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一 慈禧太后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地鼠”，谁冒头就敲谁几下脑壳。 李鸿章势大，便用张之洞翁同龢牵制，反过来再以李鸿章压制这双方。光绪帝和他老爹个头大，放在身边亲自看护。 不冒头也要套出你的心思，时不时抛个诱饵，投石问路，几个回合下来你就原形毕露。 太后想去北洋观兵，光绪帝兴奋的要死，马上露出冒进的尾巴。醇亲王在军舰上得意忘形，即兴赋诗一首，醇李联手抢班夺权之心昭然若揭，慈禧一顿痛斥，天生胆小的醇亲王肝胆俱裂当场吓死。即使自己身边的亲信李莲英也不忘敲打，“让你去北洋溜达溜达，是看看你出了宫是什么德性！”同时又探了李鸿章的底，北洋待遇优厚，李鸿章在银行有存款，但这些都在容忍范围之内，因为李鸿章，“劳苦功高，给大清争了面子”，慈禧多疑，但聪明，不昏聩，所以谁诋毁李鸿章都不买账。 北洋观兵，一石四鸟，皇帝先露了头，检阅了李鸿章的家底，拷问了醇亲王光绪老爹，又敲击了身边的小李子。 二 太平天国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军队“私有化”，国家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拼光之后，曾李左张的地方乡勇便成为主力，千年以来的兵之大忌产生了，将专其兵。 于是便外重内轻，满轻汉重，山头林立，各图自保。每个人都口口声声朝廷社稷，但各个都有个如意算盘在心里。 所以，李鸿章能以地方身份领导全国洋务，足见之奇葩。同样来自地方和中央多方位的掣肘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内耗之大足可料想。 这种上下猜忌，左右倾轧的格局最终酿就了甲午海战的苦酒。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旅顺告急，李鸿章求助山东巡抚李秉衡，光绪帝亦多次诏谕，但李秉衡就是按兵不动；两代帝师翁同龢，掌户部大权，对北洋经费大肆节制，以至北洋水师修缮不及弹药奇缺，临阵只能八艘军舰参战；甲午海战持续九个月之久，但大清国另外一支南洋水师却始终坐视；翁同龢节制北洋经费却鼓噪开战，心机狠毒可见一斑，光绪帝只会鸡血般上蹿下跳，慈禧太后只关心六十大寿，每天几百道菜依然无处下箸。 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难怪李鸿章慨叹，北洋以“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甲午海战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正如他所料，拼光了全部家当后，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甲午战败，几家欢乐几家愁，消除了政敌，地方督抚弹冠相庆，即便是那慈禧老佛爷，心痛之余或许也在暗暗欣喜。上上下下全无家国，唯有自己的机关心思如意算盘，岂能不败？独独苦了我四万万生灵。 将专其兵之弊，流毒甚广。 且不提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单就中日第二次战争，也几乎败于这军队私化之上。地方军阀多亦如李鸿章，“保船避战”，或如李秉衡之流坐视不理，即便是那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如慈禧太后一般有个小伎俩，借日本人之手消除异己。 实是多亏了我共产党，扶大厦于将倾，救社稷于危亡，犁庭扫穴，复土开疆，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匡扶华夏，扬威域外，千年时局，一朝鼎固。 三 盛宣怀问李鸿章，为什么不查办利用北洋军舰走私一案。李鸿章说，军舰走私，牵扯太广，水师不能乱。 李鸿章所言极是，法不责众还是颇有道理的。水至清则无鱼，很多事不可书生意气，现实总比理想复杂的多，凡事总有个得与失，利与弊。当事情已经败坏到影响大局的时候，彻底根除无异于挥刀自宫，势必挫伤根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的时候，就曾因为贪污警员太多面太广而被迫妥协退让。 这也是清末，处于最高统治阶层的慈禧太后不敢大手术的原因，也是慈禧太后相对于光绪帝老道稳健的地方。 但是，时不待我，清之所以亡，皆因一个“晚”字，它的人民已经失去耐性。 四 中途弃主已是大忌，偏又落井下石，若非李鸿章海量，袁世凯从此便会“夭亡”。李鸿章看得不错，四姓家奴（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奕劻），不反才怪。 野心总是伴着能力膨胀，能量爆棚，自然胆子渐肥，没有谁一开始就想谋反，王莽，袁世凯也如此。 五 历史上，政治力量的博弈往往是很微妙的，真的可谓毫发之差差之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时候，一个细节就有能改写历史。崇祯皇帝时期，明清和议，就因为陈新甲将密约无意中泄露，最终导致和谈失败，双方再次反目，最终明朝灭亡，不然明朝还可苟延。 再比如，维新变法，康有为这个二货，宫廷戏看多了，居然整出个帝党和后党，就因为一念之差，严重估计了帝后矛盾，鲁莽地制定出一个臭屁的“围园杀后”，才最终导致“戊戌六君子”，导致变法失败。中国历史就此改写，不然变法一旦成功，中国将比之今天还要强盛数倍。 历史的得与失，往往间不容发！细节往往能够扭转历史车轮的走向。 这就要求参与历史博弈的政治力量，都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国家无比忠诚无比严肃的态度，肩负历史重任，万万不可儿戏，慎重，再慎重，你们的肩上扛着的是历史的车轮！ 政治博弈中有对抗，更有相互的妥协，妥协不一定是投降，妥协有时候是一种明智的斗争方式，有时候妥协比对抗更重要。 宋辽和议，享百年和平。英国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和斯图亚特王朝妥协，结果走上了光明大路。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同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合约》，也是成功范例。 现在的某些香港人，太过高估自己的实力，无责任无节操，将历史重任等同儿戏，有时候历史发展就断送在这些心胸狭隘颟顸愚钝还高傲自大的人手里。 六 电影《指环王》里有一只至尊魔戒，它能够诱惑你去占有它，有了它，就会拥有控制一切的力量。魔戒诱惑每一个生灵，即使高贵的精灵族，勇敢善良的甘道夫，也抵制不住引诱。 人世间，权力就是那魔戒。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扇地狱之门。 贪欲，是地狱里的魔鬼。 诱惑有多大，贪欲就有多疯狂。 而权力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金钥匙。 所以，清帝逊位实是被逼迫，孙文让权也是出于无奈，袁世凯称帝却也是，人性使然。 谁也别骂对方有多卑劣，吹嘘自己有多崇高，在权力这面照妖镜前，再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现原形，露出禽兽的本性。 道德与崇高，储藏在乌贼的墨囊里，…… 七 爱国主义是个好东西，就像漂亮的糖纸，如果需要，谁都可以将自己的私心包裹进去，推销给外人。 西方各国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这下踩了太后的尾巴，立马跳将起来，出离愤怒了。 中法战争，藩篱尽撤，她不怒。 甲午海战，海防尽失，她不怒。 权力要失去了，她便出离愤怒了！ 将自己的私心，用爱国主义的糖纸包裹好，抛出去，一切为了大清江山！ 正如同光绪帝训斥刚毅，“向十一国开战，你疯啦？！” 即使几十年后的战争疯子希特勒也不敢同时向十余国宣战。 这是，作死的节奏。 为一人之私，与全世界为敌。 割别人的肉从不心疼，踩自己的尾巴就急眼，假国家之名，行苟且之事，以崇高的名义绑缚最无耻的私欲，不惜裹挟天下苍生，甚至这满朝耿忠之臣。 义和团就像哮天犬，被适时的放出。 八 袁世凯三次差点掉脑袋，鬼门关过来的人深知权力的威仪。 利刃在手，乾纲独断，生杀予夺！ 在权力的角逐中，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往上爬，越往上越安全。 九 慈禧太后要向十一国宣战，臣子们怎么看？ 明明知道主子错了，奴才该怎么办？ 公开反对开战的，你敢“逆鳞”，马上摘掉顶戴花翎，当猪宰了。 刚毅、徐桐，专是顺风接屁的庸才，主子胡闹，奴才也跟着煽风点火，只图主子一时高兴，顺了主子的心思。但他们不曾想，将来主子闯出祸来，捅了篓子，最后无法收拾的时候，谁来顶罪？！奴才专是为主子卖命的，所以这一百七十四个大清官员替主子顶包也算是死得其所。 反对是死，支持也是个死。 所以，荣禄、李鸿章是睿智的。 对待主子，有时候更应该像对待孩子。孩子胡闹，劈一巴掌打过去不对，跟着他一起胡闹也不对。好的方法就是让他闹下去，背后为他做工作，疏通铺垫拯救。等栽了跟头碰了壁，撞了南墙呼呼流血，走投无路，绝望无助的时候，再伸出双手扶起来。这时候的主子，气也出了，火也败了，性子也磨没了，知道错了也后悔了，痛苦又绝望，你的双手就是救命稻草，你就是他最亲近的人。即亮了自家本领，又有救驾之功，关键是自此以后主子便更信任更依赖更离不开你了。 所以，李鸿章装傻，荣禄装糊涂。 李鸿章告诉全天下人，太后向八国宣战的诏书是伪诏，两广决不奉诏。并联合刘坤一、张之洞抛出“东南互保”方案，将国家损失减到最低，同时通过辜鸿铭向西方列强表明中国坚定抵御入侵的政治立场，以博得政治回旋之余地。 辛丑和谈，李鸿章单刀赴会，舌战群儒，拼了老命救主子出水火。难怪李鸿章辞世让慈禧太后老泪纵横，这才是股肱之臣，国家栋梁！ 荣禄在这方面也是高明至极，装糊涂，作缩头乌龟，不掺合不表态，敷衍塞责。但是在背后偷偷为主子做工作，找后路。在大炮的标尺上做手脚，炮弹轰不到洋人的使馆，给洋人送水蔬菜粮食，并告诉洋人，北京的乱子，不是皇太后的意思，她老人家也控制不了，这样将主子从困局中慢慢打捞出来。 慈禧责怪的时候，荣禄说了一句话，奴才这条命，绝不随便卖。 这句话，值金子。 洋人要杀大清一百七十五个官员，第一个就是慈禧太后。 老太太吓得要死，绝望痛哭的时候，荣禄才最后整出杀手锏，“太后啊，您怎么不想想，李鸿章能让洋鬼子杀了您吗？” “太后，李鸿章要是挡不住，奴才立刻回北京跟洋鬼子拼了这条老命！” 荣禄的下一句让慈禧感动地直哭，“只要卖得值，奴才也卖！” 为主子卖命的至高境界就是，一定要卖得值。 十 清末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加速了满清灭亡。 假若你不想给，就别贱嗖地撩，撩的结果是全国上下集体炸毛。 自古社会变革本质上都一样，利益重新分割。 蛋糕就这么大，你多别人就少。 整个锅你都端去，甩给别人的全是鸡头鱼刺，人家不给你砸锅会飞呀？ 宪政的本质是权力下移，从理论上讲，人人都可以进入权力机枢，其中当然包括立宪派，汉族官僚，地方督抚，甚至革命党。所以，宪政一下子便把满清贵胄孤立了起来，全国上下无数双眼睛都在瞅着你，说吧，这蛋糕怎么分？ 这一时期，连革命党的活动都跌入低谷，全国上下屏气凝神，就等你揭锅呢。 结果，皇族内阁，钦定宪法大纲，全国都炸毛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皆骂。 第一：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政治格局就已经异变成弱干强枝，藩镇割据的态势已经形成，庚子国变中“东南互保”便是一例。这立宪本应是权力下移，但结果不下移反而还上提，妄图揽权于中央，借机消除割据。比如1906年设陆军部，统率全国的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还有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 汉族官僚没发现蛋糕变大，反而还小了，能不急眼能不骂街吗？特别是那个袁世凯，皇族内阁里居然没有他，他能不生二心？ 第二：士绅，传统中国特殊的一个阶层，介于官与民之间，官非官，民非民，多是科举未仕或落第士子，或者是退休回乡的中小官吏。他们是官与民之间的润滑剂缓冲垫，往往要依靠这些士绅调节官民矛盾。调节矛盾的时候，他们还往往站在民众一边。因为本乡本土，同在一个村子里住，谁也不想半夜被人在院子里扔石头。不过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往往一头扎进官府怀抱，比如太平天国。 但是，1905年废科举，大部分士子回乡，成了士绅。没了科举，前途暗淡，名利不保，他们本身就对清政府满是怨气，这股无名之火无处发泄，要搁在以往，无非私底下发发牢骚，或者借酒浇愁。但是，预备立宪了，各省设立咨议局，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以他们的资历完全可以进入，日后便是省议员，名誉地位又回来了，于是他们成为了立宪派。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咨议局就是个空壳子，狗屁权力没有还处处受制，因为清政府压根就不想权力下放。不死心的立宪派还曾在1910年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是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以后，他们多数人绝望了。于是咨议局便成了牢骚局，以前是独自唉声叹气，现在是聚在一起组团骂街。他们的心，同清政府渐行渐远。以前是一盘散沙，现在咨议局成为了他们的岗楼据点和聚集地，一个呼哨就能将全国各省连成一条战线组成一个阵地。 第三：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老百姓也跳着脚骂街。 全国上下，干柴烈火，革命党只不过浇了桶油。 十一 北洋水师每年军费是六十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赔款是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大清国岁入是八千八百万两白银。 可清朝官员之间的贿赂却是以万两银子起步。 袁世凯行贿庆亲王奕劻是五十万两。 户部侍郎唐庆昌为保自己的官职给奕劻一次就送去一百万两的银票。 管中窥豹，满清官场贪腐之严重，令人发指。 庆亲王奕劻卖官鬻爵朝野尽知，就连慈禧太后都知晓。 但是慈禧却看中了他的忠心，是一家人。 “你的毛病根儿呀，无非是一个财字。” 最多劝诫两句，“咱大清要是真给糟蹋的亡了国，你那财还从哪儿来呀？” 瞿鸿禨精忠为国，一生廉洁，结果却被慈禧罢黜，因为他，“分布羽翼，窃权不轨”。 慈禧太后说的好，“有些人有忠心没有才干，这个吗可以让他慢慢历练。可有的人是有才干但没忠心，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留着他的。” 慈禧所言也极是有道理，自古以来，从未有因贪腐而失国，只有离心而丢江山。 历代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可以贪，但不可不忠。 苏绰定律，穿越古今，黄金法则。 十二 病重的慈禧太后告诉自己的亲侄女隆裕皇后，你就要做太后了。 可是，当时她的亲外甥光绪还没有死…… 可是，光绪没有子嗣…… 该剧很隐晦的讲述了这个千古之谜。 慈禧太后最终也没能放过光绪帝，她亲手剪断了大清国最后一缕阳光。 一己之私，一人之怨，竟然扯上一国之本来陪葬。 口口声声家国天下，…… 十三 孙中山的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北对峙。 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失败。 袁世凯是攥紧的拳头，而孙中山却是摊开的手掌。 就个人因素而论，袁世凯老谋深算，权力场上摸爬滚打几十载，几次差点丢掉脑袋，揽权，弄权，拉拢排挤，借刀杀人，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荤的素的，明的暗的，那是样样精通。相比之下，孙中山便纯洁的如同小白鼠，招招式式，处处居于下风。 这革命的正途，窃以为，实是需要经历一个先集权后放权，先专制后民主的历程。只有权力集中才可以凝聚力量，壮大声势，推翻反动势力。待到天下厘定，再还政于民，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宪政共和。 而孙中山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忽视这个问题，不能抓权或不屑抓权，这可能和他标榜的民主宪政有关。殊不知逢乱世必要大权独揽，一是为了自身，二是为了革命。 首先是党权，同盟会和以后的国民党都有一个通病，松散，鱼龙混杂，有组织无纪律，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赵秉钧是国民党理事，却暗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二次革命，孙中山振臂一呼，十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八个省不响应，以致革命失败。孙中山为此也一度痛心疾首，曾有另起炉灶，再造新党的念头。创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孙中山竟要求每个党员在入党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其急迫之情可见一斑。就算后来的国民党也是什锦杂拌糖，什么物色都可入党，政审把关不严。还有国民党的党建工作也一直饱受诟病，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烂得一塌糊涂，直到离开大陆为止都不曾改观。 还有就是对军权的控制。孙中山在海外遥控革命，极少亲自参与起义，所以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军自己选出了领袖，军权始终和他无缘，孙中山成了精神领袖。而这各路诸侯后来便演化成了新军阀，直到蒋介石时期都难以驾驭。 再有政权，且不说南京临时政府是个空壳子，就说袁世凯与唐绍仪不睦，内阁当中全体同盟会员便愤而辞职，如小孩子般赌气任性，就足以证明其政治上的幼稚可笑。武昌首义，革命党人将政权拱手让于旧官僚黎元洪，以至于受人钳制遭人暗算，以至张振武惨死，也真是傻的可以。还有，孙中山放弃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甚至后来居然放弃正式大总统竞选，虽出于无奈与难言之隐，但奋力一搏也可以乱了对方分寸，总比拱手相让的好。 权力不集中，就攥不紧拳头，打出去就没有力道。 而这革命党人，便成了浮在水上的油，飘在天上的云。 难怪袁世凯说，孙中山最大的法宝就是他的威望。 不过经过后来的努力，特别是广东革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黄埔军校的建立，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国民党的改组，这党权、政权和军权也渐渐抓了起来，虽然差强人意，但是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便是例子。 可是，集权容易，放权难，蒋介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后，便死死抓住不放，全国统一之后，宪政就不提了，直到离开大陆。 攥在手里是能力，而放手人间则是人性。 集权，放权，如同炼狱，考验着灵魂。 十四 孙中山最大的功绩就是，以后无论谁当皇帝，全天下都会和他玩命。 吃独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孙中山没有想到，国民党最后以涅磐重生的方式，在台湾实现了共和。 十五 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绵延千古。 秦汉时期郡守县令自辟僚佐，便是其遗风，这样直到明清时期的幕僚。 李鸿章有盛宣怀，张之洞有辜鸿铭，左宗棠有胡雪岩，袁世凯有杨士琦和徐世昌。 自古至今，似乎都有一种惯例，也可以说是潜规则，公事往往需要通过私人关系去疏通办理。 需要办理的事情，上层交给下属的往往是政策，其他事宜你自己去筹划。左宗棠收复新疆，朝廷却不给钱粮，胡雪岩通过私人关系拼了老命给他筹措军饷。李鸿章筹划北洋水师，军费开支也是盛宣怀给他想办法。即便是袁世凯，背后也有个周学熙。 辜鸿铭给张之洞出谋划策，袁世凯身边也有军师徐世昌。 一个“智囊”，一个“钱袋”。 这些幕僚围绕在官员身边，形成裙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推古及今，哪位领导身边没有几个“钱袋子”，没有几个“狗头军师”？ 然而，“以私害公，非忠也”。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历史，因其既打破了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种种僵尸般的压抑秩序，又没有走到后来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只是可惜，尽管那个年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充满爱国救国情怀，要推动这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走向共和，却由于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自身的积习弊端以及种种偶然必然的缘故，最终还是与“共和”擦身而过——像中年人回忆起年少时错过的姻缘一样，我们现在回望这段历史也是充满叹息。 我一直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电视剧，其对历史的深入探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台词的拿捏、情景的调度，无不是上佳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剧并不因为官方观点之好恶而隐其曲直，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杨度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反面人物，毕竟也有其过人之处，如孙文、张謇、康有为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英雄们，则毕竟都非完人。 要把一个五十多集的历史剧在一篇文章里说出个所以然来，是不现实的。既然前面提到中国最终还是与“共和”遗憾地错过，那就还是说这个错过吧。我想，除去一些偶然因素之外，实际上是由于几个内容的缺失，造成了这个老迈的国度最终并未走入共和迎接春天。 一、观念之缺失。 当年为挽救深陷危机的中国，朝野各路精英纷纷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开出药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图谋“维新变法”，孙文、黄兴等人则热衷“共和革命”。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除了最后一种彻底颠覆其统治的选项之外，对于前面两种“药方”还是仔细考虑甚至一度心向往之的。为此，慈禧对于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在北洋的改革建设还是支持的，甚至对康梁“维新”也一度默许，“洋务”、“维新”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朝政市井的“流行词”。 然而，即便这些流行词普及程度再宽广，如果没有相应观念的深入人心，“共和”大业终究是无法实质推进。如电视剧中，曾国藩等人虽掀起洋务之风，却只是以同治中兴的成绩颇为自许，并未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但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一干重要领导人士，对于现代国家权力运作与制衡的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状况。领导人物尚且如此，民间普罗大众更不必说了——革命党人还在南京革命阶段，一位老人求见孙文的状态是立时下跪、口称“皇上万岁”；民国成立后，孙文、宋教仁等人深入民间开展调研，却悲哀地发现民间的选举状态完全是一片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现代政治观念缺失的状况，各方是怎样的态度呢？清政府在“立宪”之前有“预备”，而且一预备就是十二年；袁世凯以此为理由，宣称中华还是实行“帝制为宜”；而后来的孙文则发明了一个“训政”。不论“预备立宪”、“帝制”还是“训政”的出发点如何，他们都把中国民众缺乏现代政治观念作为一个现实原因，只是他们都选择等待、延缓来推迟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行，却没有一方决心一面推行现代政治制度提升民众素质，一面改进民众观念促进现代政治制度的施行。大概，这又是当时几方领导人观念的缺失了。 二、程序之缺失。 现代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讲制衡、讲程序，而“程序”二字之于传统中国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中国人在处世时都秉承着一种绝顶聪明的实用主义，于信仰、于办事、于社交莫不如此。于是在政治领域一旦需要革新，都喜欢不按照程序推进，而是充满了政治上的“拆迁情节”和“抄近路意识”。 康有为在数陈变法之利，却深感推动之难时，并无平稳推进之实干精神，却是一把抱住光绪帝的大腿痛哭：“皇上，只要在朝中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这法也就变了啊！”显然在他心中毫无程序之位置 。清廷晚期迫于民意宣布预备立宪，却只打着“预备”的旗号忽悠全国。民国成立后宋教仁被刺，当时的司法可以说已经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按照法律程序向北京传唤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被毒死后，司法途径仍有空间，只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并不注重这个程序，还是掀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党，面对国会议员的关于程序制度的责问，他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早就违法了……” 今天，若稍有常识，我们便知如果没有程序，即便是好心都有可能办成坏事，而如果谋事者还是怀着坏心呢？既无纯良理想之引导，又无必要程序之限制，能产生什么后果呢？电视剧描述的这段历史中，于康有为、袁世凯、孙文等人的动机倒可以不谈，只是我们却看到了缺乏程序操作导致的政治灾难。 三、文化之缺失。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统治者一直以来怀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导致其领袖欲强烈而进取心和开拓疆土的决心并不鲜明。而民间则多秉承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认识，这是一种的道家思想所标榜的“变”，却绝非关乎时局、社会进步革新的“变”——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统治者替换，也并无不可，因为有“顺乎天道”这个万试万灵的幌子进行心理安慰，电视剧中有一个场景即是很好地表明了民间的这种心态：一个卖面条的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时也处变不惊，说道：“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即便洋人来了，我煮的这锅汤，是祖宗传下来的，我酱死他！” 统治者盲目自大不思进取，民间对政治权利、统治阶级从不过问，如果不打破这种政治文化，要“走向共和”当然还是难上加难。这是政治文化，当然如果说到其根源，大概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这个文化里，生产者的自给自足是理想状态，统治者一旦“轻徭薄赋”已是莫大恩赐，而广大从事农耕的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权利方面并无多少需求。这种文化之于现代政治来说，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换血。回到《走向共和》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来看，当时中国仍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工商业尚处于萌芽的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经济基础是无法产生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的。 四、信任之缺失。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中透露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实际上这个态度正是许多人的座右铭。而一旦怀着这样的心态，再讲信任自然已是奢谈——所以，袁世凯听到孙文以极端的理想状态掀起反清武装革命，并非为一己之私时，他对旁人反问道：“你信吗？”所以，革命党人不相信清廷预备立宪的诚意，恐怕清廷统治者们自己也不信；所以，孙文等人不相信司法途径可以解决宋教仁案的问题…… 不信任即无法和解，无法和解即带来另一种对话方式：武力。慈禧与光绪互不信任，结果变法变到维新派要诛慈禧，慈禧则杀掉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与孙文互不信任，结果二次革命之后只是遍地军阀；后来的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互不信任，带来的是北伐战争；再后来国共仍互不信任，只有拔刀相见……好比两个对坐下棋定输赢的人，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赢了之后会给自己台阶下，于是一旦局势稍有变化，便掀桌子干架。 在一种特定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全局的崩溃，中国近代史上不但面对着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等统治者无法控制的激烈事件，而自身还存积着如此致命的缺失，要“走向共和”自非易事。只是可叹到了今天，这几个缺失仍未得到填补，大概所谓“走向共和”还是处于一个未完成状态。

补于2020.3.22

2011年写文章的我，观念和意识不甚成熟，所以在文笔上故弄玄虚、观点上投机取巧的痕迹显而易见，然而我至今还留着这篇文章的原因，除了它是我点击量最高的文章之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到现在还陆陆续续出现的评论，真实展现了当下人们对于某些事物的态度。

不得不说，这篇小小的文章，确实炸出了不少极端分子和无知之人，同样也有很多自恃“身经百战见的多了”的人出现在评论里，能客观正确看待历史和ZZ的人寥寥无几，如果谁还有幸能看到这篇文章，请对此文的观点持保留态度的同时，看看下面的评论有没有你的好友，如果有的话，请看看TA发表的是怎样的评论，如果评论过于粉5，那么你就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了，爱果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打着爱果主义旗号在网上骂街的人，似乎连流氓都不如的，不知道诸君作何感想，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不允许这种人渣的存在。

最后，真诚的希望大家能理性，正确的看待历史与ZZ，拥有独立意识与思考能力，虽然这个能力在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卵用，但至少有一个好，那就是能让你的生活远离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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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被审之原因，实令人费解，无外乎剧中不利于官方编年史之元素，这不禁使人想起一段描写人贫富之言：富人行事以真面目示人，穷人则遮遮掩掩，生怕别人看到自己之短处。想我天下聚富数载，至今居然亦仍容不下一纸评论，不论于李鸿章云云，亦于袁世凯云云，其真面目竟甘愿掩埋于社会科学院之资料堆不愿示以众人，而主流宣传告之则仍以卖国贼、窃国大盗等极端评价示人，欺人欺史何等无良？倘若今日我们仍以谁为好人，谁为坏人来看待历史，历史之研究于世人又有何用？

自古便有无知之众，俱以辱骂先人为乐。李鸿章，卖国贼；汪精卫，卖国贼；袁世凯，卖国贼；慈禧，卖国贼；……卖国贼。仿佛全世界只有这时代之大众为好人，只有他们最爱国，他们可以通过辱骂以示自我为国家之忠良，并以此昭示世人，仿佛暗示，如果大家谁不跟着他这么说，谁就是和上述这些人一类，俱是国家的败类。

若论这些为败类之古人，我却不得不承认，我实不如这些败类，我不及卖国贼万分之一。倘本人于一八九四年，并在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甲午海战后，赴马关与日人和谈，以我之性智，会割掉更多之领土，赔掉更多之银两；倘若我接管小站，再多给我五十年这里依旧是乱军摊子，何谈北洋新军；倘若庚子年由我去与八国和谈，那一定是落个国家四分五裂，亡国灭种；若我为叶赫那拉，科举之废与不废，直至天朝皇帝之退位亦寡断不决。为人论事要凭真心，立史立传更凭一良心。试问于官方编年史中、于人教历史书中、于网络和大街中破口大骂“汉奸卖国贼”之众后生，尔等若为当时之事，能为几何？

国人知有中山先生，却不知他为何为国人所知；国人知有三民主义，亦不知其来龙去脉。史书无信，言之则辱之，生怕众人念及其优而为祸，民国法学家张之本先生深敬之“五权宪法”，却为孙先生之理论，后人竟无从查知。剧中以孙文最后阐释结尾，却遭禁锢，旧日已去，来日方长，吾民大愚亦不至于此，何以不愿示之？孔门有力，传诸三千年之礼乐教化深入人心，人人皆以教化为媒体之义务，又皆以教化为育儿之目的，然人人却不知所教为何物，所化为何因果。审禁之物盖俱为侵乱之源乎？放宽之物亦俱为教化之物？平心论之，何人愿以一言而揭竿，又何人因一视听而厌弃现世，革新求古？众人不为狗彘，却为教化者以牲畜相待，牲畜者，思想之空白，行行之可悲。

今世之无奈在于，现代之后无人拥有往日之热情，往日之乱世实美妙以众人之心灵，为一事而奔波，为一国而求索。今日则不可为其万一，人人皆有私利，人人疲于饭食、茅屋，心皆为时所累，无从寻往日之热情。然一剧一目以窥历史之真面，禁之亦何等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