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

漢娜出場時，已身在一個舒適的客廳，屬於新大陸，薄暮時分。在觀眾的視野裡，中景鏡頭平行拉動，紀錄著她和美國朋友的風趣對話。漢娜被朋友嗔怪，當然只是佯嗔，說怎麼站到了我前夫那邊，幫他說話？而口角的前因後果隱藏在敘事之外。漢娜，她的德腔英語總是那麼厲而溫，回答得不假思索：我怎麼會幫他說話？别忘了我是通過你才認識他的，你是我的朋友。

類似的話語曾遙相呼應於十八世紀中國的經典小說《紅樓夢》。故事主人公寶玉的小女友黛玉一度吃醋，迫使寶玉主動自清、說他對另一個表姊妹寶釵絕無非分之想：「你這個明白人，怎麼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他是才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寶玉說的，是中國人自古人際關係和社會建構的基本原則。類似的倫理教言廣泛存在于儒家文化圈。其顯然易見的缺點是不講是非，流於鄉愿。孔夫子說過，益友的首要條件是正直。之所以有此一說，正因為這種人太過稀少。更為例常的是物以類聚，個性相投而無所用心；把大家的相似點當成道德。至於親族間互相包庇而抵抗公權力的偵查，甚至就直接被認作體現了正直本身。沒有空間也沒必要讓哲學橫生思辨。更古老的生物本能已經這樣在人類身上運作了十萬年，寶玉和漢娜不過是最近的兩個例子。

漢娜在紐約猶太老友的祝福和質疑中，獨自飛去以色列旁聽艾希曼的公開審判；----同時訪舊。世界電影的新世代觀眾可能會驚訝於片中猶太人都以德語交談，必須掃除歷史塵封才能認識到老輩猶太人可以看作是一群被納粹賤民化而離散的（一度）德國子民，正如那些曾經被共和國清洗除去的地主和知識份子。

審判開始了。被漢娜日後形容成猥瑣平庸的艾希曼，在鏡頭的取舍下更像個看透一切的（史學）老教授，重複說著「你們不懂那個時代」，而永遠帶著一句潛台詞「你們太無聊」。當起訴官終於被激怒而厲聲喝問：你說你只是執行命令，那麼如果上級命令你殺你父親，你也執行嗎？這時，艾希曼答道：「如果他被領袖證明是有罪的，我當然會執行。」

如果是浸潤中國文化很深的觀眾，此時該會感到強烈的憎惡和恐懼；而不只是在智性層次予以輕蔑的評語，像是漢娜加之於艾希曼的那些形容詞，例如極度愚蠢之類。弒親屬於中國古代刑罰典律中最深重的罪惡，僅次於弒君。但是弒君這個詞偶然還能見諸學者的議論文字，因為史鑒太多，而弒親則幾乎被放逐於言說之外，很難啟齒討論。在一個將父子互相隱庇而抵抗國家權力奉為典則的國度裏，如果出現一個人，竟公開辯稱父亦可殺，弒親無罪，公眾怎麼能說他只是平庸愚蠢？怎麼能不說他已被惡魔附體？

很難輕易對紀錄片剪輯出來的艾希曼投予一個「不思考」的定論。有沒有可能艾希曼正是通過了思考（不管它多麼錯誤或被動），比如，要破除一切所謂封建陋習和個體本能而締造強大民族國家，才選擇了投身納粹體制，也同時被納粹體制選擇，而坐上了那個位置？相反的，有沒有可能，在艾希曼眼裡，那種分别朋友新舊遠近而左右袒的言談、那種朋友之間不責善的信念、相信大家終將言歸於好的信心，才是真正平庸而拒絕思考的生物本能（和屬於東方的愚昧），而它一樣可能在任何時間地點，對任何異類和弱者犯下罪惡，只是它的罪惡更為庸常，甚至日常？

一切留給觀眾思考。本片真是後勁十足。

这个电影从本身来说，技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其所阐述的内容，“平庸之恶”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确实会引起所有人的愤怒，尤其是涉及到诸多人生死的时候，这样的话似乎确实失去了说的意义，不合时宜。
但是汉娜说了，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击了真相。是傲慢也好还是读书人的蠢钝也好，最终她还是将这个东西说了出来。
也许有人觉得她是再拿诸多人的生死在那里做作但是我敬佩她，揭开人性的真相去阐述我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的东西，是如此艰难。就比如说，法律上也说法不责众。事实上这与整个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所背离。
汉娜一直在坚持的是平庸之恶是造成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作为转运官员的那个刽子手，他只是在遵循命令。而这种命令本身的遵循就是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良知的结果。众多人背离良知的遵守命令，最终导致了恶果。【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电影或是著作】
同时她当然对犹太人有同情又关爱，这一点毫无疑问。
她希望通过唤醒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从而鼓励人们要用良知道德去抗争，而不是成为这个强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当你看到人们谩骂她是替刽子手辩护的婊子或是犹太人中的败类，你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被自己内心的伤痛所折磨，没有办法去正视汉娜的观点。当然我也并不责备那一点，反击也没有意义，事实上很多人遭受那样的创伤之后永远走不出来，就像她那个同事再听了她如此明晰的观点也好，依旧在情感上接受不了。
汉娜是个真正勇敢的人，因为她正视了自己内心的伤痛，敢于自我解剖。
有良知的人放弃良知，有良知的人惧怕对抗，才是这个社会最为可怕之处。
我依旧记得我那个操着一口不标准普通一辈子是个讲师的法理学老师，他说：如果所有人都觉得社会变革、公共事件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下一个当遭遇不合理体制伤害的人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么一颗心，你就会有良知。

一个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傻逼。决定去借汉娜的著作来看。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

特约撰稿 王绍培

【剧情简介】

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

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

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现在，我们审判他。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三七○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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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即使幾個極度聰明、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麼巨大的人道罪行。參與那些惡行的，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經歷過二次大戰，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齣傳奇片，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耶路撒冷大審」前後的事跡為主幹。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擄走，並舉行公審。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紐約客》自薦，願意親臨大審現場，撰寫一份歷史紀錄。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只是一個平凡人。甚至可以說，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因為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他推說，他不是親手殺人的兇手，他只是執行命令。艾希曼的「純真」表現使鄂蘭不得不反思「邪惡是甚麼」的問題。邪惡是有本質的嗎？抑或邪惡只是良善之缺乏？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讀愛》（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戰時也曾為納粹服務，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幹甚麼都只是執行任務而已。結果真實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視為戰犯而判刑。

鄂蘭除了把別人眼中的惡魔描述為一個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社群領袖牽進來，指他們也須對大屠殺負責。她這樣的論點旋即惹來學界內外、猶太同胞與其他族裔的人、報章讀者與鄰居等各方的攻擊和恐嚇，說她背棄自己的同胞、違反人性、冷酷和高傲。連大學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卻堅拒妥協，並在大學講堂裡辯解時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Banality of Evil」多被譯作「平庸之惡」，偶爾引來誤解，認為這是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詆譭平凡的普羅大眾，意味著他們本身蘊藏著一種邪惡的特質。其實「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鄂蘭澄清，她不是說像艾希曼所做的事並非不邪惡，而他受刑也是罪有應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惡不一定體現為滿懷惡念的魔君形式，猶如《讀愛》中目不識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邪惡會以「平庸」的方式體現於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絕獨立思考，只管跟隨比個人更大的國家機器和集體意識。在巨大的邪惡之網羅籠罩之下，即使「盡責」本可稱為美德，一旦人們停止思考，彷彿把腦袋皆變為「外置硬碟」，結果仍是災難性的。「盡忠職守有甚麼問題」的反詰，令人想起無數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香港人並非不會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餘時間不想用腦，所以反智電視劇比國家地理頻道更吸引。他們也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那些高官和輿論領袖的「語言偽術」功力太高，真假難辨，只能順大勢而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穿插著鄂蘭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舊日交往的回憶片段：當日已婚的大學教授海德格與學生鄂蘭發展一段不倫關係。一九三三年，海德格加入納粹黨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助紂為虐。戰後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聲名狼藉，卻跟鄂蘭解釋說當時世局艱難，作為不諳政治的學者，他只是一時糊塗，很多人的攻擊也是無理中傷云云。鄂蘭似乎被打動了。電影對於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只是蜻蜓點水，主要是跟鄂蘭和現任丈夫的恩愛甜蜜作比較，卻沒有深入地勾劃鄂蘭、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間的微妙關係。儘管說艾希曼只是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會思考的平庸之輩？電影也沒有提及戰後鄂蘭如何跟海德格回復曖昧的師友關係，幫助名聲掃地的他回復學術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終沒有真正悔改。若編劇在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上著墨更深，或許會令電影沒那麼沉悶平板。其實魔掌也是孤掌難鳴的，邪惡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兇惡的一面實是渾成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