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象藤枝偎依在我怀里, 叶子倾听你缓慢安样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 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 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 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从山岗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 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王永年 译)
如果你不喜欢《第一夫人》,那你可以试试看这部《追捕聂鲁达》。虽然出自同一个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之手,同样都从政治背景切入人物,同样只截取主角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同样有着灰暗的色调和别致的镜头风格,两部电影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夫人》仍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人物传记,除了娜塔莉·波特曼的演绎过于喧宾夺主之外,剧情显得过分平庸。但《追捕聂鲁达》却在传记片的形式上走得更远,让这个深入人心地历史名人跳脱出书本、传记、百科地描述而不拘一格地呈现。 电影开场,镜头旋转推移跟随着聂鲁达进入参议院的洗手间。这位共产党参议员同时也是人民最热爱的诗人对背叛左翼支持转而投靠美国的智利总统大加伐挞。共产党受到当权派的清洗和压迫,公开批判总统的聂鲁达更是遭到总统党翼的弹劾和追捕。总统先生对他的受欢迎大感嫉妒:“这个人只要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万名工人就会安静下来听他用那种特殊的声音朗诵这首诗”。西装革履严肃紧绷的警察佩卢恰努适时出场。这位自认为是警长之子的年轻人一直对聂鲁达穷追不舍,从妓院到街头,从熙攘的城市到荒芜人烟的安第斯山,却又总是让狡猾的诗人在最后关头逃脱。所有历史都记录下聂鲁达在这段故事中不可推翻的结局——他成功逃往阿根廷,并流亡欧洲,继续歌颂他所热爱的世界。而电影则给予佩卢恰努一个意义模糊的结局——死亡或者重生。 一个意义丰富的聂鲁达——热情洋溢的斯大林主义者,人民的宠儿 我们所熟知的聂鲁达,是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是曾经流亡海外的政客,是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拉雷恩镜头下的聂鲁达则赋予这个人物更丰富的意义,他既热爱人民——他曾为异装成女人的男妓朗诵诗歌、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披上外套,同时也是人民的宠儿——共产党人保障他逃亡途中衣食无忧、妓女贫民替他隐匿行踪、甚至是农场主也愿意庇佑他逃脱追捕。 但他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捍卫者——斯大林的“情人”。他认为只有苏维埃民主制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即使这样总统府将铺满碎花生壳和碎酒瓶,律法尽是拼写错误,但“墓地里再也不会充斥着被处决的政治犯”,却浑然不觉古拉格的噩梦真相,这是他作为诗人的天真无邪和盲目热情。 聂鲁达也是一个沉湎于酒神精神的狂欢者,从不拒绝女人们的追捧和物欲享乐。他是舞会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轻抚白马深情朗诵“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他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内所拥有的特权,在与醉酒的女党员的争论中以玩笑化解质疑:共产主义实现后,所有人都将与他一样“在厨房里进食,在被窝里私通。”他是第一任妻子口中的善良人,以亲昵的口吻将第二任妻子Delia叫做“小蚂蚁”,却也经常耐不住隐居的寂寞与妓女彻夜纵酒狂欢。 拉雷恩对诗人并没有太多政治和价值偏向的判断,既没有颂扬,也没有同情,亦没有贬低,而是忠于表现他极端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诗意精神。电影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更多是出于对这个人民宠儿的爱。这样一个聂鲁达距离历史教科书越远,越是具有大胆而犀利的意义。 创造和被创造的佩卢恰努——在诗意上接近聂鲁达,在叙事上接近博尔赫斯 然而聂鲁达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唯一主角,它创造了另一个主角:追捕者奥斯卡·佩卢恰努。这也成为电影超越传记片格局的一个突破。在这个人物正式登场前,他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作为画外音就伴随着聂鲁达的出场一同响起,并贯穿电影始终。来自于警察的独白动摇了以聂鲁达为主角的地位,这既是一场虚构和真实人物之间的博弈,也是虚拟和现实的共振。 佩卢恰努既是追捕事件的参与者,是捕杀共产党人的压迫者,也是画外音中冷静克制的旁观者,而成为狂热而追求自由的诗人的对立面。他的自叙并不存在任何局限,仿佛来自于一个预知事件前因后果的幽灵,总是与先他行动一步的诗人同在,把未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以冷眼观看的讥诮观察聂鲁达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逃脱、每一次朗诵。 由佩卢恰努的画外音所带领的叙事创造了一个诗意的迷宫,让跟随他的视角探索故事的观众在观看中迷失方向。电影通过Delia之口宣布聂鲁达对这个追捕故事的创作主权,同时也宣布警察这个人物的虚构性:“在他的剧本里,我们都围绕着主角转……他创造了你,把你写成一个可悲的警察”。而佩卢恰努则对自己的虚构和配角属性表示不服,他说:“在我的故事中我抓住了他,我把他关进了监狱。我会让他入睡,然后看着他做梦”。这个故事的创作署名权究竟属于谁?是导演和剧作者安排了主角们的命运?还是热衷于追捕游戏的聂鲁达设计了这场盛大的逃亡?还是立志于留名历史的野心家佩卢恰努正在改写历史?这个故事的阅读者又是谁?是正在观看主人公命运走向的观众?是酷爱侦探小说的聂鲁达?还是被塑造成总统走狗,却在精神上越来越接近诗人的警察? 这场盛大的追捕和逃亡在智利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到达高潮。从汽车到摩托再到马匹,从三百名警察的大规模搜捕到单枪匹马的追逐,佩卢恰努的境遇陡转直下落入势单力薄的劣势。在濒临死亡之际,佩卢恰努在雪地里大声呼喊聂鲁达的名字:“巴勃罗!巴勃罗!”而他内心的独白却是“我一直在追逐雄鹰,却始终不会飞翔。”聂鲁达则循着枪声,朝着他的追捕者的方向走去。最终他们相遇了,聂鲁达这样描述他的追捕者:“是的。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警官,我的迫害者。”此时佩卢恰努的独白同时响起,与诗人的话语重合:“我那穿着警服的幽灵。我梦见他,他也梦见我。他观察我,调查我。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 佩卢恰努的独白充满聂鲁达般的诗意和暗喻,而这个人物被创造出来的方式则在文学的意义上更接近雨果和博尔赫斯。就像雨果笔下最伟大的逃亡者和最执着的追捕者冉阿让和沙威一样,佩卢恰努和聂鲁达彼此成就了彼此,彼此塑造了彼此。沙威从小生活在苦役营,对警长父亲的耳濡目染与父亲的不断“言传身教”,使这个人物被打上守护制度执行命令的烙印,正是他所摆脱不掉的宿命。沙威对于制度的维护和隐藏的恻隐之心成就了冉阿让在苦难之下的光芒,冉阿让的屡次逃遁和宽容善良,断裂了沙威作为政府工具的意义,而完善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人性意义。而佩卢恰努则在沙威的宿命之上更进一步,开始书写自己的命运。 最初佩卢恰努身上被打下这些反派人物所共有的烙印:政权和制度的走狗、残酷而不苟言笑的警察。然而在观察、追捕诗人的过程层中,他开始阅读诗人故意留下的侦探小说和诗集、亲吻诗人的第一任妻子、紧紧追随诗人的踪迹来到智利南部,而不断探索并丰富自身的意义。如果说聂鲁达的政治立场和浪漫多情还有历史记录可以追溯,那么佩卢恰努则像一块空白画布一样可以被任意涂抹。他的母亲是无名的妓女,而他父亲则有各种可能,既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既可以是仅有几个硬币的农和工人,也可以是拥有至高权利的警察局长。佩卢恰努出身的暧昧和无迹可寻正如这个人物的虚构性一样,充满流动的意义和不确定的认同感。 他的觉醒就好比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些参与观看自己命运戏剧的观众,和那些把自己放入小说文本成为主人公叙述自己经历的听众,僭越虚构而进入现实。在死亡之际,佩卢恰努终于挣脱了传统叙事中他应遵守的角色:伟大诗人的对立面、权力机构的抓牙、残酷无情的执法者,也跳脱聂鲁达给他设下的角色陷阱:一个局限于自我认知的可悲警察,而是亲自参与、书写、导演自己的命运悲剧,并意识到自己对于聂鲁达这个人物的反哺,而成为诗人逃亡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佩卢恰努的独白在最后道:“我本来自于字里行间,而现在我已成为有血有肉的人。” 这是导演和编剧背后的野心,他们像博尔赫斯一样想方设法让人物变成作品中虚构的读者和作者,而这种虚构终将延伸向一个更大胆的入侵现实的尝试,将虚构人物引向现实,而将观众引入小说/电影。电影阴沉的灰蓝色调,轻快旋转的镜头和不断变换的对话场景更是促成了这种虚构和现实混淆的迷幻气质。
《追捕聂鲁达》里,关于警探与逃犯、虚构者与被虚构者、政治与艺术,在这些众多的二元对立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影项,相互渗透。但这两个主体又似乎只是一个主体的两个面向,是智利本身的一体两面,在智利,一切暴力的,强权的,艺术的,理想的,肮脏的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我们如何在混乱中寻求康米主义。
这是个追捕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创作的过程。在警长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们渐渐辨认出聂鲁达的形象,一个极富魅力的天才诗人并且饱含着浓烈的政治理想,所到之处尽是人们的欢呼雀跃。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聂鲁达就如同一个拖着长长粘液轨迹的蜗牛。所经之处,都潜藏着他的痕迹。
在聂鲁达的逃亡中,聂鲁达流窜于智利的各个角落,从党员回忆到地下妓院,从北到南。我们又借由聂鲁达的踪迹漫游了智利。我们看到了智利的人民。
人民的概念,在全片中占据核心地位。警长一开始认同于自己的身份为一名警察的儿子,在追寻聂鲁达的过程中,不停的去感聂鲁达之所感,去寻觅聂鲁达的气息,到最后,他的自我指认转变为认同自己是聂鲁达的儿子,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概念,只有在20世纪的历史中才有如此深刻的内涵与意义,是20世纪的历史造就了人民,也正是人民才创造了20世纪的历史。当我们在谈人民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往往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在谈的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自觉,人应该拥有什么,人应该去抗争什么。Marx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但人民是比无产阶级更庞大的概念,他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但他们共属于人民。在电影中什么是人民?是工厂里朗读聂鲁达诗歌的工人,是妓院里歌唱的男妓,是路边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也是竭力护送聂鲁达的党员同志。所以,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是聂鲁达吗?不是,是聂鲁达背后的所谓人民的力量,是人民支撑起了聂鲁达,聂鲁达不是巨人,人民才是那个托起聂鲁达的巨人。人民相信理想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
在警长的追寻中,这是一场身份的找寻之旅,他透过聂鲁达反身看到了自己,一个警察与妓女的儿子,在阅读聂鲁达的作品中,他又分享了聂鲁达的生命,他又变成了聂鲁达的儿子。而聂鲁达的生命是人民所给予的,所以他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儿子。这是一场盛大的追捕,也是一个盛大的身份认同,由政治下降到平民。当警长对着总统秘书的轻蔑言论说:“没有什么平民可以站在我的头上。”,他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所以聂鲁达也一直将他书写为一个配角。直到最后,意识到人民身份的他,聂鲁达将他的名字书写了出来,他终于成为了历史的主体,成为了主角。
再回到聂鲁达,作为诗人的角色,他所承担的就是见证与书写,他是人民的口舌,是一切无声处的发声者,为历史的无言处去做辩护。他的笔,如同上帝,上帝说有光于是便出现了太阳,诗人见证了苦难,于是就有了诗篇。诗人高大的同时也必须卑微,他必须接受一切人的爱意与吻,聂鲁达在面对男妓的拥吻他毫不抗拒,这就是诗人之使命所在,要有融入黑暗、融入混乱的能力。要融入酒精,妓女,歌声。所有的高雅都是布尔乔亚对诗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诗人应是混乱的集合体。诗人的笔墨从不为他自己而生。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
失望,废话真的太多了,前四分之三镜头和剪辑上各种暗示人物关系,旁白却还在那唧唧歪歪跟你贫,连带本来的Noir腔调都给带偏了,最后的雪原戏更是生怕观众还看不明白似的再叨叨叨解释上一段,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意境全被自个儿给说得掉了价。
通过提前构建好的叙事文本——警长的旁白,叙事进行中的人物以全知的视角提前透视了将来的事。片头的场景设置泄露了整个事件的荒诞,因此聂鲁达的逃亡与警长的追捕形成了类似消除紧迫感的舞曲,节奏性地你来我往。于是电影叙述的核心不在此刻的境况,而是人物形象(双人)的重新塑造。(待上映重看)
娱乐大片,形式大于内容(/故弄玄虚),总体是个造神追星片,把主角换成个流行巨星(举例:JB),拍出来效果也是一样--看完也不知道聂鲁达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另外真的不是黑吗?搞了半天这个脑残粉还是编的… 拉雷恩这样下去不行啊!片约不断,但电影思想内核还不如《智利说不》那时
喜欢聂鲁达的诗。明明剧情是追捕聂鲁达,但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都非常冷静,过于冷静了。台词确实很有诗意,但是警察角度来叙事有点奇怪,电影整体浮于表面,对聂鲁达的人物刻画不深刻,一般般吧。
6/10。四周布景的灯光使画面有种透明复古感,以黑色喜剧的乔装手法解构聂鲁达多面性格:在化妆舞会和妓院打扮成女性,最后戴大胡子变身阿道克船长、雪地骑着马终结了对手,开场在小便池与政客争论、被餐厅女招待质问享乐主义与共产信仰背离;伴随内心独白的碎剪叙述令人一头雾水,人物和故事毫无火花。
译名很好,比原名不那么让人疑惑。和聂鲁达关系不大,我认为形式大于内容。墨西哥梁朝伟挺帅。
文学与电影的诗意衔接,异色流动的人物传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近乎痴迷的追捕——那时候人们不追星,追的是拥有旷世才华、人格魅力的巨匠:聂鲁达、毕加索、爱因斯坦...最后15分钟逼格上天。
逃逸出文本的角色,在对自我现实的「塑造」中,也完成了被诗人在字里行间的「塑造」,直至谢幕,才与精神上的领路人完成统一——从宏观讲,也是智利国内政治势力的分合关系;而作为撰写者,也在诗歌的外衣下「塑造」个人历史,以及完成被公众「塑造」的形象。
【金馬初體驗】ALL DETECTIVES ARE IN LOVE。繼Tony Manero之後最喜歡的一部Pablo Larraín。也原諒了自NO之後(無謂地)沿用的視覺風格。可惜最後十分鐘稍為變成「我們都是聶魯達」式的的歌功頌德。
聂鲁达一登场,我就换台了。他那油腻的发际线和鸡贼的眼神真是让人欲看不能。那首能让女人幻想着白马王子嘴里衔着玫瑰花的情诗——你曾经或许爱过我,我也曾经爱着你——其实不难写。我稍稍发挥一下:我曾经瘦过,在最当时的季节,现在我肥了,但我毫不在意。
三星半。非传统传记片,而是走进聂鲁达的作品,他的精神,他的自大,他的愤怒。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重要,他无处不在,只要有人的地方,有反抗,有爱,有悲伤的夜晚。他的诗歌翱翔于天空,他的精神潜入大地,监牢,痛苦。悲惨世界式对照般的人物,他们互相追逐,互相观察,互相成就,互相书写
#nziff 看电影前先去美术馆看拉美艺术展,两部纪实性的片子后终于来了部风格独特的。突破性的拍出了独有的诗意,也唤起了我好几阵的睡意。看着大腹便便的聂鲁达在粉丝面前朗诵"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句",我脑海里浮现出大学夜半熄灯后,在电扇和手电筒下翻来覆去读那二十首的情歌,十年了
吃包子的时候从来不会思考阳光,因为裹腹只是为了生存。喝咖啡的时候不会担心阴雨,因为慵懒是为了生活。我们活在了一个有了包子但不知如何品味咖啡的时代,向往着诗,却没有真正的痛苦与挣扎,唯一的迷失,还是那无底的房价和不甘的梦。追捕的不只是聂鲁达,是没有翅膀的飞翔。
果然评分比较两级分化,其实这就是南美版的《帕特森》,多了些迷幻风格的叙事,一样诗情弥漫。挺美,相爱相杀,在雪山上精神合体。
美图式摄影确实拖低了电影整体格调(尤其在美术相当好的情况下),但敢说到底传记片就是导演试图去追踪原型的一段充满着歧途、误解,可又不乏真诚乃至以心换心、以血鉴血的旅程,这个电影的做法何尝不是对这种“追踪”充分的自觉。
總算搞懂《第一夫人的秘密》給人的芒刺之感從何而來,不是多了歷史,而是少了旁白。
你以为是诗人与警察的周旋较量,不想却被带入了诗歌的迷宫。星夜兼程的追随,触不可及的枪声,最后化为了自由歌颂。盖尔·加西亚踩上摩托车时,我就想导演太坏了,这个梗,绝对是来自《摩托日记》,格瓦拉乘着聂鲁达的诗歌穿越了美洲大陆。刚到智利时,年轻小伙欢呼着:我们来到了聂鲁达的故乡。
也许是因为前年拉美行时参观过聂鲁达的故居印象深刻,昨晚打开了早就下载的这部2016年的电影,发现它堪称神作!革命与追捕,逃犯与警察,真人与虚构,现实与想象,全被聂鲁达的诗篇及导演的魔性视听画面融汇在一起了。豆瓣真是个好平台,短评可以让你迅速地了解该片水平,长评专论的水平之高、看片之细、分析之独到也是让我这个多年教电影的老师自叹不如。有的瓣友还整理了聂鲁达的诗篇中文不同版本译作、节选了诗人自传里关于这次逃亡的记述,对比着读下来,更觉得本片编导创作之不凡。
本片围绕智利当代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由于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加入智利共产党,遭受了政府的迫害与通缉,最终躲入地下离开智利
這戲氣質太奇特了,復古混雜著後現代(連拍開車畫面都特意用早期片廠做假拍法),對話場景intercut亦真亦幻,從些許的乏悶到最後竟然醞釀出魔幻的詩意。如此大膽的手法拍真實人物實在是特別