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女之吻

看到这只男蜘蛛精，我精神崩溃了，我的身体被炸得粉碎，碎片雪一样向空中消散，爆笑、赞叹、迷醉，各种情绪杂陈，令我疯癫。 威廉·赫特，身高九尺，本该“手持丈八蛇矛”，却变成风情万种、媚骨天成、不让蝴蝶系列的“蜘蛛精”。

必须说，这只蜘蛛精镇住了蝴蝶君，比较这个美国巨人，尊龙扮妆“宋丽玲”的形神美有明显破绽；还必须说，比较国荣适和的身高、柔美的外型，威廉·赫特挑战的难度是非人的，他在那儿款款摆摆地聊了五分钟我已大叫他值得奥斯卡了。

威廉·赫特演女人的分寸只能是上帝亲授的，不过不虚，游刃有余，没有造型，只是日常鲜艳一些的男人衣装，却仿佛精神里有一条S线，慢慢地，将身边最强悍的男人、以及无理的世界，圈成自己的领地。

片中大部分是莫利纳和政治犯瓦伦丁的对话，本该单调沉闷，然而迷死人，他不象一般欧美性感尤物那样秀胸秀大腿，当然他也没什么可秀的，他就是那样或优雅地走两步，或盘躺在垫子上、象古代罗马贵妃，施施然讲他一个又一个杜撰出来的故事，在故事里，他征服世界，享受最华丽的爱情，最五光十色的梦幻。

我看得发疯，想问那是什么年代？怎么允许一个同性恋公然烟视媚行，不是噤若寒蝉吗？电影象一个非常冲突的调色板，革命领袖和边缘同性恋，政治犯和恋童癖，信徒和无耻之徒放在一起，各种颜色极其冒犯又对立统一，扎手扎脚的，就象电影存在就是为了挑战各种天花板。

我对美国演员有新认识，多大的咖我曾认为也属于身体派，不高级，威廉·赫特这里对一般称颂的话剧型表演有等级提升，他不会“爆发力”得让人压抑尴尬，永远轻言软语，有招似无招，他的表演就象长出了筋脉，和生活的枝叶长在一起，自然生出丰富的妖气。他家是中产阶级，他本就一付知识分子相，是有责任将美国标准细化，只是人们反复议论程蝶衣乃至蝴蝶君时已经看不到他的名字，人竟然也于去年仙逝了。

盛年的电影今天看来依然意味千重，我记得一篇描写死刑犯的小说，男主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然而刑前24小时的煎熬中，他还是忍不住失禁了，《蜘蛛女》中坚定的瓦伦丁不顾折磨多次拒绝麻醉药，最后一刻还是注射了，他也沉浸在莫利纳一样的美梦中；莫利纳一生将纳粹帅哥当意淫对象，然而为了唯一真正的男人瓦伦丁他慷慨赴死，我在想，信仰是否只有落实到个人层面才真正令人舍生忘死？

有那么一刻，金发的莫利纳系着颈巾、着彩色衬衣，提着一篮母亲带给他的丰盛食品，自囚犯们在旁狂呼乱叫的甬道上轻笑浅行，那样子比西西里的莫妮卡·贝鲁奇还迷人。

本片虽然以革命为大背景，并且被归入同性题材，但本质却是探讨爱情价值的电影。莫利纳即是法国歌女与蜘蛛女的化身，亦是爱情高于一切的价值化身，其男性身份其实反而是内心情感的掩护，将其生理与心理分离得更为鲜明，从而使观众更容易将其口述的电影形象作为其内心世界的一种投射，正如他所说：“我的内心是一个女人”。

威廉·赫特的表演十分出彩，立体地诠释出了一位陷入爱河的同性恋者形象。一方面，他在牢狱里悉心照料自己爱上的男子，尽显其细致与温柔，而另一方面，面对想要从他嘴里套消息的狱方，他虽胆怯但依旧不失理智地与之周旋，为爱人尽可能谋取一线生机。莫利纳的心中确实住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因社会的偏见而住在一座孤岛上，无人能真正走进，于是她在自己的周围结了层层叠叠的网，隔绝的同时亦在自我放逐与迷失。当瓦伦丁被迫闯入她的世界，被迫去听她的心声，她的网也将他缠住，从此她开始渐渐与爱情融为一体。

爱使蜘蛛女重生，亦使蜘蛛女凋零。那一吻里，莫利纳彻底沦陷，那一吻后，他只为瓦伦丁活着。归结原因，究竟是爱情的力量过于伟大，还是时代太过动荡，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迷茫与不安，于是爱情成为了一种追求自我的精神寄托？于是想起了戴锦华评价《霸王别姬》的一段话：人物的强烈情感和这种情感不断失落，人物被赋予的价值和信念不断被剥夺，人物一次次被驱使向背叛，而所谓的历史则变成了一种景片式的标识。

去年根据畅销书改编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火了一把，前年同性恋电影《月光男孩》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往前盘算起来，《断背山》、《蓝宇》等等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男同电影，他们的爱情或者甜蜜或者痛苦，总之让人一目了然。

今天要说的是一部1985年的老电影《蜘蛛女之吻》，改编自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也给了作家严歌苓灵感，促使她写了《白蛇》，发掘人性的幽深和宽广。

电影《蜘蛛女之吻》依照小说的对话模式，但对其中的故事进行了精简，讲的是一个革命者和一个男同性恋被关在了监狱的同一所房间，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影片的前半部分篇幅他们都在自说自话或者拌嘴，但是节奏慢慢加快，到最后结局高潮迭起。有人说，这是一个gay掰弯直男的故事，但实际情况比这模糊得多。

同性恋莫利纳和革命者瓦伦蒂被关在阿根廷某监狱的一间牢房，莫利纳以女人自居打扮，多愁善感，而瓦伦蒂坚意志强，面对严刑拷打也不透露组织秘密。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莫利纳开始向瓦伦蒂讲述自己看过的电影故事：美貌的法国女歌手雷妮和英俊的德国军官魏纳一见钟情。

瓦伦蒂认为这是一部法西斯电影，接着他又对两人现实的处境给予无情的嘲笑，莫利纳自觉无趣，便不再讲了。

清晨时分，瓦伦蒂发现对面监狱进来一个政治犯，开始忧心忡忡。于是莫利纳准备继续讲述电影，被瓦伦蒂打断，两人各自睡觉。

莫利纳被监狱长叫去谈话，原来她的妈妈生病了，他很担心。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瓦伦蒂便让莫利纳讲故事，讲到雷妮的女仆被人杀害的情节时，瓦伦蒂陷入沉思，原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友。

两人吃早餐，莫利纳建议瓦伦蒂给女友写信，瓦伦蒂坚决拒绝，因为这样会暴露女友。同时，莫利纳想起了生病的妈妈，开始哭泣，然后他回忆起了自己的爱情：看上了一个英俊的已婚男服务生，但对方只拿他当朋友。

刚讲完，莫利纳就拉肚子被送进了医务室，回来之后继续讲述电影：雷妮投奔到了魏纳家里，两人感情更进一步。

这时，瓦伦蒂发现对面那个政治犯又被虐待，愤怒地敲打着监狱门，大骂狱警是“杀人犯”。莫利纳想要劝阻，却被瓦伦蒂推倒在地，大骂他“像个女人”，伤心无助的莫利纳发誓再也不和瓦伦蒂说话了。

第二天，两人吃完早餐，瓦伦蒂肚子奇痛无比，但他决不愿向人求救，建议莫利纳讲故事缓解疼痛，电影剧情发展到雷妮和魏纳深深地相爱了。讲到一半，瓦伦蒂拉到裤子上了，他又虚弱又羞愧，但是莫利纳温柔耐心地为他清理，两人和解。

敞开心扉的瓦伦蒂谈起女友玛尔塔，还有他如何被捕的事情。转眼莫利纳就被监狱长召见，要求说出瓦伦蒂的底细，莫利纳隐瞒了，推说还需要时间，另外还要求监狱长买些烤鸡黄油罐头之类的食物，好让瓦伦蒂放松警惕。

瓦伦蒂和莫利纳大快朵颐，接着后者继续讲述那个电影：雷妮发现魏纳屠杀法国人民的事实，便生气地质问他，而魏纳带她去看法国统治者如何奴役人民的真相，雷妮被魏纳说服，爱他更深了。然后雷妮帮助魏纳诱捕法国抵抗组织的头领，但是不幸中枪，死在了魏纳的怀里。电影结束。

瓦伦蒂的政治犯朋友被杀，他感到组织的秘密快要被泄露了，对着关心他的莫利纳大发脾气，但之后他又诚恳地道歉了，让莫利纳大受感动。

监狱长再次约见莫利纳，莫利纳提出如果自己假装被释放，瓦伦蒂可能会出于留恋把心里话说出来，监狱长答应了，指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瓦伦蒂知道莫利纳要出狱的消息后，真心为他高兴，这倒让莫利纳非常感伤。他讲起了另外一部电影：从前，在一个热带岛屿，住着一个奇怪的女人，她被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罩着，从她体内生发出来的蛛网。一天，一个遭遇海浪的男人被冲到了岸边，她便喂他食物，给他疗伤，用爱滋养他，救回了他的命，当他醒来时，看到一颗完美的泪珠从女人的面具里滑下。

讲完之后，瓦伦蒂拥抱并安慰着莫利纳，两人相拥而眠。第二天，监狱长仍然没有从莫利纳口中得到讯息，他心生一计，决定释放莫利纳，然后再派人监视。

莫利纳依依不舍地收拾行李，瓦伦蒂请求他帮忙把消息带出去，但是莫利纳很害怕地拒绝了并希望得到瓦伦蒂的一个吻，当瓦伦蒂说“答应我，别再让任何人羞辱你”的时候，莫利纳决定为了爱豁出去，为他通风报信。

出狱之后的瓦伦蒂虽然有朋友，有妈妈，但他始终惦记着瓦伦蒂，便安顿好妈妈，打电话给革命接头人，而这一切都被警察尽收眼底。

终于莫利纳和接头人约定在广场见面，然而他们刚接上头警察就出现了，接头人乘车迅速离开，莫利纳还想着从别处截车去报信，但没等到他跑到跟前，就被接头人连开几枪。

警察准备把莫利纳送到医院抢救，不过他半路上就已经咽气，至死没有说一个字。警察便把他扔在了垃圾堆旁。

电影结尾，监狱里的瓦伦蒂也被酷刑折磨到半死，在临死前，他仿佛看到了女友玛尔塔，她领着他离开了监狱，两人在海边的沙滩上拥吻，最后搭上小船去向别处……

伴随着梦幻的电影音乐，一声叹息。瓦伦蒂和女友奔向了幸福天堂，中弹的莫利纳也平静地闭上了眼。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快乐还是悲伤地死去。

这是部悲伤的电影。男主角莫利纳是最浓墨重彩的人物，在他浮夸、涂脂抹粉的躯壳下面掩藏的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生活充满厌倦和痛苦，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没有善解人意的眼神，他的状态是同性恋的困境，是底层边缘人的困境，绝望的人生现实和对爱与美的执着让他生命具有求而不得的悲剧性，让人动容。威廉·赫特也因为演绎这个角色夺得了奥斯卡影帝。

这是部浪漫的电影。如果说带着高冷面具的雷妮和魏纳是莫利纳对美好爱情不切实际的意淫，那奇怪的蜘蛛女确实是他本人了，一个作茧自缚但渴望被人理解的人。第一个故事诡异中带点喜感，第二个故事魔幻又忧伤，点缀着两人青灰色的监狱生活。

这是部严肃的电影。一个从来不面对现实的同性恋参与了革命，一个满口政治的革命者接受了柔软，到底谁活得更梦幻呢？

《蜘蛛女之吻》改编自阿根廷作家普伊格·曼努埃尔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要场所是一间牢房，这里关押着同性恋莫利纳与政治犯瓦伦丁。莫利纳通过给瓦伦丁讲述影片故事来打发时间，然而接近瓦伦丁却是当局给莫利纳安排的间谍任务。影片的最后莫利纳爱上了瓦伦丁，他在当局面前隐瞒着瓦伦丁的秘密。假释出狱时，他答应了瓦伦丁为他传递组织消息，因被警察暗中监视，莫利纳在混乱中迎来了死亡。

影片开始时，扮演着电影女主角身姿妖娆的莫利纳似乎在用他的姿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生理性别为男性，但他的心理性别为女性。他既是好莱坞电影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扮演者，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认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然而，莫利纳不是在凝视女主角，而是通过一种模仿的方式，渴望成为男人凝视中的女人。

对于性别身份认同，朱迪斯·巴特勒将这些身份视为表演性的，这意味着相同的身份由相同的仪式性实践组成，该仪式性实践反过来赋予主体意义与连贯性，而这些含义在实践发生前并不存在。行为、表情与欲望造就了核心内在性别和主体实施者的幻觉，但只有通过重复这些话语性的实践主体，才能保持原先的身份，同样的，就是这种重述为社会的颠覆性变革提供了可能（Mariela Peller, 2009）。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学说揭示了异性恋社会性别认同的机制，在不断地重复与演绎过程中，生理结构成为了社会性别的评判准则。同时，这种性别表演的机制正为非异性恋的群体提供了一个颠覆的口子。莫利纳渴望变成男性欲望的欲望，他追求着真正的男人。他感伤地像一个女人，正如他对瓦伦丁所说的那样：“像女人一样心肠软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个男人，或者别的什么人，一只狗，或者搞同性恋的男人，不能多愁善感？”

在监狱中他似乎逃脱了社会对他的压迫，他曾哭泣着对瓦伦丁说：“难道我就不痛苦吗？”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他遭受歧视，并且寻爱不得。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他始终饱受回归正常与自我认同两者之间冲动的折磨。尽管这部影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因为在那个年代左翼是无法接受一个同性恋的，不过，监狱的存在替莫利纳挡住了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使其认同自我身份，成为一个女人。

瓦伦丁是一个政治犯，莫利纳称他为一个“圣人”，因为在影片中他经受严刑拷打、放弃情爱，始终以实现革命为最高理想。他压抑、克制自己对生存与爱的欲望，是弗洛伊德口中的“超我”型人物。瓦伦丁通过排斥感性、软弱以革命者的身份不断建构自己，当食物中毒后，他宁愿自己忍受疼痛也不愿将自己的软弱呈现给当局。然而，在最脆弱的时候他坦白说：“我不能承受做一个烈士，我被激怒了，我不想做一个烈士，我所有的生活都是一个错误……我不想死。”在拷打昏迷后，他的梦里出现了他的爱人——玛尔塔。他似乎逐渐成为了一个有人性的、脆弱的人。

普伊格在1986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肯定说：“……整部小说都是对角色的反思，这两个受到压迫的社会角色，他们成为社会角色的囚徒，有趣的是，他们在某一时刻成功逃离了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角色（Mariela Peller, 2009）”。排斥与遗弃的另一面，正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脱离。孤岛般存在的监狱，短暂地安慰了莫利纳与瓦伦丁，赐予了他们一个不受“政治与性”压迫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