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代号：孙中山

        看片名以为是个民国故事，却是台湾的青春片，晕。故事比较扯谈，不过现实是可能存在的，我中学时代就有几个同学是以小偷小摸出名的，他们偷电缆偷破烂甚至偷学生的单车倒卖，那个时代贫富还没那么悬殊，这个年代坏学生们可能直接去抢劫了。易智言最好的电影是《蓝色大门》，是他无法迈过的一座大山。男主詹怀云，颜值还行，未来会像王家卫预言的那样成为巨星吗？也许他是下一位张震，易智言可是发掘了陈柏霖和桂纶镁。

原创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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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代号：孙中山》(以下简称《代号》)是台湾著名导演易智言执导，2014年在台湾上映的。刚听到这部电影名，我还以为是一部以民国为背景的动作片或谍战片，看了以后才知道是一部成色十足的青春片，不过也可以说一部社会批判片，抑或政治寓言片。

     《代号》在风格上与在大陆风靡一时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颇为类似，延续了小清新路线，但在精神气质上，则似乎继承了大陆三十年代电影《马路天使》的社会批判立场，甚至依稀可见《美国往事》、《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类影片的影子，而与伊朗电影《小鞋子》最为类似，都是天真无邪的孩子，遇到了一个在他们看来非常大的麻烦，透过解决麻烦的过程折射社会阴影。

《代号》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阿左和小天都是台北一所学校的中学生，分别因为交不起班费和毕业旅行费而陷入尴尬，他们在学校储藏室里发现了一尊真人大小的孙中山铜像，不约而同地打起了把铜像偷出去卖给废品回收公司换钱的主意，于是在两个人及其背后的小团伙之间展开了一场趣味十足的铜像争夺战。

　　并不复杂的一个故事，易智言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给观众听，看似漫不经心，半真半假的开了个玩笑，但眼中却盈出了泪水。

　　影片中一切元素都是标准的台湾青春片——白衣胜雪的校园、阳光明媚的教室、眼睛明澈奶油味十足的“小鲜肉”。但困扰他们的，不再是青春的骚动和早恋，而是一个简单但残酷的经济问题：2000元新台币（约400多元人民币）班费怎么来？

　　阿左和小天相互发现了对方的计划，为了获得偷取铜像的优先权，开始比穷。阿左的阿嬷靠做塑胶花谋生，一朵五毛钱，要为阿左凑够两千元需要干上整整二十天，所以“我是绝对不能向阿嬷要钱的”。而小天认为这不算什么，他才是台北最穷的学生。他带阿左去看他的家：真可谓家徒四壁，阿嬷走了，桌子、床，“凡是带腿的都走了”，醉酒归来的父亲还要对他进行殴打，他无家可归，只能露宿公园。

　　由于更深的感受到“贫穷之痛”，所以小天近乎疯狂地要独占孙中山铜像，他几次拒绝了阿左“加入我们”的邀请，在台北西门町大街上徒劳的想单独拖走铜像，但他蚍蜉撼树般的努力与铜像巨石般的沉重与威严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反差。

　　最后一个长镜头拍摄小天与阿左扭打在一起，直打到筋疲力竭一声不响，颇似黑泽明《野良犬》中最后搏斗的场面。小天在这个镜头中显的疯狂、执拗、压抑。而在阿左和小天扭打的背后，夜晚的台北市显露出迤逦和繁华，手持《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煞有介事的伫立在华灯璀璨的台北街头，完全无视脚下两个绝望的小男孩，这一画面也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反讽。

　　《小鞋子》最后让刚领到工资的父亲为小兄妹每人买了一双鞋子而得到拯救，《代号》最后却并没有一条“光明的尾巴”，“孙中山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阿左和小天不仅被捉进了警察局，回到学校后还要每人写“至少三千字”的悔过书。班费和毕业旅行费最后如何解决?影片没有交代。阿左和小天虽然捐弃前嫌，发誓今后合作，但他们怎样摆脱“我们儿子的儿子也都穷毙了”的命运，也没有任何交代。

　　该片导演易智言对台湾贫困问题的感受是准确的，就在这部影片杀青后没多久，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就爆发了。如果我们拂去其中涉及到两岸关系的浮词与喧哗，就会发现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岛内青年学生对贫富不均的不满和对失去未来的担忧——艺术家的前瞻性与对生活的敏感，于此也可见一斑。

　　如果把《代号》看作政治寓言，我们也许可以悟出更多的意义。孙中山铜像，象征意义不必多说，体制、历史，三民主义，“国父”，等等。但在学生眼里，它只是储藏室里落满灰尘“没人要的东西”，是可以拖去卖钱的废金属而已。学校也没有把它尊崇地放在校园高高的基座上让学生膜拜，而是把它和废旧电脑、待修理桌椅、扫把等堆放在一起;但是，当影片借贫困生之手在黑夜将其空降闹市街头，“国父”赫然出现在西门町，并成为一条被反复播放的电视新闻时，其中对台湾现状的不满和对变局的暗喻，顷刻也溢满了画面。

　　不过，虽然《代号》片的主题不算轻松，但电影欣赏起来却很轻松，妙趣横生的对话经常让你忍俊不禁。尤其是做为影片高潮的偷铜像一节，一群带着美少女战队面具的孩子，在漆黑的夜里用尽吃奶的力气搬运铜像，在学校门口被正与女朋友调情的保安发现后又灵光一闪，扮成僵尸鬼把保安和女友吓得躲进漆黑的教室，反倒成全了他们的“美事”，这些都是富有想象力的孩子气十足的情节，甚是好看。

　　最近几年，似乎是受到九把刀《那些年…》的启发，大陆导演也开始拍青春片，如《致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这些影片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票房，但就思想性而言，却一概肤浅苍白，空虚无聊，无非是早恋或“我暗恋的女孩嫁给了别人”之类(见《郭松民 |《致青春》：青春的葬礼》)，全无社会关怀。至于《小时代》的恋物癖、《夏洛特烦恼》的只要被女人抗在肩上就别无所求的恶俗，就更是等而下之，不值得一提了。

　　大陆近年的青春片是模仿台湾的，但是不经意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以《行动代号：孙中山》为标志，台湾的青春片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大陆的导演们还要原地踏步吗？

http://chemistrysucksguy.blogspot.tw/2014/07/blog-post_14.html

與其說本片是青春影片，
我覺得它其實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
透過各式符號的交織，
隱晦的（或者為了市場考量的），
透過年輕人的視角、趣味的「行動」過程和目標，
來掩蓋導演真正的企圖，
甚至我覺得連貧窮的世代複製也不算是真正的核心，
而是更純粹的，對於人性的一種試探性解讀，
才是導演嘗試在本片所呈現的。

沒有錢繳班費、沒有錢繳畢業旅行費，
少年想到突破現狀的方法是偷，
但他們偷的不是別的，
而是儲藏室裡的國父銅像。
先不論戲外的受過良好解讀訓練的觀眾見獵心喜立馬把國父視為某種符碼，
戲內的少年們，動機卻是單純的，
因為「反正放在那邊也沒人要」，
本著廢物利用的心態，收了垃圾，還掙上一筆，
「我沒有想偷。我沒有想偷。我沒有想偷。」不斷重複著，
這算是偷嗎？拿沒人要的東西也算偷嗎？
這種純粹與天真看的讓我臉上笑著，心裡揪著，
為什麼他們不在大賣場試吃之餘直接順手牽走幾包食物，
為什麼他們不用打掃阿姨的鑰匙直接進辦公室拿錢就走，
甚至更簡單的，直接憑著血氣去搶，
去用更強硬的方式到達目標。
或許是他們不敢，
但我覺得是他們根本無意傷人，
他們對於周遭的世界，
還沒有成熟到去恨、去對抗，
而是停留在害怕，
害怕催繳班費的同學，
害怕路邊的空姐、拄拐杖的老人、清潔隊、慢跑的人，
城市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敵意的，讓人恐懼的，
台北的繁華如此徹底的包圍他們，
「這個國家什麼都不缺。真的是什麼五花八門的東西都有。可是，就是沒有希望。」
村上龍的《 希望之國》這麼寫。
台北市的炫目倒映在雨後的街道上，
淪為某種歪斜、曖昧的存在。

這些小孩看起來不窮，真的不窮，
他們的制服白的發亮、穿ADIDAS、長的乾淨俐落，
怎麼說都不符合中產階級對於「貧窮」的想像，
他們沒有呈現那種上新聞的，全家擠在破爛屋簷下共食一份食物的髒亂不堪形象，
也不像飢餓三十募款箱上面印製的那種皮包骨，連抬手撥蒼蠅都沒力氣的皮包骨，
他們的悲劇就是看起來不夠窮，
他們還是靠社會的福利機制維持著可以過活的生存姿態，
還是能去上學、能去畢業旅行，
這是他們的幸，也是不幸，
當套上相同的白色制服之後，
每個人看起來總是差不多，要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看，
才看得出來他們窮的是對於現狀的改變希望、是對於未來的想像，
「我們兒子的兒子，都註定窮斃了。」

回歸「孫中山」本身，
蠻佩服導演能把這樣的意象融合進片子中，
從年輕人作為引子，
場景放在校園，
偉人銅像成為偷竊標的，三者串連起來自圓其說，
至少不會是為了隱喻而隱喻。

推翻帝制的國父，在少年眼裡只是「沒人要的東西」，
我覺得這倒不是時代的割裂而產生對於文化的無知，
而是對於「理念」的嘲諷。
他們從頭到尾，都只用「銅像」來稱呼「孫中山」，
民族、民權、民生，
成人世界中宛如銅鐵般的教條，
對他們而言只是資源回收的來源而已，
在生存的燃眉之急底下，
形而上的價值被抽離了，物品回歸物品。

如果導演只著眼於世代間貧窮的複製、來自成人的壓抑等等，
那種觀點固然可以激發青年的被迫害感，
去控訴世界對他們如此不仁云云，
但是本片精彩之處是在於，它點出了，
就算沒有旁人干擾，
「 人民」自己也是一盤散沙，
以行動那場戲來看，
從小天偷了工具之後的絕望，
到體育館內合力搬出銅像，
那轉折，導演狡猾的先讓觀眾看到了人民的團結，
試圖合力去搬運、對抗某種沈重而壓迫的存在，
那一瞬間，會讓人在灰暗中看到人民的團結，
彷彿世界的不仁、社會的不公都可以透過攜手來解決，
他們全都在相同的面具底下，
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
很夢幻，
夢幻的宛如競選口號，
一夜激情之後就被隨意棄置在地。
那個合力的假象在「成功」之後，
都不需要別人碰，自己就立刻散了，
當銅像上了車，
資源已經就分配位置，
Lasswell的政治觀點隨即出現，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原本一起流汗的同袍，
瞬間個個成了禿鷹，
原本荒謬的「面具」形象瞬間變得難堪而諷刺，
從搶車的那幕開始，直到阿左與小天在西門町扭打的那個長鏡頭，
再也笑不出來，而是讓人感到心越來越寒，
寒到骨髓裡頭去，
完全沒有任何「行動成功」的喜悅，一點也沒有。

導演反應了他對於「人民」的不信任，
就算同樣是在面具底下，
他也不認為人民會在1812序曲下炸毀西敏宮之後，
戴上相同面具，為了相同信念走向一起，
而是在面具脫下後，林惠萍的《往昔》播送，
「一朵盛開的花，如詩如畫」，
諷刺的與畫面上血淋淋的爭奪成對比。

最後小天與阿左的扭打，
打的其實已經不是彼此了，
而是一種巨大無力感的釋放，
阿左恨小天怎麼就是不能體會團結的力量，
可是對小天而言，
阿左也只是另一個資源掠奪者而已，
他不有錢，但絕對不是最窮的，
憑什麼來和他瓜分這個資源，
於是他更恨阿左，
階級不是絕對性的概念，而是相對的，
「下層階級中的階級鬥爭」聽來荒謬，
卻又似乎精準的命中人性。

到了最後，少年們終究是去打了工，
回歸社會期待的「常軌」，
訓導主任說，「他們知道了」，知道什麼呢？
他們天真的對話，
若無其事的敘述整個行動留給他們的，
那些片段的、零碎的記憶，
好像什麼也沒有留下，
孫中山捧著三民主義，搖搖晃晃穿過台北街頭，
天橋上，
他們舉起手。


「他們知道了。」

       片名很容易跟民国时期的政治谍战剧联系起来，但是随着影片的开始，镜头的缓慢推近，画面出现了明亮的教室、干净的校服，稚嫩的脸庞，让人顿时明了，这是一部典型台湾味道的文艺青春片。
      此片的灵感来源于一句被删掉的台词——《蓝色大门》中，张士豪嘲笑同学吃泡面，同学回他：“你以为我爱吃泡面吗？因为缴了班费1500元，所以我只能吃泡面！”于是，这句台词就成就出了一部电影，一个由缴班费引发的妙趣横生的校园盗窃案。
       表面看来，无论是影片结构、剧本、还是台词，都似乎跟大多数台湾青春片一般，谈不上厚度和深度，有着文艺片特有的慢拍，但是因为时而出现的爆笑台词，以及情节的几次突袭逆转，却让每一个看似平凡简单的段落漾起彩色的波澜。
       影片讲述了两个主人公阿左和小天，因为交不出班费和毕业旅行费，不约而同打起了学校储藏室里铜像的主意，展开了一场趣味十足的铜像争夺战。并不复杂的一个故事，平铺直叙，看着漫不经心，更像是导演在半真半假的开玩笑。
       这是一部校园青春片，但是相比其他清新十足的青春片，这看似喜感的影片实际很严肃，带着政治意味的严肃，如同它的片名一般。
      偷铜像的原因。影片开始，阿左被逼缴班费，偶然看到了储藏室的铜像，于是在夜里召集了同样被催缴班费的同学准备共谋大计，却遭到了两次打断。第一次被两个在闲谈洛杉矶的空姐打断，第二次被正在训练走路的老人打断。分别出现的空姐和老人，代表着这个社会表面的欣欣向荣与和谐友爱，但是同时在没有人的寂静角落，却有几个因为缴不出班费而要去偷窃的孩子，实际上又仅仅是阿左这几个人吗？在阿左和小天互相比穷的画面，在行动最后失败被罚写检讨的画面，影片所传递出和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两个阿左和小天的特例，而是无数个阿左和小天的普遍存在，整个社会底层的横截面呼之而出。在有人躺在洛杉矶酒店失眠的时候，在老有所依的时候，有一群人依然生活在妻离子散的阴霾里，生活在饥寒和窘迫的无奈里。
       影片最后，小天和阿左在超市的偶遇，以及小天的豪言壮语，无不暗合了影片某种意义上，他们对于自身命运和所处阶层的幡然醒悟。
       他们知道了。教导主任尴尬的连声说“他们知道了”，让人觉得毫无因果相连的莫名其妙。他们知道了什么？是一群犯错的孩子们对自己的错误知道的清楚明白，还是他们知道这尊铜像是谁？或者学校甚至是大部分人还知道这尊铜像是谁？孙中山，国父，一个本不该被忘却的伟人，在现代却只能被人遗忘在储藏室，甚至为青少年所不知。他的“三民主义”，他的革命信念，是不是也随着这忘却而烟消云散了呢？时代变迁，片尾小天的决心，又仿佛预示着当初的这场革命将跨越时代，卷土再来。
       一场你争我夺、喜剧感十足的校园盗窃案，笑出了荒唐。是青少年对国父不知的荒唐，对本身行为不知的荒唐，是这个时代本身已经变的荒唐。

全文链接：

http://www.bbc.com/ukchina/simp/entertainment/2015/05/150522_ent_iv_yizhiyan



关于《行动代号孙中山》的部分：

第五届华语视像艺术节5月7日-22日在伦敦举行。获得去年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的影片《行动代号：孙中山》作为“台湾视野”展映单元的一部分，将于周五（5月22日）晚为艺术节闭幕。
台湾资深导演易智言曾执导过多部影视剧，2002年的作品《蓝色大门》讲述高中生的爱情故事，被视为小清新电影的始祖，带动一批校园题材电影出现。

《行动代号：孙中山》讲述台北一所高中的一些学生试图盗走闲置在学校储藏室内的国父孙中山铜像变卖未果的故事，诙谐的剧情揭示了台湾深刻的贫富差异，尤其这一问题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发人深省。

电影在伦敦放映之前，易智言导演来到BBC全球总部，接受BBC英伦网专访。他谈到该片的涵义、台湾政治生态对电影业的影响、对台湾电影生存之路的思考、对大陆电影市场以及对华语电影在海外推广的看法。

子川：为什么要拍《行动代号孙中山》这样一部有“小清新”的外壳却揭示台湾贫富差异电影？
易 智言：我并没有刻意地算计什么时候该拍什么样的电影，而是真的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关心的题目会自然地改变。到了四、五十岁，我觉得很自然地把对自己的关 心渐渐地转向对外—对其他人、对社会、对体制、对世界的关心。很多人说《行动代号孙中山》看起来不像我的电影，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是很自然的，随着创作者的 改变就改变了。

至于所谓小清新的外表，我想可能因为电影中的高中生。我觉得用青少年学生做这个电影的切入点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即 将面临世界性的问题，即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未来十年、十五年，是他们这群人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届时我大概退休了，我就看着他们如何补足这个世界上不 足的地方。

子川：选择孙中山铜像，有什么政治隐喻？一些情节似乎有些恶搞的意味？

易智言：其实我觉得自己 并没有恶搞孙中山先生，但创作者的观点常常不准或有偏颇。台湾一直把孙中山当作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父。其实我本质上对他是尊敬的。在这 部电影中，其实到最后的时候，这群小朋友在深夜的校园里面遇见了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他们到最后好像也有一些改变，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很简单的想法，开 始有个雏形出现。

这个电影中对我而言一个好玩的事情是，在夜黑风高的晚上，一群贫穷的年轻人遇见了孙中山先生，从此之后，他们的生命可能会改变，而这个改变可能是来自于孙先生，来自于那天晚上的相遇。我认为，片中的恶搞只是形式上的戏剧手法。

子川：台湾的贫富差距真的像这部电影中表现的那种程度吗？

易 智言：其实很严重。我想台湾在世界上还是相对富裕的，比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在战火中，或者有饥荒、有内战的国家当然状况好很多，可是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在台湾 一直存在。尤其这5年来，整个台湾跟着全球经济化，讲求自由市场，讲求以竞争为主要目标的时候，牺牲了一群在社会里面本来就弱势的人。再加上这几年大家赚 钱的手段已经从自己的本事、知识、技能逐渐转变成用金钱去赚更多的金钱，用金钱去生产金钱的时候，那这些原来就处于弱势的个人或家庭就更难改变自己的命 运。

所以，这几年贫富差距严重了。我不记得具体数字，可是图表显示，整个社会中高收入5%跟低收入5%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并且低收入的5%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前几年随着台湾产业化，很多原本的中产阶级也变成了相对贫穷的人了，而且这种状况还在逐渐加重。

子川：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易智言：因为台湾已经没有电检（编者注：电影审查制度） 了，所以在政府或体制这方面没有什么困难，反而遭遇观众的一些质疑。观众的质疑来自于两派，一派极左一派极右：极右的人觉得我恶搞孙中山，极左的人觉得我 太推崇孙中山。极右的人觉得，我的观点太强调平等而忽略了自由，极左的人觉得我描述的还不够平等，甚至觉得我描述的穷人看起来不够真正的悲惨，等等。不 过，我没有碰到什么深刻的刁难。极左和极右两派之外我想就是一般观众，他们对电影中描述状况的接受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