳德∙特始终以为时佩普是女性，拼命追求，相爱，并真心相信与对方生了孩子。当时佩普锒铛入狱，伯纳德还拒绝相信对方是男的，直到警方把他与时佩普关入一间囚室，他才大梦初醒。

1964 年圣诞节，法国驻京大使馆20岁的工作人员伯纳德在节日晚会上认识了喜欢男扮女装，演花旦的时佩普。时佩普当时26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伯纳德一见钟情。整整20年间，伯纳德相信时佩普是一位女子，疯狂恋爱，追求不舍，期间多次更换驻外国家，都想法设法同时佩普见面。中方间谍部门见状假戏真唱，将计就计，在组织安排下，时佩普开始认真地同伯纳德周旋。1965年，时佩普告诉对方已有身孕，后来从新疆抱来一个蓝眼睛婴儿顶替，对这一“中法结晶”，伯纳德坚信不疑。就这样，许多法国外交文件源源不断经过伯纳德之手转移到中方情报部门。

1982年，伯纳德把时佩普带出中国大陆，到巴黎定居。第二年案情露馅，双双入狱，伯纳德这时才明白时佩普是间谍，而自己受到了中国情报部门的捉弄。在法庭上，伯纳德为自己辩护说，他是为了对时佩普的爱，为了避免他们的关系受到中方禁止才做了背叛祖国的事，他解释说，那个时代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很容易受到中方的禁止，同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儿子”的前途。

时佩普本人在1987年得到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特赦，从此在巴黎定居。
（新闻来源：RFI）

试译自《Cronenberg On Cronenberg》一书

【请勿转载！！！】

———————————————————————————————

黄哲伦创作的《蝴蝶君》1988年3月在百老汇上演，并获得了当季托尼奖的最佳戏剧奖，曾在30多个国家演出。不出意料，在舞台上的成功令一大批公司都来竞标它的改编权，而David Geffen（《蝴蝶君》的百老汇版出品人、与华纳兄弟有合约的Geffen Pictures公司所有人）拒绝了它们。《蝴蝶君》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法国外交官Rene Gallimard和京剧优伶宋丽玲的离奇爱情：Gallimard并不知他的意中人其实是一位男性，并且是中国政府的间谍——只当他们双双因间谍罪被捕时，Gallimard才被迫面对宋丽玲的真实性别。
大约是被Cronenberg的执着兴趣所打动，Geffen很乐意让他在合适的预算下执导电影版，也愿意由黄哲伦来写作电影剧本。若是导演Cronenberg对黄哲伦的方案不满意，他可以再另起炉灶。“我说好，因为我是个懒人，而这是他的剧本，管他的。”参照Cronenberg的团队意见，这出戏的预算定在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17,000,000~18,000,000美元。余下的问题则全都聚集在剧本上了。
（导演：）
我开始跟黄哲伦讨论剧本，告诉他哪些是我所感兴趣的，哪些不是。在他的第一稿里有一条关于美国人在越南的支线，还有一些场景是往越南投弹。我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这出戏应该围绕两个主角，以及他们如何共处。” 显然，Geffen的经理认为剧本需要这些东西，令它变得电影化。但我们抛弃了这些从头再来。并且，原剧本里的性别政治太过于简单而标准了，人们天天都在报上读到这种内容：关于女性和性别的特定烙印。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得更微妙、更复杂、更动人一些。从戏剧版里我完全没有看到情感上的骚动——最后我是在洛杉矶看到了舞台演出，演得非常露骨，以凸显那种卡通式的本质。你仿佛在看一种图解式的、几种势力而非几个人之间的斗争。
我说：“首先我不接受你这个预设：所有在西方背景下的人都对东方的神话着迷。这个太过了，你已经预设了Gallimard的不利地位；他痴迷于歌剧《蝴蝶夫人》，他是个十足的呆子，他还在性方面非常拙劣。我认为这说明了你对自己的预设不自信，因为在技术层面来看这个预设，就该对西方世界的随便一个路人都有效，他甚至不需要看过《蝴蝶夫人》。”事实上，第一版的剧本始于年幼的Rene Gallimard趴在母亲膝头、看着《蝴蝶夫人》啜泣，同时在情感和欲望上都完全被唤醒了。我说：“这实际上将它设置成了一个特例，却试图从中反映一种文化上的共识。我们为什么不测试一下：抛开《蝴蝶夫人》的支撑，设定Gallimard从来没看过它。”
可以想见，有人会指责我的去政治化。我觉得，关于性别和文化神话学的政治内容确实是存在的，但它要更微妙，才符合我对“电影能做什么”的理解。在这个领域，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更为敏锐细腻的载体，尤其是它的台词对话，因此我必须要看到Rene和宋丽玲面对面地说出这些内容。在舞台剧里他们只是慷慨陈词，而剧本的结构令这点更加严重——Rene站在一个优势地位去回顾、评论自己的一生。这对电影剧本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样不好，因此后来修改了。Gallimard方面的自我意识太多了，这也来自原先舞台剧本的结构。


从剧作家自己的出版编后记中明显看出，黄哲伦作为第二代移民的美籍华人，他的兴趣点公开地甚至是根本上聚焦在《蝴蝶君》里的文化、性别、政治维度上。作家阅读了两段《纽约时报》上Gallimard（原型人物：外交官Bernard Boursicot）和宋丽玲（原型人物：时佩璞）的真实情况，产生出解构《蝴蝶夫人》的灵感。剧本所教诫的——种族和性别的刻板印象、政治和论争——与导演Cronenberg的政治理念相冲突，更重要的是，编导对这出戏在艺术实践上的可能性也有不同的理解。导演必须将它变成自己的故事——融注更多的异国血液，同时，在黄哲伦/ Boursicot/Gallimard的故事中发展出导演内在的兴趣：在身体和精神上“转化”的渴望与可能性。
（导演：）
记得当我接到黄哲伦的二稿，我有点起鸡皮疙瘩，并且理解了很多地方。我不打算去分析为什么，真这么做的话我就成了批评家。但关于“转化”的念头在我脑中驱之不散。关于蜻蜓那一幕是我创作的，不在黄哲伦的剧本里，也不在公演的舞台剧上。我把这一幕放进电影，它对我而言是完美、微妙又隐晦的：蜻蜓的出现是“转化”的结果。我认为Gallimard无意中响应了这一点，他将自己“转化”成某种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这个想法传达的理念是：真实是被人创造的，对我们来说没有除此以外的真实。Gallimard在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真实，并且由于他自己的原因，宋丽玲协助了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我之前做过，但可能不是这样来做。
某个时候我的摄影师说：“我真怀念你原先的台词”。我知道他的意思，但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振奋点所在。你不能像在Naked Lunch或者Dead Ringers里一样讲台词。我不打算摒弃《蝴蝶君》的戏剧基础，我希望让它带有一种歌剧和话剧的风格。若是抛弃这些而让演员去说街头语言，反倒是一种错误。因为Gallimard正是在创造自己的歌剧，尽管他自己不知道。他为自己的人生创作了一出歌剧，并且要成为它的主角。因此我想到了这种“半戏剧腔”的对白，你可能会觉得“没人这么讲话”，但同时觉得“虽然没有，但他们在这电影里就应该这么讲”。要让宋丽玲来说出这些箴言，特别是当你意识到她的目的是什么、她如何帮助Gallimard创造他们的浪漫和幻想的时候。这应该是戏剧化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
有一个场景是宋丽玲坐在床上说：“我鄙夷这些服装，以及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堕落玩意，但为了伟大舵手，我愿意这样做。”被强迫成为同性恋者，同时当然也爱上这个身份，需要并且渴望这一切，同时也被这一切所羞辱。这种有趣的杂糅物是剧本自带的，并非我个人的发明。这很令人产生共鸣——被强迫做一种你本身渴望的事，你几近绝望地渴望它，但它又是不良的，除非你是被迫在做。不过，正如剧本里一样，我们没有走进宋丽玲的内心，当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
我认为这是“转化”主题的一部分。人们希望被迫而为。我说的不只是在性方面，这只是其中一种我们可能实现的隐蔽生活。他们的秘密生活提示了转化的可能性：允许你成为另一种人，并且释放出你的本色、你的过去、你的文化、你的情感生活，以及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件可怖的、也是无比诱人的事情。


Cronenberg让Jeremy Irons饰演Gallimard。我们第一次看到Cronenberg的男主角在别的故事里又一次登场，造成一种陌生的、令人惊惧的、又出奇引人共鸣的效果。Cronenberg的男主角是不是都只生活在特定叙事下的隐蔽地狱？他们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未来，越过看不见的尴尬的命运或是表面上的自毁。只要一看到Irons在中国出镜——具体就像他作为Elliot和Beverly在Mantle诊所的惊人演出一样（参见“Dead Ringers”）——令人产生一种不安和紧迫的危险感。一个Cronenberg的男主角偶尔闯入了现实世界，我们已经可以预期他最坏的境况。
（导演：）
在这部电影里，Jeremy是Beverly和Elliot的结合物，更像Beverly。开个玩笑而已。说到这些场景以及如何演绎它们，如果有可供查阅的历史，往往会很有趣。它按照你的摄影师和工作团队的方式去运作。你们从来不会相互厌倦，因为在彼此挑战：不是对自我而是对工作的挑战。这很有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按预算去做事，我们不能把大量时间和金钱消耗在自我的事情上。我们仿佛在做一场流动的手术——非常紧张高效。和我共事的人有大量的事要做，包括我对剧本的残忍无情。事实上这尽管是我最高的一次预算，它也还是很紧张。我不想失去这种至关重要的感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但我觉得，“Jeremy和我会相互厌倦、因为熟悉了对方的路数而不再发挥出最大的能耐了吗？”不，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足够紧张敏锐，既安逸又紧张，我们并不视任何东西为理所应当。这才有足够的危险性。当然，尊龙在拍摄中也是一个强悍的存在。尊龙和Jeremy之间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他们很快改变了一切，因为在Dead Ringers里是Jeremy跟自己在演对手戏，没有旁人。在某种程度上说，尊龙是Dead Ringers里另一版的Genevieve Bujold。他在拍摄过程里一丝不苟地变成了个女人，他希望Jeremy甚至不要看到他作为男人的样子。他在拍摄中完全变成了个完美的女子。如果你要看女性特质，那么看他就是了。


《蝴蝶君》事实上是Cronenberg第一部在加拿大境外拍摄的电影。它一共在四个国家取景：中国、匈牙利、法国和加拿大，从1992年8月12月初。预告片在完成正片之前交由华纳去排片，却引起了预想不到的震撼，。Cronenberg将电影的景观拍摄和群众场面最大化，似乎是想将它做成一部史诗规模和视角的电影。但实际上，从电影自身显现出来的——Cronenberg首次境外取景的最高成就，是他降服外景的决心和手段。几乎是在一种反David Lean的手法下，中国长城摄人心魂的美似乎被用来承载那种私密而精致的情感。看起来像是Rene和宋丽玲亲自设计了这一景象，而非空落落地游荡其间、在这种大片奇景的触发下无意中参与了行动。
（导演：）
当David Geffen看了预告片，他说：“这是电影里的？我们是在推销电影里没有的东西么？”我说：“不是，所有这些镜头都是电影里的，但它不是David Lean那类型的片子。”我开玩笑地说过这是我第一出David Lean式的电影，因为这是预告片看上去的效果，一出像《日瓦戈医生》般的史诗。但事实上显然不是。华纳被震惊了，他们说：“你拍了一部在我们一直在重温的电影！上帝，一千七百万美元拍出了五千万美元的史诗！”因此他们非常兴奋。我的兴奋则因为自己用不多的钱拍出了电影，而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在电影中都有完全确切的隐喻之处。
我不想像The Russia House一样拍电影，那是一种教训。它在艺术上不太成功，因为当中充满了对展现列宁格勒街景风光的迷恋。当你只希望看着演员的脸时，摄像机却转向了窗外。不敢相信摄影机为了拍建筑的葱形圆顶之类，究竟用steadicam做了多么频繁的移位。我就在想：“上帝，我不想犯这样的错误。”《蝴蝶君》里的事物在哪里就是哪里。不过，我还是希望捕捉北京后街小巷的景象，因为我从没见过它们，而不是司空见惯的天安门或者紫禁城。我不想变成一个游客，但这些建筑在电影里恰如其分，因为Gallimard确实爱上了中国。
镜头切换到Rene和宋丽玲在长城边的时候，观众可以喘一口气了。但片刻的松懈在对宋丽玲的一个大特写后结束了，那里没有360度地展现雄伟景观，长城不是一种装饰品。Gallimard被长城和在那里的宋丽玲引诱了，但他所感知到的比观众更多。是他（而非观众）为当时的景象所沉醉。
拍Scanners和Rabid的时候有很多街头戏，无法想象的低预算，枪战、坦克、爆炸、撞车，这些在取景地全是不可思议的（对我来说Montreal就是取景地，我不以那里为家）。所以这只是又一次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怎么样让它服务于电影？这其实不成问题，当然了，基本上这部电影就是两个人的室内戏。


Dead Ringers的曾用名是Twins，直到发现它与Ivan Reitman的电影重名而改。Naked Lunch则不得不和一批相似的作家题材电影竞争（包括Stephen Soderbergh的Kafka，还有科恩兄弟的Barton Fink）而在《蝴蝶君》制作期间，Neil Jordan的The Crying Game面世了，“我简直哭笑不得。”Cronenberg这样描述他自己当时的反应。Jordan的电影描述了一个IRA成员（Stephen Rea）起初绑架并准备处决一个英国黑人士兵，而后爱上了他的女友，结果却发现这个女友（Jaye Davidson）事实上是个男人。这犹如一枚在《蝴蝶君》性别转换线索后引爆的小炸弹。不仅如此，这出小成本英国电影赫然造成了美国电影市场上一场出人意料的大轰动。
（导演：）
当你开始拍一部电影的时候，它就像是将宇宙中的某种能量显现了出来，然后这种特殊的能量在各个地方、各自独立地开始爆发。现在到处都是关于异装癖的电影，我想等我们的电影推出，还会有至少十部类似的电影出现。如果一部电影拍出来，却没有别的片子与它有哪怕一点牵强的相似，那该多好。
我们将永远不知道若是没有The Crying Game，这部电影的命运又会如何，我觉得它们不幸地彼此相似。我说“不幸”是因为现在你无法剔除The Crying Game来看待这部电影。The Crying Game讲述了两个男人的爱情——其中一个不知道另一个是男人——一种甜美纯情、又在某种诡异情形下显得毫无威胁性的感情。出乎我意料的是，即便在中产阶级异性恋男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喜爱这部电影。相形之下，我仿佛成了妖魔，但我认为，这是因为她（Jaye Davidson）太像女人了，即使“她”长着男性生殖器。有一个镜头是她剪了短发，你本应该觉得“噢天哪，她看上去像个男人”，但事实上并没有，因为短发的她看上去更加有女人味了。这就是我为什么选用尊龙（而不是一个与Jaye Davidson类似的人）来演。我不希望看到某个女性化得天衣无缝、像个变装皇后一样的无名演员，我要的是一个男人。当Gallimard和宋丽玲亲吻的时候，我希望这是两个男人在亲吻，我希望观众能感知到这一点。因此，相比于完全不希望公开这一点而启用无名新人的The Crying Game，我们的电影要开诚布公得多。
我试镜过一些跨性别者，他们过分地女性化了，除非看到他们裸体你才能相信他们是男人。他们过分完美了。我观察过其中一个人，一个录像带里的英国/中国“女人”，我说：“她不是个男人。她完完全全是个女人。”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因为你必须先扒光了这个女人，再让镜头聚焦到她胯下，才能让观众知道你不是换了个人。这是种错误的欺诈，尤其当我看到这样一批候选人：他们的女装打扮令人信服，但在庭审戏里毫无冲击力，在囚车戏里毫无冲击力——看起来要么是个小男孩，要么仍然还是个女人，这都不对。《蝴蝶君》对我来说是一部关于转化的电影，这也是吸引我去做的原因。这里必须有成为男性的转化，如果找了这么一个完美女人来做，你就没法转化他们了。
只有Jeremy得到足够的东西作为协同，电影才会有说服力——Rene Gallimard拥有足够的女性特质来协同他，所以他能够创造出一个关于女性特征的幻象。我不希望把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我希望观众理解为什么他没有看破真相。在电影的结尾你应该意识到这当中有一种意愿：他决定不去接受宋丽玲是个男人的事实，他有他自己的原因。原因很多也很复杂。
在《蝴蝶君》和The Crying Game之间还有很多平行之处，不只是在跨性别上，还在于跨种族和跨文化上，它们都发生在处于政治热点的环境下。所以这其中有非常多可以作为比较的地方，但它们还是很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作那番开场白大概是因The Crying Game的反响所致。令我欣慰的是，华纳兄弟的人看了说：“我们觉得你小题大做了，你应该忘了它，那是另一部电影。你应该就投入到这一部，它有它自己的生命。”


“那番开场白”指的是Cronenberg在一场试映上的一个尝试——缩小观众对接受尊龙作为女人的潜在问题。这才能在揭露出与The Crying Game相同的谜底后仍然震惊观众。那番开场白作了一个尝试：提前将谜底泄露给观众，告诉他们宋丽玲其实是个男人。但放映的结果显示，对观众承认这种确定性，并没有真正令他们得到所需的宽慰。观众仍然对这两个男人间的柔情与肉体之爱感到不安（后者在The Crying Game中是缺席的）。那番开场白，不论是否旨在劝诫“后The Crying Game时代”观众对揭示真相的期待，都令《蝴蝶君》更微妙的主旨得以保留。这个主旨在Jeremy Irons在庭审初见男装宋丽玲时的表情中，也许更富有表现力。
（导演：）
在那个脸部特写镜头里我们演绎了许多内容。其中之一是：“为什么她穿成这样？为什么她假扮成男人？”一个短促的笑，然后是一阵困惑，然后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反正是知道的，只是我不想去知道。”这是很复杂的。这也是为什么《蝴蝶君》在某种诡异的角度上来说不如The Crying Game那么主流，虽说你可能觉得The Crying Game是两者中比较边缘的一个。
后来我们意识到《蝴蝶君》在性别问题上令中产阶级更为不安。它在艺术上令我欣喜，在商业上却令我们沮丧。我自然是希望它能获得一个高票房，因为我希望人们都看到它；但在另一方面，我并没有对某些在The Crying Game里逃避了的困境作出退让。例如说，Stephen Rea饰演的角色本应该把那个黑人士兵处决掉，他应该枪毙他，这本来可以让电影变得更有冲击力，因为这样他的愧疚就会更深重。电影里让他去追捕那个人，然后让那个人被坦克轧死，这几乎是一个好莱坞式的处理方式：“我们不希望让观众不喜欢电影的主角。”而我不希望让Gallimard变得太令人怜悯。
片子里有一个关于“入乡随俗”的主题，Gallimard对自身的文化不满，从而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亲身投入到另一种文化中。这种做法是一种自我厌弃：就像有些人学习他国语言，嫁娶不同语言的配偶，完完全全地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父母亲朋、自己的生活轨迹去投入另一种文化。这是只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后来所接受的这种文化并不是你自己的，你永远是一个外人，尤其是对于中国和日本这样的文化。那里缺乏熔炉精神，他们不希望你变成中国人。
这一点在电影里也存在，对自我和对文化的厌弃并存。但因为我们不是在检视Gallimard的孤独过往，我们观看的是一个过程而非心理状态。对“转化”的渴望，变成一个完全的他者。我们一方面从文化上实现它，另一方面从性别上实现它。
如果说这个故事是关于被抑制的同性恋，那么就过分简单化了。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结尾那种方式的自杀了，Gallimard不会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女子。这是复杂而陌生的，但我想其中的基础在于他对自己性取向的妥协。我不知道，如果我脱离了原有的剧本去拍电影，也许就不会在这方面更触近真实的故事。Gallimard的原型初遇他的宋丽玲时，宋穿着男装，作为一个京剧男旦被介绍给他，宋是一个非常女性化却身着西服套装的男性，并没有穿裙子。他们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一年之后的某个时刻，作为密友的宋丽玲说：“我真的爱上你了，你可以和我做爱，我们可以当情人而不只是两个男人。我母亲想要一个儿子，因为在中国只有儿子是被珍视的，当她已经生了一堆女儿后，她就说我是个男孩，然后把我当男孩养大，但我其实是个女人。”宋丽玲似乎感觉到：真实的Gallimard爱上了他，但他不接受自己出柜、和宋做一对同性恋人。宋不得不为他的Gallimard创造出一个女人，这真是很有趣的故事。若没有黄哲伦的戏剧，我可能对这个版本更有兴趣，但这样做的话故事就变成只是关于被压抑的同性恋了。


《蝴蝶君》最后立足于一个情景，在庭审之后，Rene和宋丽玲一起搭乘囚车经过巴黎：Rene在前往监狱的路上，而宋丽玲在被飞机遣返的路上。这为角色和观众提供了唯一机会去达成和解与理解。Rene必须面对宋丽玲生理上的性别。在The Crying Game里，Stephen Rea 饰演的角色一眼看到Jaye Davidson的性器官就呕吐起来，而受到愚弄的观众也被他的乔装所震惊。
（导演：）
Rene和宋丽玲在囚车的最后一幕是我的主意，因为我知道没法像舞台剧一样让这一幕发生在监狱里。宋丽玲显然不会被允许在Gallimard的监门外脱掉自己的衣服、大喊大叫而没人来阻止。而当它在舞台上游离地作为某种回忆出现，则没有问题。对于将这个电影经典场景置于囚车里，我仍有一些担忧。但你还能把它放在哪儿呢？它被设置在法庭和监狱之间。我们并没有在真的囚车里拍摄，这几乎是一场赌博。这个场景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幕，谢天谢地，它成功了，它仍然是两个人在一间房里的戏。
我不想展现尊龙的性器官，因为这就令整个场景变成围绕性器官展开的了。我觉得关键在于Jeremy一瞬间看到了它，这就够了，我不觉得观众也需要看到它。这跟The Crying Game非常不一样，因为你必须看到它，否则你绝不会相信Jaye Davidson竟然是个男人。在这一幕里的裸体（而非性器官）很重要，因为宋丽玲说：“感受一下我的皮肤，它还是跟原来的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不是要展现自己和想象出来的宋丽玲有多大差别，而是展现他们是多么地一致。
宋丽玲是这样的造物：被虚构出来的男性、女性、东方、西方。当宋丽玲不再是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形象，却仍在囚车一幕中鼓起勇气向Gallimard啜泣道：尽管不能与他们共同创造出的样子相比，他也仍然要爱它。这其实非常适用于很多一般的关系，当极力压抑的疑窦崩塌了，有许多你们共同创造的东西就会不复存在，有许多婚姻正是因此破裂。你们对彼此一清二楚，但你们并不喜欢自己看到的真相，因为这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你们就分手去和别人共同创造别的的什么了。
“只有男人知道该怎么去演女人。”这是剧本的台词，也是我想表现的。关于女性性别的观念是男性创造出来的，关于对方的性别特质也是我们双方达成共识的、为对方创造出来的幻象。这从某种意义来说很迷人，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又很可怕，因为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来说并不存在关于性别的真实性，也不存在完全纯粹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这是Crimes of the Future的前提所在：当女人缺席的时候，男人会在他们中间发掘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并且保持某种平衡。我相信，你可以去创作一个关于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的故事，而男性和女性的特质也会在其中浮现。


在Naked Lunch里，Cronenberg也在同性恋和间谍的关联上游戏了一回：Bill Lee为了在Interzone隐蔽活动，“被迫”用致幻剂披上同性恋的伪装。然而在Cronenberg的观念里，这为Burroughs的真实性取向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解决方式；而一些适用在Naked Lunch里的问题，在《蝴蝶君》里也有所继承。这一次，Bill Lee想象中的杀虫剂变成了非常真实的蝴蝶君宋丽玲，她操纵着不确定自己性别身份的、Burroughs的对应人物Rene。但与变换着虚拟政权的Interzone相比，《蝴蝶君》的政治语境是非常具体的。
（导演：）
革命是被人们所利用的。这里有个绝佳的例子：一个人说着“我几近绝望地要变成别的东西”，而后说“我不能拥有别的身体，我不能给你别的身体”，但同时他希望这能够实现，并且转向内在地去实现它。这也是我要减少政治内容的原因：你在电影中所见的政治要服务于未曾明言的意愿和渴望。所有关于红卫兵的事情，都是Rene所希望消除的过往——邪恶地、激烈地、残忍地、彻底地去消除。这是一种非常个人的冲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人创造了政治，若没有人类的渴望和疯狂，就不会有政治，所以对我来说，让这两者走到一起最好不过。
这方面如果做得太多就没意思了。我尽我所能地让它们保持平行。这也是在舞台剧中不那么明晰的。我尝试加一点什么，把宋丽玲安排得更巧妙些。在和Rene相遇以前她就是间谍了吗？未必。这是一种多么专门化的间谍——变装的京剧演员！我是这样跟尊龙讲的，当宋丽玲遇到Gallimard的时候，她用平常的甚至是挖苦的语调讲话，看到他上套了，就领他离开大使馆人员，以防别人拆穿她的男儿身，然后看看这能演到哪一步。她满足而兴奋地令他受到诱惑而爱上自己。而后她被他俘获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加进那一个镜头——宋丽玲的女佣淑芳从窗口窥视他们——这是拍摄中临时加进的。我希望暗示出是她告发了宋丽玲，而宋因此成为了间谍，否则她将因同性恋行为遭受严酷的劳教。因此她得以参与政治游戏，以此苟全。不管怎样，她是被迫去做一种自己想做的事，但那是带有附加条件的。
终于，红卫兵登场了，他们完全是另一股势力。这对于美国人的眼光来说并不是太熟悉，所以我加进了这句台词：“现在所有的艺术家都被认为是罪犯”，这个声音从扩音器传达到劳改营。我还加进了一段画外音：一个醉汉在谈论巴黎酒吧的左派学生。巴黎的人对中国人在干什么感到困惑，他们不理解。我当然意识到，他们怎么会理解？他们住在Santa Monica，大概20岁上下，什么都他妈不在乎。这种变化表明，这股新崛起的政治力量绝不会纵容宋丽玲。旧政权衰微了，才眼看着这种祸害发生，新的政权则不会这样，除非作为权宜之计来利用她。她的所作所为太堕落了，因此她要被送到劳改营。


《蝴蝶君》在观众中成功与否，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接受这个概念：Gallimard至少在一定层面上被“宋丽玲是个男人”所震惊。这在剧场的形式下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而对电影版则遗留下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把布景、角色、行为变得更具体真实。真实的历史资料似乎显示，Boursicot和时佩璞共同生活了20年。在他1986年的庭审上，Boursicot坚称自己是为了爱情而不是金钱而泄密的，他还告诉法庭：“我们不得不对这段罗曼史保密，并且时常在暗处共处。这就是我犯下错误的原因，我从未完整地看到过他的性征，他非常羞怯，我以为这是中国的传统。”
而Cronenberg不但直面此事，还让Irons演的Gallimard成为一个有性经验的已婚男人（而非年仅20岁时遇见时佩璞的Boursicot），这种典型的Cronenberg式特点令电影的预设更富有冲突性。他们在黑屋中做爱，摄像机一瞥而过，从而使这个场景的挑战性更加倍了。
（导演：）
当看到囚车场景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预期到会有更多的东西发生。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惊人的念头——或许你带走一个妓女，而她却是个男人。现在这个念头看似已经被我淡忘了，但事实上却无处不在！几乎没法找到一个妓女看起来像而事实上也是女人。我觉得只有当观众不接受Gallimard表面上的愚蠢时，才真是一件糟糕的事：他们觉得这像是一个不能运作的机械，那么你就麻烦了。但如果他们能设法让它在脑中运作起来，就算不错了。某种程度上说，我故意挪开了这个防护网——我抛开了所有关于Gallimard在性方面的呆滞笨拙的的限定因素，这些因素会让你相信他可能被骗，那我就不会用Jeremy来演了，因为让他在银幕上受骗很难令人信服。现在我正是想要Jeremy来表现，因为你能感受到一种被故意搁置的疑窦，他不是被人愚弄了，他是自己希望被骗。
我经常被众人的解读所惊讶，他们不能相信为什么Gallimard对宋丽玲的真实性别如此无知，因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要进行阴道性交，因为这才能满足一个男人，那么他怎么可能没有发现？众人甚至根本不愿意考虑他们可以通过肛交。我觉得Gallimard的真实原型仍然会否认这一点，而辩解说他是在时佩璞的大腿间交媾的。我在想，“对嘛，是在大腿间，再加上手和嘴。”我再多强调一些。宋丽玲捏造了一种假的中国文化，一种假的古代中国式做爱方法，并且做得美妙诱人。那个小场景下，他们在黑屋中——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做爱，她是用手在做？还是在她大腿间？或者是肛交？到底是在哪里？我觉得人们不得不接受：人实际上有多么诡异。在维多利亚时期，男人确实会过了20年仍没有看过自己妻子的性器官，这不是什么惊人的事情。人类的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从繁殖的机能上剥离开来，因此在现在看起来几乎是一种诱人的力量。其中有太多内容可以挖掘，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

———————————————————————————————

【一切以原文为准，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