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儿

【后遗症】

战争结束后第一个秋天的列宁格勒。

集体公寓的厨房里，爱慕伊娅的男邻居对她说，伊娅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是紫罗兰的意思。“紫罗兰，多美的花啊！” 他一边殷勤地重复着，一边伸手去揽她的腰。她立即躲开了，高瘦的身子抱紧了裹着大毛巾的帕什卡。

谁都看得出她很爱这个孩子，温柔地帮他洗澡，爱怜地逗他笑，在裁缝邻居无法帮忙照看的日子里，牵他一起坐有轨电车到医院去上班。医院长官特意留出已故同事的例行供给，好让伊娅和她的“小男子汉”能在战后初期物资匮乏的窘迫中获得更加充足的口粮。

“不要在这里抽烟”

“吃东西 吃东西 吃东西”

去上班

院长的特别关照。这一幕之前孩子并未出现，而画面已经离开绿色的病房和走廊，提前被红色笼罩。

伤员们也喜欢帕什卡。千疮百孔的焦土之上，有谁会不去爱惜一个孩子呢。他们围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表演各种动物的情态，让小家伙猜。可帕什卡在战火纷飞的短暂生命中根本没有机会认识什么动物，既答不出狼叫，也不认得猪鼻子，反而是在一位截肢伤员挥舞起残缺手臂的时候，才断断续续地说出“小鸟”。大家都友善地哄笑起来。

断翅飞鸟

轮到帕什卡表演了。大家让他学狗叫，他却愣着不知所措。有伤员表示理解，说孩子哪知道狗叫呢，列宁格勒围困的时候人们早就把狗都吃光了。

短暂寂静之后，其余的人像为了掩饰什么似的，竟你一唱我一和地示范起狗叫来。就这样，五花八门的犬吠声在明亮整洁的病房回荡着，其乐融融的氛围似乎稀松平常，暖色的温煦却向战火中数不尽的丧失与残缺投来一束寒光。

（与此相对的是影片后半部分高调出场的苏俄牧羊犬。在官员的华丽宅邸里，它想必平安地活过了战争。）

修长飘逸 走起路来却有些笨拙的苏俄牧羊犬

帕什卡把伊娅当作妈妈。伊娅曾是前线的高射炮兵，震伤复原后成了军医院的卫生员。电影开头一笔带过地呈现了军医院伤员与护士之间常被文艺作品描写的暧昧关系（斯捷潘与伊娅），这种半开玩笑的亲昵或许可以对伤员的心理抚慰起到积极作用。但镜头一直持续到两人的说笑结束后，斯捷潘独自一人的空洞眼神。那时他还没想过妻子会找到他。他除了面部之外，全身上下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在与妻子重逢之后，这种无意义的感觉只变得更强烈。临别前他为战争向妻子道歉，可战争哪里是他的错呢。

炮火不仅在伊娅耳后与身侧划下清晰可辨的疤痕，还留下如癫痫般不定期发作的后遗症。这成了电影在形式上的核心线索。它夺去她的神志，让她从身体中抽离，无知无觉亦不能自控，短暂地成为一只沉重的钟，咔嚓，咔嚓，咔嚓，无意识地数着秒。

一次发作之后，伊娅发现自己永远失去了帕什卡。镜头从医院病房直接切换到伊娅家中。帕什卡学会了狗叫，而伊娅正试着自己用布料为他缝些什么。两人的玩闹由在战争中牺牲的动物而起，却在战后的孩子令人猝不及防的牺牲中结束。

幼小的他再也没有机会知道，这个在静默的失控中结束他生命的妈妈，始终等待着另一个在动荡的迷狂中给予他生命的妈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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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见到你真高兴。我也是。

帕什卡真正的妈妈，伊娅的战友玛莎，在性格和处事风格上完全是伊娅的反面。表面看起来，玛莎更开朗也更世故，尤其对性抱有一种娴熟而麻木的态度，习惯并善于用身体来换取生存的可能，在战时就通过接近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得到一块面包、一双新靴子、一次休假，等等。在与无数男性交合的过程中，她生下了一个孩子，却因为孩子的父亲牺牲而决心留在前线报仇，把孩子托付给提前离开的伊娅照料，自己则随军作战直到攻占柏林的那一天。可如今的她同样要忍受突如其来的疼痛，时常忽然收敛笑容，仿佛阴影始终在她头顶盘旋。玛莎说出“报仇”的时候，也好像在苦笑自己当时的天真。

电影将玛莎直接表达“想要一个孩子”的片段安排在女澡堂，似乎想要强调一种赤裸而毫无矫饰的母性，或者是对元初生命本身的强烈诉求。

而伊娅，大概从很久以前就爱玛莎了。这绝不只是战友情谊，而是沉默执着的、排他性的爱和依赖。她全心照顾玛莎的孩子，却又宿命般杀死了他。

嗅觉的依赖

伊娅告诉玛莎，帕什卡是在睡梦中死去的。她说，帕什卡没有把自己当作妈妈。真相无人知晓，善意的谎言没有人戳穿，可伊娅却仍然愧疚极了。她对试图“夺走”玛莎的男性（萨沙）满怀敌意；在玛莎情绪崩溃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跑过去亲吻她的眼睛、面颊和嘴唇。她对男性始终是拒斥的，却答应帮失去生育能力的玛莎再生一个孩子。

在“代孕”事件中，玛莎有时显得十足自私，急不可耐。她利用伊娅的愧疚和顺从，利用伊娅与院长合作帮伤员结束生命的“把柄”，逼迫他们服从决定，一意孤行地要实现自己成为母亲的梦。

利用亏欠 索要偿还

不过，玛莎大概并不知道，为自己生下孩子对于伊娅来说另有意义。伊娅爱玛莎，所以连她病态的渴望也全盘接受。她知道孩子是将两人生命继续相连的唯一结点，知道可以借助怀孕换得玛莎的关注，也因此在得知自己没有受孕成功后，在对萨沙的妒意和气愤中，孤注一掷地想找院长再试一次。

院长问她，你要孩子干什么呢？伊娅回答，因为我想成为她的女主人。

在医院得知自己未能受孕的伊娅，以及一位恰好（专程）路过的孕妇。背景海报：“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不要放弃做母亲的快乐。”

你要孩子做什么呢？

与伊娅无声的守护不同，玛莎对伊娅的态度却飘忽不定。最初大概只是把她当作温顺可托付的朋友吧。那天玛莎应裁缝邻居的要求试穿一条绿底红点的裙子，竟激动不舍地请裁缝容许她转几个圈之后再脱下来，可是转着转着又愈发伤心了。极喜总是容易触发极悲。和平年代里唾手可得的快乐被战争掳走，谁也无意偿还。

“我可以穿它转几个圈吗？”

伊娅看玛莎转圈的时候，自己也抱着膝盖坐在床上一起开心，笑得像小孩子；后来见玛莎难过，又立即起身跑来吻她，像是安慰，也像是明确地表达心意。之后伊娅突然发作失去意识。玛莎看她无声地抽搐，又气又笑，竟突然回吻了过去，但片刻后又像回过神似的，用力把她从身上推开。

上面的吻戏片段中，墙壁上未干的绿色油漆被拥抱又推搡的二人不小心蹭在脸上、身上，似乎昭示着什么。绿色的墙漆在背景中呈现蔓延之势，玛莎与伊娅二人固有的色彩属性也发生改变，衣着的红与绿逐渐交织，不分彼此。

（嗯 事实上红绿交织从一开始就存在 但还是呈现出某种动态）

电影临近尾声时，玛莎从萨沙家离开之后得知电车停驶是因为前方出了车祸。她在人群的议论中隐约听到是一个瘦高女人被碾入车轮，顷刻陷入惊惧，亲眼看到受害者之后又拼命跑回住处确认伊娅的安全。向来从容带笑游刃有余的她好像忽然一无所有。这一刻，似乎有一种始终隐秘的感情忽然爆发了。(当然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伊娅本身对玛莎而言仍然没有那么重要；她只是担心自己将再次失去得到孩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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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影片结尾仍是自欺欺人的挣扎。

玛莎说不小心把鼻血弄到了绿裙子上，一定要被裁缝骂了。伊娅万念俱灰穿着玛莎从前线回来时带给她的红毛衣坐在窗前，反复试图坦然告诉玛莎，自己的身体里是空的，什么孩子也没有。在“空”的用词上，先前伊娅去找院长请求再次尝试受孕时用的只是“пустая (empty)”，此刻却换作“напрасная (meaningless)”，尽管前者也有抽象的引申义，后者却已完全是“徒然一场空”。

可玛莎却捂住伊娅的嘴，不让她说下去，动作之粗暴让伊娅嘴边也滑下鲜血。这一幕，红与绿在二人身上完成置换。

看到这里也才明白，电影海报选取的正是玛莎阻止伊娅继续说下去的瞬间。在难以重建的生活废墟上，“不信”的自欺显得那么徒劳。

最后，玛莎像什么也不曾听到似的，握着伊娅的手描绘未来：她谁也不需要了，只要跟伊娅和孩子在一起；那会是一个男孩，长大后会很聪明；她会去上学；他们会一起去看电影……两个人相拥而泣，就像孩子真的存在，就像美好就在眼前。

听到观众席传出一声哀叹：“真是可怕啊。” 一边是前途扑朔的单恋，一边是虚幻无望的新生。

不过虚妄中也有希望。至少二人的生命还在，彼此的依赖也日益加深。美好也罢，艰难也罢，总能继续生活下去。作为未来象征的孩子，也仍然可能拥有。只是战争的疼痛会始终伴随着她们。那不是一句“感谢你们的牺牲”、一排奖章或一小袋礼品就可以抚平。

战争的伤口在掌声中重新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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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电影如同巴拉戈夫一鸣惊人的处女作《狭隘》一般，仍然不吝以最浓郁饱和的色彩来对人物关系进行赋义，红与绿的对撞毫不减损整体画面的美感。两种颜色在衣饰和环境中穿插渗透，在无声中形成对话。

同时，影片叙事又极为克制，用视觉上的表现（神情、动作、非言语互动）来代替许多电影中纯属蛇足的文字叙述；除片尾字幕部分外，全片没有任何背景乐渲染，只保留和放大场景音，靠着真实场景原本的样貌和声响维系着时空的张力。就连字幕部分的音乐也是破碎的，片段之间出现停顿，好像让我们再度进入伊娅失去意识的区间，咔嚓，咔嚓，咔嚓。

另外，影片在情节上受诺贝尔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战争中没有女性》启发，取其个体叙述的视角。书中的一位受访者说，自己在战场上看到那么多死人的时候就想，如果能活下来，一定要找一个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结合电影中玛莎的渴望来看，"孩子"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庞大未来的象征、不择手段的私心，不如说是个体为了抚平创伤而不得不找寻的慰藉，是强迫性的填充、代替与延续的需要。

导演本人还提到，伊娅的人物性格特征参考了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如《弗罗》中苦苦等待与爱人短暂重聚的女主人公）。然而电影从这些文本之中跳脱出来，自成风格，让故事在极小的时空跨度和简单的关系网络中包含无限可供解读的意蕴。

另外个人尤其喜欢几场电车戏。镜头并不紧跟主角，而是有心无意在人群中穿梭，看似随意地选择短暂跟拍的焦点。这种处理让特殊化的情节人物融于普通，景深虽浅，却仍保有通透。

以上种种，都为一个文学性极强的故事赋予了成熟而迷人的电影生命。哪怕是尚未结果的花，也美得触目惊心。

在阿芙乐尔电影院的老影厅里赶上了临回国前的最后一场《дылда》的放映，真是极为幸福了。算不上座无虚席，影厅里凑齐了俄罗斯的老中青三代加上我一个“门外汉”；很是折磨感官且不老少皆宜的片子；两个半小时下来直到银幕再次跳出影片的标题，有种很彻底的如释重负。

“дылда”在维基辞典里的解释为高而笨拙的人。影片里身材高瘦性格腼腆的iya被医院的同事和邻居们这样称呼，对战争的记忆让她留下不可逆的精神创伤，独自抚养着奔赴前线的masha留下的独生子，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masha在苏军攻陷柏林后返回列宁格勒，在得知儿子因为意外去世后，失去生育能力的她决定用iya的身体去填补丧子之痛在心中留下的空缺。影片始于iya发病时那种笼罩全身的窒息感，朦胧的音效和景深让观众直观体验到了精神创伤所带来的失焦。导演镜头下描摹出的战争背后的病痛真实而抽象，医院里残肢的士兵，破败的街道，陈旧，行驶缓慢的电车，和一群群不安的民众；角色们都压抑着情绪，在难得的战后的片刻安宁里，任由它在崩溃的间隙消失殆尽。 实在不太想去深究剧情，感觉巴拉科夫意在观众的潜意识里重塑那些生命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如何去挣扎，怎样和生活斗争的；那种记忆必定不像是《罗马》或是《永恒一日》一样概括又全面。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必然超脱于情节本身，让电影披上些许实验性的外衣。

影片的意象着墨浓重。瘦高病态的iya和坚毅却不育的masha像极如今的俄国，带着惨痛的战争疤痕蹒跚前进，在废墟和彷徨失措中孕育新的生命；笨重的电车如同苟延残喘的战后世界，拖沓陈旧，噪声轰响，象征如今这社会没法满足人们基本的需要和期望。片中借背景不止一次提到孩子是国家的希望，而这种希望也因为被动变得牵强和渺茫。电影里色彩的意象也更细腻更明显。代表生命的绿色在iya和masha间不停流窜；对立，乖张又带有一丝戾气的血红色不时武装着iya，让她反抗着这个时刻想要扭曲她的病态畸形的社会。影片中的对话多半是耳语，模糊， 带着一种无法超脱的不自然。俄罗斯“豆瓣”上这样一条短评很是让人感触：虚弱无意识状态下的生活不足以称作电影，无论是否努力，都只组成一副静物画。（ Жизнь в предобмороч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чна, как ни старайся, и фильм остается лишь натюрмортом. ）这多半是导演在拍摄和镜头调度上裸露的一大弱项。其中几个片段反复不停的正反打让我怀疑是重播了两遍的同一画面，在演员努力塑造的同时镜头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不太会从女性角色的转变上分析，比如全片最后在饭桌上才提及的masha战争时期的经历；坐在回程电车途中的笑容；两个女主突然抱在一起拼命亲；还有穿上绿色连衣裙后高兴到失智的masha。结局固然承载了足够多的希望，像是角色对自身的认同下了一盘神情迷散的棋，输赢都好判定，可是没人再有心情估量损失。

〈Beanpole〉译为《高个儿》，它花了2个多小时讲了战后那些难以重建的内心墙壁，它们一次一次坍塌，而我们仍扒拉着这一地碎石，分不清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因希望被困于当下。

被医生、家庭放弃的伤兵，打安乐针后，吸食这人间最后几缕女护士吹给他的烟。无法生育的战时营中女性，失去唯一的孩子，却寄托希望于另一个无法生育的营中女友能有个孩子。

镜头一转，是一位中产女性带着小狗出门遛弯，她拒绝另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女性进入家门，和自己的儿子成婚，她聊着自己儿子的情感有多易变，寄托于这样的爱情没有出路。

殊不知爱情早已不是战后人们会谈论的话题。

太多的电影聚焦战场上的残酷，那些尖叫，那些血液，但有的时候这些都没有迎接胜利的战后，我们要面对那么多无人问津，无法与自己对话，无法和他人建立连接的灵魂，来得残酷。

战后，打扮体面的女官员，祝贺大家迎得胜利，宣布大家下面便要加紧进入新的工作中。

镜头中唯一鼓掌的人便是被医生、家庭已经放弃的伤兵。所以谁能说活着一定是希望呢，谁能说希望不是折磨我们的被困于当下的毒药呢。

《高个儿》俄罗斯电影，电影原名《Beanpole》，直接翻译为豆杆，也作为瘦高个子的称呼。1945年的列宁格勒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饱受摧残，每个人都在努力恢复平静。1991年出生的康捷米尔·巴拉戈夫受诺贝尔文学奖阿列克谢耶维奇1984年出版的小说《战争中没有女人》启发，力图在电影《高个儿》中描绘女性士兵应对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而饱受摧残的故事。

高个子女孩伊亚在病房发呆，整个人僵在那一动不动，曾经作为炮兵的她因为脑震荡后遗症，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冻结”在那里不能动弹和说话。

伊亚有个收养的儿子帕斯卡，小家伙刚刚会说话，是医院中快乐来源，伤员通过模仿各种动物逗乐帕斯卡，当一个士兵问，狗怎么叫的时候，人群沉默了，帕斯卡可能不认识狗，因为战争，小镇上的狗都被吃光，于是众士兵开始学狗叫，与其说是狗叫，不如说是哀嚎。伊亚在跟帕斯卡玩耍的时候，突然“冻结”病症发作，还没见过狗狗的帕什卡被压死。

玛莎是伊亚的战友，从伤病中恢复后已不能生育，帕斯卡是她战场上生下的儿子。得知真相的玛莎逼迫伊亚为她生一个孩子，伊亚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屈服。玛莎选择了医院的医生尼古拉，于是同一张床上，玛莎在最里面，伊亚夹在中间，尼古拉趴在伊亚身上，随着哭泣的声音，玛莎因为尼古拉的推力猛烈的晃动。

玛莎穿上绿色连衣裙，快速的旋转，一边转一边笑，她想到了快乐的小时候时光，接着呼吸困难，近乎绝望，战争摧毁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旋转让她眩晕，战后的世界更是让她周围的一切失去焦点。

狙击手主动要求药物自杀，只因为他不想成为其他人的负担。当医生问他为什么不自己来，他说生前已经遭受了很多痛苦，想死的轻松点。高个儿说，我不想再帮这样的忙，医生说是他主动要求的。而在注射的时候，她再次确认，你真的想这样做吗？其实高个儿是善良的，很多时候她身不由己。

红头发的矮小玛莎和金发、瘦高的伊亚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在战争中遭受创伤的女孩，战争后，还要在饥饿歧视中继续生活。两个女孩小心翼翼的维持着彼此的友谊。也曾想杀死对方，也害怕失去对方。虽然没有尸横遍野、断壁残垣，《高个儿》通过两个女孩，表现了战争的恐怖，战争的伤痛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泡妞的士兵说，女兵会为了食物乖乖听话，而玛莎正是因为在战争中为了活下来，多次流产导致无法生育。《战争中没有女人》说，“我们对战争一无所知，我们都是从男性的视角了解战争，我们都是“男性化”笔下战争的囚徒”。《高个儿》表现了战争的另一面，尽管国家胜利了，但人们遭受了巨大的创伤，那些在战争中贫穷、痛苦和绝望的女人还在努力恢复正常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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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来源《高个儿》，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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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的第一句话是，主动发起战争的人，真的是该下地狱，以为战争打赢就赢了吗……

我们常常对灾后重建乃至战后重建抱着美好的愿望，可愿望只是愿望。

战争中出生的娃娃，好容易有口饭养活了，甚至不知道狗这种生物是怎么叫的，因为狗在战争中已经被杀光了。影片中这样的一个娃娃，也冷不丁地就挂了，挂得如此突然，在我看第一遍的时候竟然没有发觉，娃娃是怎么没了，孩子烂漫的笑容，确实战后是找回正常的契机，但导演生生地给掐断了……

孩子的死因，不是大人们不爱他，而是带他的妈妈大高个儿伊娅的战争后遗症。大脑受损，导致伊娅整个人会突然间对动作失去控制，以至于在俩人学“汪汪汪”打闹着的时候，生生地把孩子压在身下，可爱的小正太就这么被导演给导没了。你越把孩子当希望，影片就越要血淋淋地告诉你，希望不是你想有就有的，没那么容易，不要以为赢了战争你就赢了，战争没有赢家……

影片主线的另一位主角，是挂了的小正太的亲生母亲玛莎，伊娅的战友，在伊娅受伤退伍后玛莎留在战场继续攻占柏林，为孩子的父亲报仇。玛莎是伊娅默默爱着的人，所以伊娅全心全意地带着玛莎的孩子。然而，现在孩子没了，玛莎利用伊娅对自己的爱和愧疚，强迫伊娅想办法怀孕，玛莎给战后开的药方是有孩子才有希望。玛莎自己，或者是被弹片伤到，或者是战场上为了获取好点的条件和活下来在前线多次堕胎，切除了子宫，已经无法再受孕。尽管如此，她也使劲地使战后的自己走向正常，至少看起来正常，她或者偶尔忘了自己不能生育，偶然的机会与高官的矮瘦弱鸡儿子打了一炮，后者有些爱上了她，而玛莎也想嫁给他，猜想是想带着伊娅和伊娅生的孩子一起，借助高官家的经济实力实现至少经济安全。

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各有各的伤，唯一一样的是，大致都很惨。战争中战斗英雄，获得的也只有一系列奖章的荣誉和有限的经济支持，想要重新独立养活自己和家人，对每一个战后的特别是负伤的战士，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医院里的一位狙击手，除了头部和大脑正常，其他部位完全没了知觉。部队总算联系到了妻子来看他，妻子怯怯地，说家里已经给他举行了葬礼，孩子们也并不知道他还健在的事实。狙击手的眼泪大概很难看到，天晓得他如何开解自己。一位成年男性，无法养育孩子，只能是家里的沉重负担，而且是永远的，所以他请求院长帮他结束生命，请求妻子的原谅，“这一切，都是战争的错”，他是为了家乡和祖国才作战的，他是战争英雄他打赢了，却无法回家，留给他的尊严选项，只有死。

高官的菜鸡儿子在和玛莎见过家长后并没有送玛莎回家，玛莎回家的电车出了事故，撞上了一个高个儿女孩。也许到了此刻，玛莎才想起伊娅本人才应该是她最珍视的，她俩的感情和两人相伴才是度过漫漫困苦的战后时光走向正常的唯一可靠的事儿，所以玛莎快速奔跑起来，跑回家才能真的确认那个被撞死的高个女孩不是伊娅……

影片里最让人动容的是高个儿伊娅，毕竟片名是她。她是战场上的炮兵，受伤后回到后方的医院工作，同时养育玛莎的儿子。她毫无疑问地爱着玛莎，对玛莎的儿子很好，却因自身的伤，害死了玛莎的儿子，院长对玛莎说，一位母亲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的心情……院长是个好人，伊娅也是，俩人冒着风险帮狙击手不痛苦地结束生命，玛莎却以此要挟两人为她生个孩子……

战争，让正常走开……

战后，找回正常的路却往往很难正常……

也许，只有交给时间……

珍惜和平，和平时代，人类才有机会正常。

28岁俄罗斯导演康捷米尔˙巴拉戈夫的《高个儿》，得到去年坎城影展一种注目的最佳导演奖，跟最佳影片奖。

故事描述列宁格勒保卫战结束的隔年秋天，习惯穿绿毛衣的伊娅和红头发而且喜欢穿红衬衫的玛莎，在伤兵医院打杂维生的日子。

伊娅是高射炮兵，她得了突发性僵化症而提早退伍。我们后来发现，为了在前线活下来，担任后勤支援的玛莎得不断的陪不同男人睡。

集体公寓那么拥挤，人们还是要喝茶做衣服。长官要来视察医院，病人们都安心配合医院，不对战争提出任何控诉。圣诞夜大家吃鲱鱼喝酒，跳几支舞就很快乐。

生活太艰难，生命太沧桑。但是，每个人都把生活中的每件事情，本本份份的诚恳以对。最后，我们会发现，被大家称作高个儿的伊娅，其实一直都暗恋着玛莎。

俄罗斯跟法国的艺术片，两者最大的不同点是：俄罗斯会用堆迭小冲突，让人在回望的时候感到后怕或不舍。法国人则是小事件不断，最后让你余音袅绕。

冲突是可以正反组合的乐高，事件则是层层分明的拿破仑蛋糕。前者的每个组合都很揪心，后者则是冷冷的在最后给你致命一击。

看到把生活过成一首庄严的诗的人，让人不禁想起，我28岁的时候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