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弄人

首先，走向成功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
这是我最想表述的一点，也是在电影或者书籍中，最难表述的一点。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数据统计工作本身是枯燥乏味的。比如这部电影，达尔文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研究了各种动植物的细节，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而引人注目的成果只是水到渠成的结论。可是，犹豫人们过度的重视结果，结果往往忽略了走向成功的漫长、曲折的道路。想“走捷径”，又谈何容易。类似的，李开复在《世界因你而不同》一书中，也是类似的情况，描述了大量的开心、振奋人心的结果，但是对于期间过程的漫长、曲折，往往只能用简单的例如“漫长而痛苦的三个月”之类的简单描述来体现。其实，这才是真正最困难的地方。再看袁隆平，多少年的努力才达到想要的结果。因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其次，走向成功，挑战权威的代价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宗教权威在那个时代对于社会的控制已经到了非比寻常的地步，挑战宗教、挑战权威，要付出足够的代价。多少算是足够？没有人知道。不断被烧死的“异教徒”，只是这些代价中的一部分而已。片中的那些更小的事情，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足够的代价是必须的。

另外，家和万事兴。
达尔文要挑战宗教权威，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最感动的，确实他的妻子对于他的不断支持。虽然持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一直到孩子过世，丈夫精神已经混乱，都不离不弃的支持他，支持着这个家庭，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达尔文也很难坚持到最后，取得如此的成就。

这是一部比较平淡的电影，讲述了达尔文《物种起源》成书的艰辛历程。值得一看。

     讲伟人就该这样讲，把他从神人的宝座上拉下来，推进凡人堆里，让人知道他也有喜怒哀乐，他也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时候。这是宣传教育的好方式，与某些策略相似，欲擒故纵、假道伐虢，都是洞悉了心理，遵循了事理，借用技巧有效地达到了目的。

  《造物弄人》改编自达尔文第三代玄孙兰道.凯恩斯的传记小说《安妮的盒子》，全片用达尔文的记述与回忆展开这位伟人的生活一角，即第一部长篇巨著《物种起源》诞生及撰写前，达尔文的情感与生活。

   不觉乏味，是因注重了世俗化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从理论演讲稿的字里行间找伟人的形象。原著传记小说是影像的蓝本，但也不得不说乔恩.阿米尔是手艺精湛的工匠。他能一直用平常心分析真实人物的心理，不甘于停留在表面上，进而把握住传记电影忠实于真相的主心骨，并执导出让人感动又有所思考的影片，做足了功课，拍出精品想来是水到渠成的事。尤其，开场那段亦真亦幻的生物群舞，彩蝶纷飞，让人印象深刻。

   看过此片，心中符号化的达尔文会有血有肉地走进脑海。不会再捧着表姐表弟近亲结婚的故事卖弄，也不会认为他是个长着聪明脑袋的怪物，会了解到他虽然爱生物爱科学，但他更爱妻子还有孩子们，他就像任何一个伟大的父亲，麻烦的丈夫，出色的劳动力，没有变异。

   离世的小安妮出场与退场都经过了精心的编排，照相机的发明，为小女孩儿留下了最后的倩影。从此以后，安妮存在于虚幻里，化作一种精神力量伴随在达尔文的身边。当然，对于安妮的死因，也必须承认它在剧中起到彻底激化矛盾的事实。它贯穿始终，揭示从逃避到正视，达尔文陷入信仰基督教与研究生物科学的水火间，痛苦挣扎与勇敢战斗的过程。

   在表现达尔文心灵孤独与质疑自我时，有条不紊地拍摄出了他的恍惚无助，无形中笼罩的恐惧气息，带着常人能理解的情绪，虽然那是伟人预见事实时短暂的怯懦，是科学家颠覆整个认知体系前的惊惧，但对旁观者而言没有理解上的障碍。

   而达尔文的妻子艾玛，电影在刻画她时，则用一种超越从属地位的视角，把一个母亲、爱人、表姐、虔诚的基督教徒等多重身份的女人，以爱的名义有情有义地塑造了出来。而詹妮弗.康纳利会说话的眼神，随着波动的剧情，正好完美地诠释了这样一位女性。还有一妙处，也有隐喻的成分，艾玛最后向达尔文妥协时所说的话，恰好带出了当时政治宗教文化的影子，对科学界先锋人士及家人，远离上帝，得不到上帝的宽恕，绝不是值得炫耀、心安理得的事。

   若说整部电影从头至尾都被悲伤、愤怒包裹着，其中小安妮最喜欢听的悲伤的故事，有关一个叫珍妮的红毛猩猩的故事，那段是最轻松快乐的片段。我知道那是严肃的实验论据，但画面生动活泼得只叫人心情愉快，不知不觉想起那个泼猴-孙大圣。

   没有丰富的剧情悬念的传记电影，能讲出如此动人的故事，转化掉晦涩与愤怒，用温婉的节奏，像不惊动晨露的晓风，真是不容易。

看完PB新片《造物》后，忽然想起去年圣诞前夜曾在西门堂领了份《方舟》五周年特刊，把路德的部分看完了，审判达尔文那个版块没看（所谓战争只有妥协从来没有终止么？），于是找出来翻了翻，我本人骨子里反感一切狂热的、非此即彼的论调，不过还是有几句可以摘录出来，跟电影关系不大。

“与其说进化论是科学，不如说它是宗教。”
“进化科学很像一种宗教的理由是达尔文主义者企图征服全世界的那种狂热。”
“不论科学参加什么别的目标——宗教、政治、种族——之后，科学家本身必然沾上狂热。”

CREATION中文片名翻译成《造物弄人》不对，但却相当具有讽刺性。电影选取在查尔斯·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前后这段时期，他因为写这本书遭遇到的精神折磨和家庭内部的障碍。电影没有完整的故事线，而是充斥了大量的碎片，达尔文在现实、记忆、幻觉三重时空中穿梭，他的喃喃自语、他的怀疑、他的自我斗争，他讲述的一个个故事。

一切开始于他挚爱的长女安妮的死亡。安妮从一出生就被父亲作为“类人猿”性质的实验对象，达尔文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女儿婴幼儿时期成长的点滴情况，安妮从小接受了他的进化论教育和对生物学的兴趣。并且由于她的进化论知识，她还与牧师起过冲突。在一次海滩旅程中，安妮不慎着凉，得了重病，达尔文将她带去接受他所信赖的水疗法，水疗法没有成功，安妮死去。达尔文陷入巨大的悲痛与自我罪疚中。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是近亲结合，达尔文认为这造成了安妮的先天缺陷。电影中点出达尔文和他妻子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养育出优越的后代（？），但这桩实验因为安妮的死而破产了。达尔文进一步把罪责归结到自己强行带安妮去接受水疗法，并且隔绝了妻子陪伴在女儿身边的机会。深刻的负罪感和痛苦使他陷入了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在幻觉中死去的安妮仍不时出现在他的身边，与他交谈。宗教信仰的丧失亦使他无法从女儿的死亡中获得安慰。精神上的不正常导致了身体也出现衰败，他不能持续写作《物种起源》。与此同时，约瑟夫胡克和赫胥黎又激烈地敦促他尽快完成《物种起源》，以彻底坚决地击败有神论者，摧毁宗教，杀死上帝。在家庭内部，曾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由于安妮的死转向了宗教，她对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则抱着抵制与谴责的态度。曾经是好友的牧师也与达尔文决裂。

电影中还穿插了两段达尔文讲述的故事，一段是英国人企图通过对荒岛原住民小孩的文明化，来彰显基督的荣耀以使得这些未开化状态下的原住民归向基督信仰，但这项实验可笑地破产了；第二段故事则是一只猩猩的命运，她从丛林来到伦敦动物园，最后得了肺病死亡，死亡前向喂养她的饲养员做了一个人类的安慰手势，抚摸了他的脸。前一个故事显得荒谬，后一个故事在达尔文的叙述中却充满了关怀和悲伤。这第二个故事也是安妮最喜欢听的一个。

如同《美丽心灵》里走出疯狂的约翰纳什，达尔文最终也获得了自我斗争的胜利，恢复了意识上的清醒和肉体上的健康，写完了《物种起源》这部影响巨大的进化论著作，在家庭内部，他也获得了妻子的谅解和支持，子女们的亲近，回复到了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来，电影至此嘎然而止，没有交代《物种起源》之后的命运，也没有对科学与宗教之争发表任何明确的观点。看似乎这又是一部主旋律影片，但全片中处处充斥着一种黑色的、压抑的情绪，无从宣泄的痛苦，其实全片到结尾时也未能够解决达尔文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单单是安妮的死亡所带来的，还有他自身的怀疑，只不过被表现得很隐晦。

CREATION里已经竭力避免去讨论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它把焦点集中在了达尔文个人的精神挣扎上，并且还表达得语焉不详，非常混淆，这是一个人内心的冲突，脱离了大背景，如果观众看它会产生什么联想，那也全是观众自己联想出来的。关键（电影里提都没提）在于，达尔文理论后来被政治化了（也可以说宗教化了——达尔文主义者），它成为了反基督的尖锐武器（而且绝对不是单纯出于科学必须推翻宗教的目的）。达尔文一开始想必就意识到了这点。（在人类发展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达尔文主义的大流是灾难性的，适者生存的理论为强权者创造了毫不羞耻的口号，道德上的障碍完全可以忽视了。）

电影中对神创论的直接驳斥几乎没有（至少我没看到）。有趣的是达尔文的那两次激烈的反驳，创造出如此多的生命只是为了让它们死去？还有坐在凳子上对牧师说的那段话，把牧师给气跑了……神创造出如此多的生命竟然只是为了让它们死去？这是不义的，世间不存在一个不义的上帝，怎么能解释上帝是这样残酷的，不能解释，所以上帝不存在，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去解释，那就是自然选择，优胜劣汰。这根本不是从实证角度，只是从逻辑角度嘛。

另外，《美丽心灵》那片子我觉得人性的不是“意志终于获胜”，而是意志终于被迫必须获得世俗意义上的“胜利”，这样的胜利也可以用dark triumph来形容。

来自方舟子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0ccs.html

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大他一岁的表姐爱玛结婚。达尔文此前曾对是否要结婚犹豫不决，在笔记本中写下结婚的好处与坏处加以比较。排在结婚好处第一条的是“孩子”。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此后一直到爱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10个子女。其中有3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3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2岁时死于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后来有人把达尔文子女的夭折归咎于近亲结婚。这是没有道理的。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 岁。即使是10～15岁的儿童，死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是现在的25倍。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至于肺结核，在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近亲结婚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67～93岁）。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有成。只有2岁夭折的小儿子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记录以及从照片判断，当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种遗传病——唐氏综合征（先天愚）患者，但这显然是由于爱玛是个超高龄的孕妇导致的：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收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在他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医学也许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爱玛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但她也不能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物，放在一个书箱中。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爱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但是他还和爱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礼拜仪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写着“发烧”。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实际上，当时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钟。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爱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为它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事实上当时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26年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在读了科赫的论文后，达尔文评论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二、三十年前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够证明传染病的起源，那将会是科学的最大胜利；而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了这一胜利。”5年后，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 1921年据此出现了能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一直到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我们应该庆幸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出现这种痛苦的可能性，这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它确实算得上是科学最大的胜利之一。

2007.11.18.

（《中国青年报》2007.11.21）

(XYS20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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