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起爸爸上学

父爱是有条件的，可以传宗接代的、可以给自己养老的，才能倾注父爱。至于女儿，在家时榨干劳动力，嫁人的时候挑个条件差的谈个好价钱。这剧里所有父子之间的煽情都让我觉得作呕，就冷眼看着这俩父子一边喝女人的血一边表演。剧里的经典台词“你是个男娃做什么事都要有结果”，言下之意男孩是要奋斗的，女孩只能被利用的。男宝限定版的父爱如山，凭什么收获这么多感动？

看何止電影這電影解讀都讓我忍不住流了幾滴淚，那是感性的淚，理性後，立刻想起電影《何以為家》，12歲的男孩跟電視台、跟法官說：“我要起訴我的父母 ...... 我希望，沒有能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了。” 沒能力撫養還要生，根本就是害人。

//youtu.be/uMIww93kM4E

《背起爸爸上学》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甘肃山区的一个孩子石娃通过教育不断重塑自我的艰难历程。

正确的煽情远胜过拙劣的编造，《背起爸爸上学》中的煽情是真实的，自然能够带来真实的感动。

因为看这部电影，很难不引起缘自心底的共情，虽然没有那么艰苦，但我何曾不是那时的“石娃”。

我想起上学前班的时候，也是挎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布书包去上学，粗糙的针脚传递着细腻无言的母爱，暗淡的颜色寄托着教育导向的光明未来。

我想起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正在上课，突然从老旧的教室上掉下一条蛇，全班同学惊恐慌乱的哗然声。

我想起有的小学同学交不起学费，不知道某个时候突然“消失”了，直到再也想不起他（她）们的名字，记不得他（她）们的样子。

我想起被老师提耳朵、罚扎马步、罚跑步、罚打扫学校的卫生。他们体罚我，羞辱我，却还说是为我好。

我想起初中的时候住在姥姥家，每天早上上学，天色未亮时总是被几只大狼狗撵在后面，可我始终没有跟爸妈说。

我想起初一冬季的一个早晨，姥姥家被盗了，我没有找到我的衣服，只好穿着姥爷的衣服去上学。

我想起我们那个乡镇初中，初一时10个班，每个班70多人；初三时只剩3个班，每个人40多人。

那些真实的底层图景，比电影生动得多，也惨烈得多。

因为我们拥有的都是没有“橡皮”一生，走错了一步，就无法涂改重来，只能重复父辈的命运循环。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求学是一场残酷异常的游戏，通关的路上“尸横遍野”。

初中高中曾有两次哭闹着辍学，父母捱住了我的冲动要求。我很幸运，成了这场“大逃杀”的幸存者。

最近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的走红，再次唤起社会公众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深度认同，以及对贫困地区的孩子坚持求学、逆天改命的深刻共鸣。

我想起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的塔拉·韦斯特弗，一个从大山走向剑桥的女孩。

约翰·杜威说：“最终我认为，教育必须被视为一种对经验的不断重建；教育的过程和目标合而为一，是一回事。”

教育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教育是所有意义的汇合，是全部价值的终点。教育是人生蓦然回首时的了然无憾，是生命自我审视后的灵魂革命。

石娃成功了

来源:工人日报

20年前因一部电影，“石娃”原型李勇经历了“荣誉之重”，而今他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背起爸爸上学”20年后

编者按

在“石娃”李勇之后，有千千万万贫困学子走入了高等院校的大门，这有赖于日益完善的贫困生扶助体系，不仅包括了学费贷款和减免、勤工俭学机会等物质层面扶助，也包括了招生指标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生源倾斜的政策性支持。

20年后，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在留守儿童集中的农村地区，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出现，他们并非没有学费，父母从城市寄来的生活费足以让他们早早地学会手机游戏和网络直播。但是，与其念书，不如早早出去打工赚钱成了许多人的想法，“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成了反讽，“做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反倒成了个别人向往的生活。阻碍他们上升的，已经不是经济条件，而是观念，以及形成这一观念背后的诸多社会因素。

20年后，我们重拾石娃的故事，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依然有新的意义。石娃从庆阳师范学校三年级学生，到最终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不仅仅是因为成绩优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不懈地努力，为了更幸福的生活，不论遭遇了什么。

改变命运的不只是知识本身，更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对于今天依旧身处贫困的“石娃”们来说，不论是选择专业技术学习还是职业技能教育，学习的过程，有时比结果更重要，因为，向着目标前行所留下的每一滴汗水、每一朵泪花，都会在未来绽放，就像影片结尾，背起父亲，也背起未来的“石娃”一样。

1980年出生于甘肃省宁县瓦斜乡永吉村的李勇，如今是西北师范大学的副教授，每天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旁人不知道的是，20年前，他曾经以另一个形象“名满全国”——“背起爸爸上学”的石娃。

1998年，《背起爸爸上学》这部电影，令许多观众热泪盈眶，也让贫困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年后，《工人日报》记者重新走访主人公原型，记录下他20年的变化，也记录他现在的生活。

为人子的本分

电影中的石娃，是与姐姐和父亲相依为命，一把勺子决定了他可以上学，瘫痪的父亲为了让儿子安心求学，一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影片的结尾，出现了李勇的名字，以及他获得“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李勇，成长之路比电影里更艰辛。

李勇出生时，父亲52岁，母亲47岁，上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6岁那年，父亲瘫痪，大哥大姐都已经成家，二姐三姐都在念书，家里的重担要靠瘦弱的母亲和年幼的李勇来肩负。

1992年，李勇以全乡第二名考上初中，每次到校前，他都要做好家务。1995年，他获得了全国初中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甘肃赛区一等奖，被保送到庆阳师范学校读书，但同年，母亲因脑溢血去世。那年的9月7日开学，他用架子车拉起了父亲去上学。

这部1998年公映的电影，当年即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第29届吉福尼国际电影节铜神鹰奖。之后，还有一部反映贫困地区求学的电影上映，叫《一个都不能少》。

成名之后，李勇也经历了“难以承受之重”，“一个中学生被授予很高荣誉，收到那么多社会捐款，走到校园里几千名师生无人不识，走在大街上路人会指着你说，这是谁谁……”李勇迄今仍然觉得，那段时间所承受的“荣誉之重”，别人无法体会，在他看来，背父亲上学、照顾父亲是他为人之子的本分。

助百名学子完成学业

成为榜样的李勇，每学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被邀请做演讲、做报告、接受采访……很多时候“自己无法选择”地被推到了话筒前面，接受着赞美和敬意。

当然，还有雪片一样的全国各地来信。但是，有一封信让李勇终身难忘。还在庆阳师范上学时，北京某医院的一位老专家写信建议他继续求学深造，因为，如果能够继续读研、读博，就能对国家、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于是，李勇有了更远的目标，白天社会活动多，他就晚上抓紧时间学习，晚上其他同学休息后又偷偷点灯学一两个小时。利用这些时间，李勇不仅没有落下课程，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1999年李勇从庆阳师范学校毕业，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西北师范大学。

当时，李勇陆续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近6万元，在当年堪称“巨款”，足以在省城兰州买一套“面朝黄河，春暖花开”的房子。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在父亲去世后，他将其中的5万多元捐献给母校——庆阳师范学校，设立“优秀学生奖励基金”，至今这笔基金已经资助百余名贫困学子完成了学业。

“是在巨大荣誉和巨额捐款面前迷失方向，还是能正确认识自我？‘以一颗平常心，面对所有一切平凡而又不平凡之事’是当时最正确的自我认识，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能以一个平凡人看待自我，既不膨胀，也不妄自菲薄。”这是李勇的心声。

从在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又努力考上了硕士、博士。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初创企业工作半年。很多人羡慕起李勇，当年的“石娃”成了名校博士，前程似锦，但李勇总觉得，他还是要选择平凡的生活，回到师范院校。

拥抱“平凡”的人生

“若能坚持3至5年，或许公司上市，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财务自由者’，考虑再三，还是回到兰州。没有什么崇高的想法，就想当一名平凡的教师。”李勇，对《工人日报》记者坦露了心声，“选择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有课余时间做科研和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选择成为老师的另一个原因是，李勇觉得自己的成长经历适合做学生工作，希望像当年老师帮助自己一样，帮助其他学生。“我感激这个社会和时代，许许多多人的关心激励让我走进了大学校门，并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破茧成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

20年后，李勇对“知识改变命运”也有了新的理解：一个人的成功与知识、性格、品格、机遇等多种因素相关。“我比较认同安东尼·罗宾说的这句话，‘如果你想成功，那么请记住：遗产为零、诚实第一、学习第二、礼貌第三、刻苦第四、精明第五’。”

“做一介热爱生活的平凡人。”从为人子到为人父的角色转变，从众人赞誉的“名人”到为妻儿撑起一片天的“男人”，李勇说，现在的自己终于可以按照生活本身的步调，一步一步走自己“平淡淡”的人生。

如今的李勇，最小的孩子只有3个月，没有老人照料，“下个月年幼的孩子找谁看？”是他幸福的烦恼。他对未来的期许是“培养好自己的孩子，我以庆阳的农村为起点，走至今日，她们以兰州为起点，希望能走得更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